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姗姗 王 金安

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一、引言

《中庸》被尊为四书之一，是一部对中国的思想、教育有着重要影响的儒家典籍。它的英译主要是19世纪以后。早期《中庸》英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雅各和辜鸿铭的英译本上，随着中国典籍英译研究的发展，其他译本（主要体现在多译本的比较研究上）也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其中安乐哲、郝大维《中庸》译本因其对中国哲学独特的阐释和突出中国文化的异质性引起众多典籍英译研究者的兴趣。笔者发现目前安、郝译本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对安、郝译本中某个核心概念词或重点篇章的英译研究；二是从某种哲学视角对其译本进行解读，主要包括过程哲学，比较哲学，阐释人类学以及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等。但无论是对译本中某个核心概念词或重点篇章的英译研究还是从哲学的视角对译本进行解读，译本都在无形中与源语文本进行比较，比较的标准是译本是否阐释了中国哲学的独特性，鲜有研究者采取以译语为导向的研究视角。

二、描述翻译学

传统的翻译理论是规定性的，以原文为中心。规定性翻译研究以源语为导向，通过对比源语文本和译本评估译本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忠实于源语文本的译本被认为是好的翻译，对等（equivalence）、忠实（faithfulness）被认为是翻译的标准。然而以源语文本和译本的比较为基础的翻译标准是静止的和封闭的，它忽视了目标语言系统中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对译者的影响和限制。描述性翻译研究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是在规定性研究的不足的背景下产生的。与规定性研究相反，描述翻译研究是描述性的，面向译作的。它将译本置于译语的文化系统当中去探索译本与其所在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客观地描述实际发生的翻译现象而不是制定规范，作出价值判断。规定性翻译研究局限于单纯的文本构成的静态、封闭空间，而描述性翻译研究则突破了单纯的文本的限制，探讨文本以外的因素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包括制约翻译行为的历史、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

后来以色列翻译理论家图里在做了大量描写性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翻译规范（norms）理论，进一步发展了描述翻译学理论。图里认为社会文化对译者影响的两个极端是绝对的规则（rules）和纯粹的个人喜好（idiosyncrasy），规范是介于绝对的规则（rules）和纯粹的个人喜好（idiosyncrasy）之间的主观因素。图里将翻译规范分为三类，并且阐释了每一类翻译规范对译者翻译活动的指导作用。起始规范（initial norms）即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对源语语言文化系统或目的语语言文化系统的偏向性。若译者选择靠近源语语言文化系统，则译文的特点是遵循原文的语言结构；若译者选择靠近目的语语言文化系统，译文就会偏离原文的语言结构向目的语语言结构靠近。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以及是直接从源语言译入还是从另一门语言转译构成翻译过程的预备规范（preliminary norms）。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通常受到某一特定时期宏观翻译政策的影响，即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政策。同时目的语文化所倾向的作者、作品时期、文体类型、流派也会影响译者的选择。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s）直接影响翻译过程中译者的选择。其中的结构规范（matricial norms）控制文本内容的安排取舍等宏观层面，文本—语言规范（textuallinguistic norms）则控制文本的句子结构、遣词造句等微观层面。

三、安乐哲与郝大维英译《中庸》

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对源语语言文化系统或目的语语言文化系统的选择构成翻译过程的起始规范，在实际翻译中,译者的决定通常是两种选择的妥协。一方面，安乐哲与郝大维的《中庸》译本通过突出了中国文化的异质性更加确保译文的充分性(adequacy)，特别是体现在对儒学核心词汇的阐释上。例如，两位译者对“天”、“诚”、“仁”等儒学核心词汇使用了音译的方法，并且保留了汉字，而不是使用“Heaven，God”等容易让人产生西方神学联想的词汇，直接避免了宗教的或形而上学的译名给读者带来的干扰或误解。另一方面，安、郝的《中庸》译本通过文化类比确保了译文的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例如：两位译者把“独”比作杜威（John Deway）所说的“individuality”，并且他们将“慎独”中的“独”解读为自我与社群的关系，使“独”具有了社会性内涵。译者通过目的语文化中杜威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与源语文化中儒家思想的相似之处（都关注的个人与社群的关系问题）向目的语读者阐释中国文化，这是因为传统的中国哲学思想与西方哲学思想存在着本质的不同，所以要把中国的哲学思想介绍给西方读者，必须用与之相似的思想源泉来阐释中国哲学。当今国际社会之间的交流仍然是以英语为主导，因此为了确保译文的可接受性即让异质的中国文化被西方读者理解，在翻译过程中源语文化内涵的丢失是不可避免的。

预备规范涉及翻译政策以及翻译的直接性问题。翻译政策即译语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方面的政策，以及译语文化所倾向的作者、作品时期、文体类型、流派以及翻译过程的文化背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事务影响力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开始对中国的社会文化产生兴趣。《中庸》被尊为四书之一，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对中国的社会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安乐哲、郝大维在解读《中庸》时重视个人与社群的关系问题，发掘儒家思想与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思想的相似之处，因为该问题是当下西方社会由个人主义思想膨胀导致的一对关键矛盾。从译者自身来看，安乐哲既是汉学家也是哲学家，长期致力于中西文化的研究，郝大维是哲学家，主要从事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以及古典中国哲学的研究，他们的合作可以确保更完整地表达《中庸》的哲学思想。安乐哲在“辨异观同论中西——安乐哲教授访谈录”中指出汉学家们在《中庸》的翻译上存在不少的问题，例如他们将“义”翻译成“righteousness”，而“righteousness”意思是“按照上帝意志行动”，容易让读者产生西方神学联想。并且这是《圣经》用语，日常生活中很少用到。由此可知，译者对文本的选择既是社会的需求也是自身期待的结果。另外，安、郝两位译者对《中庸》的解读参考了朱熹对《中庸》的注解，有利于对《中庸》的哲学内涵的正确理解。

操作规范包括结构规范和文本——语言规范。结构规范控制译文语料在文本中的位置、分布形式、段落组成。译文中的省略、增加等也可能都由这些操作规范决定。文本——语言规范控制语料的选择和决定适当的语体。笔者将通过对比《中庸》原文和安、郝的《中庸》英译文来探讨操作规范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对译者选择的影响。

例1：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第一章）

安、郝译文：What tian（天）commands（ming命）is called natural tendencies（xing 性）;drawing out these natural tendencies is called the proper way（dao道）；improving upon this way is called education（jiao教）.（Ames&Hall，2001:89）

通观整段译文的选词，译者使用了较多的动名词，以及表示动态性的词“command”“tendencies（倾向）”。译者的选词一方面是为了体现了中国哲学的过程性，另一方面也使外国读者把中国哲学中的过程性与美国哲学家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产生联想。为了说明儒家思想的过程性，安、郝两位译者希望通过西方过程哲学这座桥梁为中西对话提供可能。

例2：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中庸》第二十五章）

安、郝译文：Consummating oneself is authoritative conduct（ren仁）;consummating other events is wisdom（zhi知）.This is the excellence（de德）of one′s natural tendencies（xing性）and is the way of integrating what is more internal and what is more external.（Ames&Hall，2001:106）

众所周知汉语的句子之间常靠内部的隐性逻辑关系联系在一起，表面“形散”实则“神聚”；而英语是重“形合”的语言，句子与句子之间语言形式紧密结合，逻辑关系清晰。译文中“This”属于前指，译者在译文中用“This”指明了原文中隐性存在的主语“仁（authoritative conduct）和知（wisdom）”，并且译者在这里使用的是单数，向读者说明了仁和知是作为一个整体充当本性的德行。

四、结语

目前《中庸》的英译研究多集中在译文与原作的语言比较上，以及译文是否传递了原文文化的异质性上，然而传统的规定性研究已经无法解释《中庸》英译过程中必要的“叛逆”问题。描述翻译学为《中庸》的英译提供了更宽阔的历史视野，弥补了《中庸》英译规定性研究的不足，同时描述翻译学以译语为导向的研究视角也为古籍的英译及其研究提供借鉴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