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七回起，《金瓶梅》的情节开始沿着不同于《水浒传》的道路发展，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西门庆如何主导小说叙事的走向。西门庆在小说行文将及三分之一处（第三十回）已经获得了三重身份—浮浪子弟、暴发商人与武职官员，伴随这三重社会身份之获得，小说家对其情场、商场与官场生活的画面徐徐展开、细笔勾勒。正如作者开门见山所宣称的，这部小说将直面古今的“情色”难关：“如今这一本书，乃虎中美女，后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西门庆浮浪弟子的本性及其对情色永不倦怠的追逐，构成其个性基调的原色之一，并且进一步转化为小说叙事的原动力。

在西门庆的声色犬马中，他的情场生活无疑占据了小说的主要段落。对于他的情场生活，小说家基本上以写实手法进行描写。但是，十分有趣的是，在有关西门庆拈花惹草的写实叙事中，读者可能会留意到一个看似微不足道但却饶有深味的物象—眼纱。如同猎人出猎需要准备防护用具一样，西门庆的猎艳之旅亦需一整套装备。相对于其炫人耳目的房中秘具，他的出行装备却较为低调，尤其是眼纱。

一

眼纱，又称眼罩、眼衣、面衣、面罩等。明人张自烈（1597-1674年）《正字通》中“帽”字条下梳理了各类帽式的演变及由来，谈到宋代帽式时有言：“宋又有衫帽，士大夫于马上披凉衫，妇女步通衢以方幅紫罗障蔽半身，犹唐之帷帽、羃䍦也，即今所用帽檐眼罩也。”依此记载可知，首先，“帽檐眼罩”是由帽子和帽裙—亦即纱、绢等轻薄材质做成的眼罩—两部分构成；其次，“帽檐眼罩”的形制、功能均与唐以来的羃䍦、帷帽等有直接的继承关系。

羃䍦本是胡羌男子的装束，多用藤席或毡笠做成高顶宽檐式的笠帽，四周宽檐骨架糊裱缯帛，然后用皂纱全幅缀于帽檐上，使之下垂，以障蔽面部和全身。缀于帽檐上的皂纱，称为“帽裙”。羃䍦的帽裙，长可至脚踝。羃䍦始现于晋代，《晋书·四夷传》载“西戎”吐谷浑男子“通服长裙，帽或戴羃䍦”。西北地区多风沙、日照强烈，将羃䍦与长裙搭配穿戴，可以遮风蔽日。北朝时羃䍦传入中国北方，一直到唐初仍为贵族男女的流行穿戴。《旧唐书·舆服志》载：“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着羃䍦，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此后则渐渐为妇女出行专用，以遮蔽脸部及身体。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使用羃䍦，它的功能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对宫女、贵妇等众多上流社会的女性而言，羃䍦障蔽全身的形制特征可以起到很好的避人耳目的作用，也正好迎合了社会舆论对女性出行不得抛头露面的规约。

上，下/日本平安时代市女笠搭配虫垂衣

（华梅《衣装日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曾将一种“近似加观音兜披风外衣”的帽式认定为“羃䍦”，尽管他已意识到佩戴这种帽子“脸部却少遮蔽”，与隋唐文献记载中所言“不欲途路窥之”的特征不尽相符。此后多种古代服饰的论著（如周汛《中国古代服饰大观》，重庆出版社，1994年；李薇《中国传统服饰图鉴》，东方出版社，2010年）都沿袭沈说，皆将此种帽式实物对应于“羃䍦”。然而，结合文献记载可知，羃䍦应当是遮挡面部乃至全身的，其样式或许近乎日本平安（794-1192年）中期以后十分流行的市女笠与虫垂衣的组合搭配。市女笠，最初为卖东西的女子所用，故以得名。笠帽帽顶高高凸起筒状“巾子”，帽檐宽平，最初用菅编制，江户时代（1603-1868年）也用竹、桧编织，并涂以黑漆。平安中期，上流社会女性外出常戴，可以直接戴，或戴在“被衣”上。“被衣”是平安时代以后，身份高的女子外出时遮挡头部并覆盖全身的一种着装。另外，佩戴市女笠时，往往在笠帽周缘垂下薄布或薄纱（即“虫垂衣”），长可及膝，类似羃䍦的帽裙。有关日本服饰文化的研究，往往将飞鸟、奈良以及平安时代前期称为日本服饰模仿隋唐的时代，而平安时代流行的市女笠和虫垂衣的搭配，很可能就是对隋唐中土之羃䍦的模仿。黄遵宪（1848-1905年）撰《日本国志》卷三十五《礼俗志》二载日本服饰风俗：“妇人出门蒙单衣，以蔽障全身，谓之蒙衣。……百年前画贱者，乃着高顶笠子于蒙衣上，今市女笠是也。后来晴雨皆用伞，无戴笠者，已而用蒙衣者渐少。” “蒙衣”，应即日人所谓“被衣”，“高顶笠”亦即“市女笠”。此种市女笠可遮风挡雨，男女皆可使用，一直到明治时代（1868-1912年）才为雨伞所取代。在以平安时代为背景的小说《罗生门》及此后据此改编的同名电影中，女主人公便头戴围缀虫垂衣的市女笠出现。当她与丈夫策马同行竹林中时，忽然一阵风吹开了帽裙，林中强盗得以窥见她姣好的姿容，因此勾动邪念，引发惨案。由此可证，与唐代女性佩戴羃䍦相似，日本女性穿戴市女笠与虫垂衣的初衷，也是为了在外出途中躲开路人的窥视，进而避免来自男性的骚扰。

棕色马尾环编菱格纹面罩左/出土时状态 右上/修复后正面 右下/修复后背面长25.5厘米 宽12.7厘米河北隆化鸽子洞元代窖出土（隆化民族博物馆编著《洞藏锦绣六百年—河北隆化鸽子洞洞藏元代文物》，文物出版社，2015年）

护眼罩为斜网纹地，插空编22个方棋纹样，纹样和地子的编结方法相同，通过结的密度不同显出花纹，地子部分的密度较小，花纹部分的密度较大。左右两侧包镶为织金锦，右侧宽5.5厘米，左侧宽5厘米。织金锦纹样为小方格显大菱格图案，其经向循环10厘米，纬向循环7.5厘米。系带缺失。

到唐中宗以后，羃䍦逐渐为更加轻便的帷帽所取代。《旧唐书·舆服志》卷四十五载：“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寻下敕禁断，初虽暂息，旋又仍旧。……则天之后，帷帽大行，羃䍦渐息，中宗即位，宫禁宽弛，公私妇人，无复羃䍦之制。”较之障蔽全身的羃䍦，帷帽更为短小轻便，帽裙长及脸部或肩颈，历历可见女性面容。到开元（713-741年）初年，《旧唐书·舆服志》载：“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帷帽又被更为开放的胡帽取而代之了。唐代郑仁泰墓出土的一件彩绘泥塑骑马女俑，头戴笠帽、围着黑色头巾，靓妆露面，与《旧唐书》中所载戴胡帽的情形十分接近。不过，骑马女俑很可能原本戴的是帷帽，由于帽裙年久脱落才露出了女子面容，成了今日的模样。从帷帽到胡帽的变化，可以视为则天朝（690-705年）女性地位提升与社会氛围趋于开放的合力所致。然而，好景不长，社会舆论终究难以容忍上层女性抛头露面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于是到永贞（805-806年）年间，无论男、女又戴上了一种与帷帽十分相似的“席帽”。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羃䍦、帷帽还是席帽，都不是特定的女性用物，但其避人耳目的佩戴目的与功能，却几乎专为女性而设、因女性而起。然而，有意思的是，避人耳目的后起功能一旦出现，便与其遮风避日的原初功能并驾齐驱甚至取而代之。在特定的场合和情境下，带有女性色彩的后起功能也可能为男性所利用。

白色马尾环编凤戏莲纹护眼罩左上/修复后正面 左下/修复后背面 右/出土时状态长28厘米 宽14厘米河北隆化鸽子洞元代窖出土（隆化民族博物馆编著《洞藏锦绣六百年—河北隆化鸽子洞洞藏元代文物》，文物出版社，2015年）

中心为一朵怒放的莲花，两侧有飞鸾翔凤相戏，下部两侧各有一朵垂莲。纹样和地子的编结方法相同，通过结的密度不同显出花纹，地子部分的密度较小，花纹部分的密度较大。罩上边镶5.5厘米宽的素绢，左右两侧包镶为织金锦。因年代久远，织金锦磨损较严重，组织不甚清晰。系带缺失。

据周煇《清波杂志》卷五“朔庭苦寒”则所载可知，眼纱早在宋代就出现了。与羃䍦、帷帽、席帽相似，眼纱的出现最初也是为了遮蔽风沙，在北方比较常见。1999年河北隆华鸽子洞元代窖藏考古发现中有两件“面罩”，一件用棕色马尾编织成菱格纹，左右两侧包镶织金锦，上部有一道纸边。高11厘米，宽25厘米；一件用白色马尾在菱格纹底上编成鸾凤戏莲纹，左右包镶织金锦，上部以素绢做衬在内，高13厘米，宽27厘米（田淑华《河北隆华鸽子洞元代窖藏》，《文物》2004年第5期）。有学者认为，这两件“面罩”与《三才图会》的“面衣”插图在样式上十分接近，只是没有缝缀绑带，将其定名为“面罩”固然得当，不过，若说这是两件珍贵的“眼纱”实物，应该更为精确（孟晖《淡雾轻烟罩眼纱》，《精品阅读》2012年第13期）。此外，依此两件眼罩的出土实物大小可知，其长不足以环绕帽檐，只够悬垂于正面帽檐，其宽亦仅可遮挡脸部。元人郑光祖（1264年-？）《智勇定齐》杂剧中，虎白长被黥了面，紧跟着有一段唱词：“脸上刺上字，我又不曾做贼，可是苦也。戴上眼罩子，回本国看秦将军怎的说。脸上刺字也不妨穿州经县，过村坊闹市丛中人看见，则是小的每嘈的我慌。”可见，眼罩可以挡住脸部的刺字，避开路人的注意和怀疑，从而掩盖难以启齿的经历。

明人佩戴的眼纱，当与这两件元代实物相差不远。明人王圻（1530-1615年）《三才图会》中有一幅“面衣”插图：在一片长方巾上，于双眼位置裁出“窗口”，并罩以轻纱；两侧上巾角各缝缀两条长带。孟晖认为，这两条长带显然是起固定作用的绦带，使用时于脑后交系在一起。这意味着眼纱可单独佩戴。明代佚名戏曲《渔樵闲话不分卷》第一折有一段关于“眼罩”的宾白：

【净云】我昨日去城里去，只见那马上的老爹每，怎么个个脸上穿着小裙儿？

【樵云】呸！那个是眼罩儿。

【净云】带着做甚么？

【樵云】他每怕灰尘。

推想“脸上穿着小裙儿”的情状，大概便是直接将眼罩系于脑后。不过，明人也常将眼罩与各类帽子搭配使用。例如，明人张一中《尺牍争奇》卷二收王世茂《与张不偏》书信中有“恐褦襶子不耐风日”之语，并有双行小字注解“褦襶子”曰：“褦襶，笠子也，以布绢为䄡，戴之以蔽日色，即今之眼罩。”这种将眼罩与笠帽搭配使用以蔽日色的做法，跟羃䍦、帷帽、席帽十分接近，只是形制上更为轻便了。

彩绘帷帽仕女骑马木俑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二

由于眼罩多用皂纱、马尾、绢、布等材质制成，因此除了可以防风沙、蔽日晒之外，还可以起到避人眼目的作用。这一功能与上文所述几种帽式一脉相承。有意思的是，随着眼纱在明代社会生活中的普及，其遮风避日的功用退居其次，而避人眼目的功能逐渐喧宾夺主。明人王世贞（1526-1590年）《弇州四部稿》中有诗《戏为眼罩作一绝》曰：“短短一尺绢，占断长安色。为何眼底人，对面不相识。”在明代，凡是遭贬谪的官员离京时，必须以眼纱蒙面，以示自愧。明人李开先（1502-1568年）为刘天民所作墓志铭（《四川按察司副使前吏部文选司郎中函山刘先生墓志铭》）中，曾叙及刘天民遭贬谪出京的一幕：

凡京职外谪者，失志惶惭，出门多以眼纱自蔽。先生之行也，路出故部，适值验封大点，吏人数千咸集焉，有识之者曰：“此吾恩主，无罪左迁者。”众乃拥之，马不得行。先生掷眼纱于地曰：“吾无愧于衙门，此物何用？”缙绅怜其去，郊外饯送。

刘天民当众扔掉了眼纱，直面故部吏人，以示内心清白。此举被李开先当作刘天民襟怀坦荡之人格的有力证据选入墓志铭中，也为后来著述者所采撷，编入到各类史料笔记中。由此可见，在明代社会生活中，以眼纱蒙面，往往指向坦荡、磊落的反面，带有遮掩、自愧的心理内涵。

彩绘釉陶戴笠帽骑马女俑唐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金瓶梅》中西门庆使用眼罩的情形，也基本上是为了避人耳目。综观《金瓶梅》全书，总共18次提到“眼纱”，2次提到“眼罩”。有意思的是，“眼罩”都出之于小说第七回之前，而“眼纱”均出现在第七回之后。首先，从佩戴眼罩或眼纱的场合看，骑马或骑骡子戴眼纱，出现了14次，其中12次是西门庆骑马戴眼纱，2次分别是韩道国和文嫂骑骡子戴眼纱；步行戴眼纱，出现了6次，分别是西门庆从王婆茶店出来、与潘金莲私通后悄悄离开（2次），王三官在文嫂的带领下出入西门宅（2次），陈经济走到王婆家打听潘金莲（1次），孙雪娥被押送见官（1次）。由此可见，明人佩戴眼纱的场合，不仅出现在骑行时，而且也用于步行时。有意思的是，步行而戴眼纱的6种情形，都是为了躲避他人的注意。其次，从眼纱的佩戴方式看，也因佩戴目的、场合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小说写韩道国远途办货回来，风尘仆仆，戴的是“大帽眼纱”；写西门庆戴眼纱，3次搭配“便衣小帽”，1次搭配“便衣靖巾”，其余未有交代；写文嫂、王三官戴眼纱，也未言其是否戴帽。有鉴于此，论者据此推断明代人的眼纱“比起羃䍦和帷帽，眼纱携带方便、佩戴灵活。可直接固定在头上，不一定需要戴大檐的帽子而连缀在帽檐上”（韩晓《释“眼纱”话〈金瓶〉》，《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第1期）。然而，小说家未提及帽子，不等于人物没有戴帽。因此，我们不能推定这几处提及的眼纱一定是单独佩戴的。复次，从眼纱佩戴者的身份及可能的目的来看，除了韩道国（第五十九回，2次）、文嫂（第六十八回，1次）、王三官（第六十九回，2次）、陈经济（第八十六回，1次）、孙雪娥（第九十回，1次）等或为了远途避尘、或避免招致注意的意图之外，仅西门庆一人戴眼纱便出现了13次之多，其意图也高度一致。

我们先来看这13次佩戴眼纱的情形在小说中的分布：第四回1次、第六回1次，分别为西门庆从王婆茶店出来、从潘金莲家里出来，均为与潘金莲私通；第十六回1次，西门庆从李瓶儿狮子街私宅返家，正值谋娶李瓶儿期间；第三十七回3次，第三十八回1次、第四十七回1次、第五十回1次，都是西门庆前往牛皮巷韩道国之妻王六儿处；第六十九回2次、第七十八回1次，均为西门庆往王招宣府中秘密会见林太太；第七十七回1次，为西门庆到妓女郑爱月儿处。

仔细分析西门庆佩戴眼纱出现的场合及其在小说中的分布情况，我们将会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即眼纱的出现无不与西门庆在家庭伦理之外的猎艳密切相关，并且与叙事场景的隐秘性相呼应。在第四、六回中与第十六回中，西门庆尚未迎娶潘金莲和李瓶儿，故此二人亦属于其在家庭之外的猎艳对象。尤为有趣者在于，从第二到第六回，西门庆不止两次往返于潘金莲处（或王婆处），第二回两天之内便往返了好几趟，但“眼纱”这一物象却只在第四、六回各出现了一次。如果我们读得更仔细一点便不难发现，第二回中西门庆虽然往返了几趟，但却并未得手。眼罩或眼纱的缺省也显得别有用意。或许，更为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西门庆与李瓶儿私通之时，作者亦未提及眼纱，那是由于西门庆是夜乃从自家院落逾墙而入，用不着避人眼目，故未佩戴眼纱。从此诸多细节可见，小说提及眼罩或眼纱并非偶然的叙述行为，而确有深意存焉。浦安迪在《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一书中论及西门庆与林太太一节时，也留意到这一细节乃出自小说家有意的安排：“约会的时刻到了，作者非常得体地让西门庆戴上他早先在夜半出游时经常戴用的眼纱出了门。”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们进一步观察这几位女性的身份，便不难发现，她们均为有夫之妇。与西门庆有染的有夫之妇亦不只此几位，此前如来旺儿媳妇儿宋惠莲，之后如贲四媳妇贲四娘子、官哥儿的乳母如意儿，她们都是西门庆的仆人，且身居西门宅内，为西门庆的猎艳提供了便利；而眼罩或眼纱这一物象所牵连到的这几位，诸如潘金莲、李瓶儿、王六儿以及林太太，则均为西门宅邸之外的有夫之妇。与此相对照的是，作者在叙及西门庆前往行院勾栏中的诸多场合中，仅第七十七回雪天到勾栏寻郑爱月儿时叙及眼纱：

西门庆陪二舅在房中吃了三杯，分付：“二舅，你晚夕在此上宿，自在用，我家去罢。”于是带上眼纱，骑马，玳安、琴童跟随，径进构栏往郑爱月儿家来。转过东街口，只见天上纷纷扬扬，飘下一天瑞雪来。

此前西门庆与妓女李桂姐来往时从未提及眼纱，独与郑爱月儿来往时提及。由于郑爱月儿在饮食服馔、审美习惯以及游戏爱好等诸多方面，都与李瓶儿有着高度相似，因此在李瓶儿死后，西门庆很快就移情郑爱月儿。李瓶儿与郑爱月儿，好比一对正、副册人物，写郑爱月儿亦往往影衬李瓶儿。对李瓶儿的深切思念，或许由于在西门庆是十分罕见的，因此也引来其他妻妾的不满。有鉴于此，此处西门庆瞒着众妻妾，雪夜私访郑爱月儿，二人缠绵盘桓之状，大有重温旧梦之感。这一情形当与其平日寻娼问妓有所区别。也就是说，无论在作者还是在小说中的人物看来，狎妓并不是一件需要遮遮掩掩的事情，从道德上讲，亦不会引来致命的非难；然而，玩弄有夫之妇，则属另一回事。眼纱这一细微物象在小说中与西门庆猎取有夫之妇的叙事场景若合符契，这不能说完全出于无意之巧合。

此一创作手法，亦见诸外国小说。德国小说家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中，有夫之妇博娜黛婀每次与乌尔里希约会都要带上面纱。面纱的功用与西门庆的眼纱极为相似，同时面纱出现的场合及情境，亦带有暧昧与象征意味。

眼罩或眼纱，还见诸其他明清小说中，如《禅真逸史》第十二回、《隋史遗文》第四十四回、《三遂平妖传》第三十四回和第三十六回、《型世言》卷三和卷四、《醉醒石》第九回、《隔帘花影》第六回、《金屋梦》第五回、《隋唐演义》第四十三回、《野叟曝言》卷二等处均出现了这一物象。不过，相关的描写在以上小说中仅出一两次，且都未涉及暧昧、隐秘的情节，有关眼纱的描写基本上是随笔提及，并未构成象征体系。

帷帽与面衣（王圻、王思义等编《三才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与此形成对比的，则是《金瓶梅》作者对这一物象的用意经营。在《金瓶梅》中，眼纱这一物象的出现并非无谓的、偶然的，而与情节设置高度统一。眼纱总是出现在西门庆外出猎艳的情节段落中，如信号灯般一次次引领西门庆踏上他的性冒险之旅。作者利用眼纱避人眼目的功能，将其嵌入具有私密性甚至不可告人的叙事场景中，从而赋予其特定的象征功能。眼纱不仅象征了场景、情节的暧昧，同时也暗示了人物隐秘、复杂的心曲。配带眼纱出行，尤其是骑在高头大马上时，可以避免让熟人撞见，也可以躲开陌生人的注意。尽管西门庆寻花问柳的行径几乎为人所共知，然而结合眼纱在明代社会生活中的文化内涵可知，在他内心深处对社会舆论或仍有所顾忌，因此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关注，西门庆还是选择秘密行动。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即佩戴眼纱出行，可以减少不可意料的因素所带来的干扰和阻力，同时也增添出行的神秘感和兴奋度。此外，眼纱还寄寓了作者对西门庆这一人物的道德谴责，可以说这是一种“春秋笔法”。在这部小说中，叙述者会时不时直接对人物进行道德上的讨伐，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叙述者只是将一切“如实呈现”给读者，让读者自己从中体味其态度。从这个意义上看，眼纱的出现如同叙述者秘密授予读者的指南针一样，总能准确无误地帮助读者辨认出西门庆德行有亏的情节，并且通过一系列情节确认其如何在永无餍足的欲望中一步步走向沉沦。眼纱这一物象的运用，在这些地方可以理解成一种全知叙述者的声音，即通过它，叙述者向读者暗示、传达其对人物的批判态度。

综上所述，物象在《金瓶梅》一书塑造人物、组织情节乃至象征寄寓中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即便在第一至六回这样几乎完全依傍《水浒传》的章节中，《金瓶梅》已经透露出其不同于前者的叙事兴趣点和风格；对物质细节的关注和描摹将小说人物引上了一条完全不同于水浒英雄的道路，叙述者正是借此以摆脱《水浒传》的影响并极大地拓展了以物写人的新手法。这一创作方法在《金瓶梅》中被发挥到了极致。借助一组个性鲜明的物象群—从头到脚的时髦装束、随身携带的金扇、用以避人眼目的眼纱，《金瓶梅》重塑了西门庆的形象；通过对西门庆及其家庭的物质生活及价值观念全面而深入的叙述与呈现，小说家为这一新兴社会阶层搭建了新舞台；这一舞台属于《金瓶梅》中的商人，而不再属于《水浒传》中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