刘永明 巨澜

摘 要：第二代男性成员外出务工，使得家庭生态失衡，严重制约了西部农村留守家庭生活质量的提升，影响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同时也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笔者通过课题组对盘古村和新站村的实地深入访谈，对所获取的一手资料进行整合，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出发对西部农村留守家庭的社会支持网络进行质性研究。笔者发现，西部农村留守家庭对家庭生态环境主观能动改变意识弱；对于社会支持资源的整合行动力差；在家庭生态构建中重物质轻感情。

关键词：农村留守家庭；社会支持；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8）03-0085-03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外出务工者数量日益增多，留守家庭的数量庞大，而这些家庭的健康运行是农村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基石。如何解决农村留守家庭的困境，是政府和社会必须面对的，同时学界对于农村留守家庭的关注非常有限，研究也是处于零散的状态。

一、现象与问题：脆弱不堪的留守家庭生態系统

2015年6月9日晚11点半，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留守儿童在家中疑似农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2017年11月一名13岁的留守女孩，被48岁的邻居大叔强奸，生产前一日才知怀孕……诸如此类留守家庭的惨剧时有发生。

近年来，农村留守家庭的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和社会的密切关注，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对农村的关注，对农村留守家庭的关注。2015年的一号文件提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繁荣农村，必须坚持不懈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让农村成为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若干意见》的发布，着重提出“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人关爱服务体系。”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是中央指导三农工作的第14个中央一号文件。文件中再次提出“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人、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从建立健全到健全这个用词转变，突显了中央在留守问题上的坚决态度。

西部农村由于地理环境处于劣势（土地贫瘠，可耕种面积小），西部地区的留守家庭比例在全国中更是居高，数量更甚之。由于常年留守在农村的是老人、妇女和儿童，改变了以往的传统的家庭结构体系。当家庭劳动力资源重新分配后，西部农村家庭的结构体系面临新的架构，同时家庭成员在互动中角色扮演也面临新的挑战，家庭内部的支持关系网络分布也会发生变化。

二、文献综述：以支持论为主题研究留守家庭的理论

在中国知网里以“留守家庭社会支持”为关键词搜索到的文献并不多，而以“社会支持”为关键词搜索，则会出现很多文章是对留守个体社会支持的理论研究。

社会支持理论的研究最早是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应用在医学领域中主要用于精神方面的治疗，后来被社会学家应用在对社会领域的研究。笔者梳理前辈们对留守家庭社会支持理论的分析可以分为两种：正式的社会支持和非正式的社会支持。前者包括政府、社区和社会组织的支持，后者包括家族支持和邻里支持[1]。高源认为有效的社会支持是基于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农村留守家庭和外界的互动其实质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互动。社会支持主体之间互动严重缺乏，政府支持不足，非政府支持薄弱，传统社会支持减弱；留守家庭自我认知偏差，家庭内部互动角色混乱，存在互动符号和文化冲突等问题，并就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2]。

前辈所做的关于社会支持理论的研究中，更多应用的是量化研究的方法，从问卷调查，到数据分析，从结果比对，最后得出研究结论。此类研究调查群体的范围大，数据精准，结论具有可逆性，但是调查涉及内容大相径庭，未能从根本深入分析主体所处客观环境，以及对调查个体的差异性比对不显著。笔者试图从质性研究出发，从对不同个体的深入访谈，意图弥补量化研究的不足，以此进一步完善对留守家庭的研究；同时从社会支持理论的视角展开对西部留守家庭生态环境的分析，希望能够见微知著，以小见大。

三、社会学分析：群体生态视角的社会支持理论

本文的研究资料是课题组在甘肃省武山县鸳鸯镇盘古村（编号为WY）和甘肃省通渭县华家岭乡新站村（编号为TH）的实地深入访谈调研。之所以选定WY和TH为调研地点介于以下考虑：武山盘古村是县级的第三大镇鸳鸯镇的村落之一，近几年，鸳鸯镇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蔬菜产业，但是盘古村属于外出务工人员最多的村落之一。而通渭华家岭乡新站村位于甘肃中部，耕地充裕但是根据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响应国家号召积极退耕还林，近几年外出务工人员增长迅猛，故选定为二者为调研地点。由走访调查来看，家庭主要劳动力外出打工造成家庭分割的状态在西部农村相当普遍，而这种分割状态使得家庭原生的生态环境被打破，笔者试图从群体生态视角出发对西部留守家庭的社会支持理论进行分析。

笔者将留守家庭分为三种关系：同辈群体生态支持网络，跨辈群体生态支持网络，越辈群体生态支持网络。A代表第一代留守家庭成员，B代表第二代留守家庭成员，C代表第三代留守家庭成员。其中A，B，C家庭成员是同辈群体，AB、BC家庭成员是跨辈群体，AC家庭成员是越辈群体。

从上图中我们会发现B辈男性成员是家庭生态系统构建的重要纽带人物，也可以说是承上启下的核心人物。一旦第二代男性成员在家庭生态系统构建中缺失，相当于在子角色扮演中让父母失去“定海神针”“顶梁柱”，在夫角色扮演中让妻子失去“主心骨”，在父角色中让孩子失去“一片天”。生态环境是个人依托的基础，个人是生态环境存在的前提。生态环境要发挥整体功能，内部各要素需要相互支持，构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系统。

（一）同辈生态支持网络

在留守家庭中同辈群体有两种关系，第一种，夫妻关系，第二种，兄弟姐妹关系。

在留守家庭这个亲密关系的群体中，A辈夫妻关系较之B辈夫妻关系有所不同，如A辈夫妻在原生态家庭中鲜见分离（除了生死离别），而B辈夫妻关系由于男性外出务工原生态家庭被打破，丈夫角色在亲密关系中缺位。而B辈的原本是家庭生态关系建立中最为核心的部分由于男性成员的外出打工而亲密关系被打破。“丈夫外出务工……因空间距离而无法长期与妻子沟通生活，因而减弱了夫妻之间的情感满足和支持，并导致婚姻的情感满足功能进一步弱化。”[3]

就外出务工男性而言，背井离乡，“抛弃妻儿”也是他所不愿意发生的，但是近年来由于婚嫁市场水涨船高，娶媳妇很“贵”，当部分农村家庭攒钱借钱娶了媳妇之后，面临的生活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同时若是没有给予女方生活上的保障，又会担心媳妇“跑”了，所以男方外出务工在一方面来讲是还“借钱娶媳妇”的礼金，另一方面也是增加家庭收入，使得家庭收入多元化，用空间的分离换来物质积累，在家庭生态系统中通过强化物质支持关系，来弥补情感支持的疏离，能够更好地让家庭生态系统续存。正如田毅鹏教授所说“人们开始意识到着力建设独立于国家、单位、市场以外的社会支持体系的重要性。”[4]

西部地区因婚致贫的家庭，如在WY1中，为了给儿子娶媳妇，不仅修了房子，还借了10多万的外债给了彩礼。TH4案例中，留守妇女说到没钱时爱吵嘴，有钱还好，就想着把钱挣来就好，其他家庭事务有他没他一个样。夫妻关系是否和谐与男性的经济收入以及所处的家庭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关系，如，媳妇嫌穷，跟别人跑掉了。较之以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说法有很大的差别。随着社会流动性加强，人与人、家庭与家庭之间的横向对比日益明显，如果家庭成员对自己所处的家庭经济物质条件不满意，可能会发生“抛家弃子”的做法。

TH3案例中，三个儿子，两个结婚的儿子媳妇都因为条件差离家出走，剩下小儿子现在找不到媳妇，条件太差，没有人愿意嫁过来，也娶不起。在同辈夫妻关系中，男性试图通过外出务工强化家庭生态中的物质支持，以此来加强社会认同感。由于近几年农村婚嫁市场水涨船高，因婚致贫现象频发，“他们不再把村籍或出身作为个人评价的依据，越来越通过消费以显示出自己的挣钱能力。”[5]同时，家庭的组建后若是缺乏物质积累的长期动因，夫妻关系可能会出现“贫贱夫妻百事哀”，甚至亲密关系的破裂。

在同辈群体中夫妻关系是姻亲关系，兄弟姐妹关系是血亲关系，但是随着中国实施计划生育以来，我们会发现在第二代成员中兄弟姐妹关系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在第三代成员中兄弟姐妹关系数量较至第二代大幅下降。

但是在留守家庭中第三代成员中若有兄弟姐妹，和留守家庭的独生子女相比，家庭支持关系会有所不同。在同辈群体生态中留守家庭子女中年纪较大者，在生态环境中会扮演缺失的角色，来替补生态环境的不足。留守儿童则需要增强自己在家庭生态系统中角色的扮演的弹性，充分弥补家庭生态的原有的缺失。主要体现在同辈中：系统生态学认为，系统整体的组成是由个人与环境相互依赖组成。因此当家庭生态中为父者缺位，父爱缺失，家庭成员若是有能力会根据情景需要来扮演这个缺失的角色，如案例WY1中哥哥在妹妹被人欺负的情景下会扮演父亲的角色来保护他，强化为兄（姐）对幼者的关系支持。但是当哥哥遭受欺负时，在关系支持中则显得“孤立无援”，只能寻求同村中的同辈群体，但是此类关系支持在家庭之外，存在更大的不确定因素。同时此时更多的是情感支持，长兄或者长姐在弟妹受到欺负时角色转换，但是，当他们遇到此类情况则在家庭中的支撑就会落空。

在WY1案例中，“人来疯”的妹妹，在学校如果有人欺负，哥哥是要打回来的，哥哥觉得他可以欺负妹妹，但是别人就不行了。但是哥哥被大孩子欺负了，要么是找一帮别的小孩子打回来，要么就自己受着，和老人说了也没有用。同时家里老人若是要教训孩子，两个孩子也是相互帮衬着的。在家庭生态系统的构建中，儿童在家庭核心成员缺失的情形下，在需要扮演“父愛如山”的角色中对兄（姐）进行了支持，但是当兄（姐）面临外界挑衅时，支持网络则是从家庭外部延伸，在家庭内部生态系统的自我调整则显得苍白无力。

（二）跨辈生态支持网络

在留守家庭中跨辈群体有两种关系，第一种是A辈和B辈关系。第二种是B辈和C辈之间的关系。（在农村家庭中一般都是老人选择与一个儿子共同生活。）

由于儿子外出打工，老人生活上不仅需要自我照料，更有照料家庭重担，如，田间的劳作，孙子孙女的养育，守好家门。古语说“父母在，不远游”，所谓天伦之乐不过儿孙膝下，但是老人自己更是清楚外出务工也是为了维系家庭生态的续存，所以为了顾全大局，老人挑起了重担。在此情况中第二代男性成员意图通过外出打工强化家庭的物质支持，但是物质支持的强化无法弥补核心成员在生态系统中的缺位。

在TH2案例中，老人提到自己的女儿不常来，来了也没有钱给，说上两句就走了。其实老人还是希望儿子在身边互相照应，因为老人身体不好，觉得自己可能会突然去世。在传统的父权制社会里，男性成员是一个家庭的重要枢纽，绝大多数农村老人都是和自己的男性血亲关系者居住在一起（主要是指财务不分家），而和自己的女性血亲关系只是保持一定联络往来，或许有财务支持但是各自持家。但是生活在农村的老人对于女儿的期望也并不是很高，在日常生活如果能给予帮助，也好，但是若是没有，则没有过多指望。正如所说“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

在TH1案例中，老人说女儿是旁人家的（不是自己家的，是婆家的），回来看看但是钱是不会给的。在TH5案例中，老人有两个姑娘一个在酒泉不常来，太远了。一个在跟前经常来拿些好吃的（蔬菜，水果之类）。在TH7案例中，两个女儿有时会来看看老人，在访谈中老人没有提到物质帮助。老人和出嫁的姑娘在家庭生态系统的构建中，情感的支持是强关系，但是在物质支持方面是弱关系。

儿媳和公婆的关系，在儿子外出务工时会有显著的变化，在常态中儿子理应在家中扮演润滑剂，调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而因外出务工长期不在家中，对生活日常琐事的调和更是无从谈起，但是“公婆在儿子外出务工时，一般会在儿子和媳妇之间充当融合剂的角色，使其关系更加和睦，特别是当儿子出现有损夫妻关系的行为时，公婆会从维护儿子家庭稳定的角度教育儿子，并安抚媳妇，从而增进留守妇女对夫妻感情和共同生活的信心。”[6]

在WY2案例中，家里有三个孩子，其中二女儿学习不好，孩子母亲管不住（说了不听，打了也没用），但是二女儿怕父亲，他在家的话，孩子就比较听话了。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之间由于父亲在家庭生态系统中的缺失，留守妇女就需要“既当妈来又当爸”，这就需要孩子的母亲在生态系统中强化角色扮演的能力，除了日常衣食住行的照料之外，还需要在教育问题上充当较为严厉的父亲角色。帕森斯认为家庭有两个主要功能是初级社会化和人格稳定化，其中在亲子关系中父亲在家庭中的缺位，教孩子如何做一个社会人，则转嫁到母亲身上，而对孩子而言，母亲的替代性权威是可被“挑战”的，并非自愿地服从和支持。

（三）越辈生态支持网络

在留守家庭中越辈群体有一种关系：祖孙关系，即A辈与C辈之间的关系。

在祖孙关系中相互情感支持是最主要的，首先孙辈对祖辈而言是最大的希望寄托者，也是外出务工者最大的牵绊之一，由于家庭资源的向下一代流动加速，孩子的成长是成为家庭的核心命题，父亲外出务工希望能够改善家庭境况，给孩子能够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学习条件等，能够拥有更好的将来。

在WY1案例中，老人多次强调自己特别辛苦，三个儿子的六个孩子都是自己带大，尤其是带老三家的两个孩子自己格外的累。农村老人在儿子成婚娶媳妇之后，原本是该安享晚年，但是由于家庭生态系统中父亲的缺位，需要老人强化支持网络，担负家庭生产的重担，同时还要担负生活的重担。但是老人年事已高，精力能力有限，在角色扮演的多元化中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如，在教育问题上由于老人的本身资源能力有限，则显得无能为力。同时，家庭资源也是向下流动，留给老人的时间和空间都被挤压，挤占了留守老人的养老资源。

儿童在成长期缺失了父母亲的陪伴，祖辈的陪伴在此时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却又显得很“鸡肋”。对于儿童，由于父亲在日常生活照料和学习教育上的缺位，也是无助的，在乡土社会若如一个家庭中没有成年男性“撑腰”，在村落里很容易受到其他孩子的排挤和欺压。在WY5案例中，小孩说有个男生老师欺负她，要是爸爸在的话就能帮忙了。在TH5案例中，老人说，孙子就要他爹妈教，他也不会教。老人也很少过问学习的事情，因为自己听不懂也就不问了。当儿童在遭遇外界不公对待时，需要充分训练儿童整合外部资源，利用社会支持网络，能够形成一套参与社会、寻求帮助和帮助他人的支持体系。同时，由于祖辈自身资源有限，在家庭生活中更多地承担儿童的日常起居，而对于儿童学习教育、心理路程，以及发展需求等不甚关注，因此应该鼓励孙辈与祖辈的信息交流，以搭建更加完整的家庭内部的支持体系。

四、结论与讨论

在调查研究中笔者发现：第一，西部农村留守家庭对目前的家庭生态环境更多的是逆来顺受，对于外部资源的支持整合行动不显著。第二，西部农村留守家庭生态脆弱不堪，如若家庭发生变故，抵御外界风险能力弱。第三，家庭成员内部对于核心成员回归家庭更多的是情感期待，而迫于现实压力停留在思想层面。第四，家庭成员之间的支持意图通过物质支持，来替代情感支持和关系支持，在家庭生态环境的维护更注重物质的积累。

虽然国家通过强有力的政策支持解决了部分西部农村留守家庭的困境，但是由于家庭的个体差异较大，“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困难又不尽相同，而政策的制定是宏观层面的，实施又具有滞后性，在短时期内解决现实困境是有一定难度的。面对西部农村留守家庭日益严峻的发展态势，则更多的是要各界各级联动，携手共同改善西部农村留守家庭的困境。

参考文献：

[1]王云飞，高源.论农村社会结构变迁与农村留守家庭的社会支持[J].求实，2015（6）.

[2]高源.农村留守家庭社会支持研究——以院南F村的调查为例[D].南昌：安徽大学，2015.

[3]吴慧芳，叶敬忠.丈夫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心理影响分析[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1）.

[4]田毅鵬.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管理之痛[J].探索与争鸣，2012（12）.

[5]李怀.婚嫁消费升级的意义供给机制转型：一个多重逻辑的分析[J].浙江学刊，2017（3）.

[6]陈飞强.村留守家庭的夫妻感情变化及其影响因素[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