贲 玥

南通大学文学院

郑日男教授现任延边大学朝鲜—韩国学学院朝文系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教研室主任，是韩国汉文学研究会会员，在朝鲜—韩国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比较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他的这本《楚辞与朝鲜古代文学之关联研究》是“朝鲜—韩国学研究丛书”之一，属于新的研究领域，与“朝鲜—韩国学研究丛书”这一系列中的其他书籍共同促进朝鲜—韩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

郑日男教授的《楚辞与朝鲜古代文学之关联研究》，考证了楚辞传到朝鲜的大致时间，简要介绍了三国、统一新罗、高丽、朝鲜朝这四个时期朝鲜文人学者接受楚辞的基本情况，其中郑日男教授将书的大部分篇幅放在了楚辞与朝鲜朝文学的比较研究上。他将所研究的文人按照历史时期进行了分类，这种编年体例的研究方法虽然常见，但是其研究却具有条理性，能够让读者对各个时期朝鲜文人学者接受楚辞的基本情况有一个直观简要的了解。最后郑日男教授综合考察朝鲜古代文人的楚辞观、接受楚辞的基本动因等。一言以蔽之，这一部分内容是对之前内容的一个全面的提炼总结，具有高度的凝练性。该书的研究结果有助于客观地把握楚辞在朝鲜的传播、接受与转化特点，为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接受研究提供了另类事例，对我国楚辞研究、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海外传播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在这本书中，郑日男教授将大量的笔墨用在了研究论述朝鲜古代文人“接受屈骚的诸形态”以及“接受楚辞之动因”上，这是这本书的一大出彩之处，为后来的学者进行相关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研究思路和方法。

关于“接受楚辞之动因”这一部分的内容，郑日男教授运用比较文学中的接受研究法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阐释。接受理论认为，读者对作品的阅读理解和反映是多种多样的，它承认读者对作品各自不同的理解，即认同“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之所以产生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任何阅读与理解都是以读者个人头脑中已经存在的某种意识结构为前提的”，这种意识结构也叫做“先结构”。正是这种先入为主的“先结构”见解构成了阅读和理解的个人色彩，产生了因人而异的理解和解释①244。郑日男教授就根据这一接受理论，从朝鲜古代文人所处时代的社会状况、文化基因的类似、他们的生平经历、人格、抱负以及才情等方面对他们接受楚辞的动因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其中，郑日男教授将文化基因的类似这一因素作为接受动因之一，并对此进行研究，这在一般的文学作品的接受理论当中并不多见，让人眼前一亮。关于“文化基因的类似”这一因素，首先，郑日男教授认为屈骚在委婉地流露出被喻为“美人”的君王之过的同时，表达直到生命结束也不背叛君国的忠心这一现象符合儒家君臣夫妇之间的伦理，也正是这一现象导致朝鲜朝文人用诗歌过多地抒写“忠臣恋主”内容的出现，并最终促使以谚语表白“恋主”或“恨”之情感的《思美人曲》系列作品的诞生。其次，李穑、郑梦周、金时习等一批像屈原一样至死与祖国共命运共患难，宁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绝不与新的王朝或新的政权妥协的文人，在“不事二君”、“死守节义”的层面上与屈原是相同的。比如，李穑为了不与李成桂集团妥协，而辞官隐退致使获罪被放。在李穑的《立秋》《自咏》等诗歌中就多次表露诗人一身清白，对君主忠贞不渝。郑梦周则不仅不与李成桂一派妥协，而且主动与他们进行斗争，结果惨遭杀害。

此外，在分析研究接受屈骚的诸形态时，郑日男教授根据接受者作品中呈现的楚辞因素进行了分类，将朝鲜古代诗歌接受屈骚的基本状况分为：楚辞“作者”、“恋主”形式、“香草意象”以及屈骚的其他意象或用语等方面。郑日男教授对接受者作品中呈现的楚辞因素进行分类的思想是正确的，可以方便研究者分类考察。例如，关于楚辞“作者”的接受，郑日男教授就分析出朝鲜古代文人的诗作中提到的楚辞“作者”以屈原为主，所写到的作者名称也颇多，主要有：屈原、屈平、正则、灵均、屈子、三闾、左徒、独醒人、泽畔人等。他们的诗作中接受这些“作者”的目的是，或赞誉屈原人格精神、或把被流放或遭不幸的自我与他人喻为屈原。此外，还有一些朝鲜文人在诗作中将楚辞“作者”和其他名士并提，分别放在上下两句相邻诗句中构成对仗，表达名士与屈原具有相似的品质，从而形成精神境界上的联系。

同时，郑日男教授在分析朝鲜古代文人的诗歌中所流露出的情感、主旨时，并没有单将目光局限于我国古代的楚辞，他同时分析了他们诗歌当中所涉及的其他一些作家、作品以及典故，这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拓宽了思考方向。比如郑日男教授分析出一些朝鲜古代文人在诗歌中表达“归隐”、“守拙”等心境时，就借用了“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所写的诗歌中的意蕴。高丽时期的文人郑梦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他的有一首诗当中就借助陶渊明之“归去来”的精神，决心断决对“美人”的思念之情，体现了郑梦周的“归隐”之心。郑梦周借用陶渊明《归园田居》第一首中“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之意蕴，表明要回到故里“守拙”，他厌恶官场的种种束缚以及对上司的无条件奉承，流露出归乡之意。这与陶渊明在彭泽做县令时，因不满官场的各种束缚才辞职归田的初衷是一样的。此外，还有一些朝鲜古代文人的诗歌中涉及杜甫、王安石等人的诗句，引用了《孔子家语》和东晋谢玄等典故。比如朝鲜朝时期的徐居正的一首诗中有“江头醉”一语，就源于杜甫《曲江二首》之二“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句。

另外，该书在进行分析阐释的过程中还引用了现代朝文所写的朝鲜古代诗歌的原文与中文释文进行对比，使得郑日男教授对诗歌的解读更具有信服力。

郑日男教授的这本《楚辞与朝鲜古代文学之关联研究》为中朝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理论提供了东方式的另类依据①275。但是，由于这是第一本研究关于楚辞与朝鲜古代文人作品的学术著作，所以在有些方面还存在着不足。

首先，书中所涉及的朝鲜古代的文人以及他们的作品都只是某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一些文人，并不全面，不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光就李氏朝鲜时期这一屈原作品接受的黄金时期而言，除了书中所涉及到的文人，还有金宗直、成海应等人。另外对于“实学派四大家”中的柳德恭、李书九两位文人，郑日男教授虽在书中有提及他们与屈骚存在关联，却未能够进行更深入全面的分析。其次，对于朝鲜古代文人接受屈骚的诸形态方面的研究，郑日男教授也主要集中在 “香草”、“美人”、“恋主”“作者”等最普遍的方面，而忽略了其他一些具有研究价值的意象。例如，动物意象：鸟、鱼、猿猴、马；神话意象：昆仑、凤凰、舜帝，以及音乐意象和建筑意象等。此外，郑日男教授在研究接受屈骚的诸形态时所采取的分类角度不够清晰，经过他分类后的那些楚辞因素，相互之间存在交叉牵连，有的界限并不分明。郑日男教授在进行分类考察的过程中也已经意识到自己选取的分类角度存在界限不明的问题。比如他在书中提到有一些“香草美人”的意象严格起来可以划分入“恋主”形式的意象当中①257。例如，郑澈的“前后美人曲”就以男女相悦之情来表现君臣之义及忠臣对君王的“恋主”之情。尽管郑日男教授未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对自己所采取的分类角度及时进行调整，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这也给以后的研究者留下了发展空间。其他学者可以在郑日男教授的分类基础之上不断更近，提炼概括出更为精准的分类角度。最后，可能是受到研究资料的局限，对于那些在研究过程中仍然存在疑惑的问题，郑日男教授仅是做了一个简要的提点，未能够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并解决这些疑惑。比如说郑日男教授对于朝鲜朝文人徐居正有一首诗当中的“不学灵均泽畔醒”一句，是否含有因“失节”而自责的意思存在疑惑，但在提出这一疑惑后却并未能予以分析解答。不过换一个角度思考，这也给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角度和广阔的研究空间。

此外，由人民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的第一版《楚辞与朝鲜古代文学之关联研究》当中存在一些错别字，比如第一百一十八页上错将《左传》的“传”印成了“转”。又如，第二百四十四页上错将“仁者见仁谓之仁，智者见智谓之智”的“智”印成了“知”，希冀再版时得以更正。

综观全书，郑日男教授著《楚辞与朝鲜古代文学之关联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学术著作，值得学者拜读、参考。

附记：本论文的指导老师是南通大学文学院教师贾捷。论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她的悉心指导，专此布谢。

注释

①郑日男.楚辞与朝鲜古代文学之关联研究[M].人民出版社,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