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开启了人类文明的先河。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早在5000多年前的马家窑文化时期就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制造出了刀、削等简单的青铜器。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已广泛应有于礼器、武器、乐器、工具的制造，中国由此进入了青铜时代。如果说二里头时期是中国青铜时代的滥觞，那么，殷墟时期就是中国青铜时代的繁荣和巅峰期。作为大国重器，青铜器在商王朝的重大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祭祀、燕饮、盟誓、战争、生产等；它对商王朝，甚至中国古代的礼乐制度、丧葬习俗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是中国青铜文化的核心。

方尊花园庄东地M54出土

重器重光：殷墟青铜器的发现历程

殷墟青铜器的发现最早可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宋代。北宋著名金石学家吕大临在所著的《考古图》中就著录了元丰七年（1084年）邺城河亶甲墓出土的5件青铜器。清末，随着甲骨文的发现，殷—这个曾经无比辉煌的商朝王都，在沉积了3000多年之后，又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在利益的驱动下，形形色色的人们开始源源不断地汇聚到安阳小屯殷墟。他们疯狂地盗掘殷墟，挖掘出了很多重要的青铜器，给国家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了对殷墟的发掘，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止，这十年间，殷墟共发掘15次，出土了丰富的青铜器。据统计，这一时期共发掘青铜礼器170余件，武器约1340件，另外也发现了一定数量的车马器、工具等。闻名于世的牛鼎、鹿鼎、“寝小室盂”就是这一时期在西北冈王陵区发掘出土的。

华北沦陷后，日本侵略者曾多次组织对殷墟的调查和盗掘，掠夺了大量青铜器。日本战败后，美国又从中国和日本搜刮了相当数量的殷墟青铜器。在此期间，安阳本地的盗掘之风死灰复燃，又挖掘出了大批青铜器，著名的后母戊大方鼎就是这一时期武官村村民盗掘出来的。总之，1937年至1949年间，由于战争影响，中国对殷墟的发掘无法进行，日、美等列强肆意盗掘和搜购殷墟青铜器，殷墟青铜器被盗运出境的不计其数，损失极大。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停滞已久的考古工作重新步入正轨，殷墟的发掘工作迅速恢复，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经过将近70年的发掘，又发现了1000多件青铜礼器，3000多件青铜武器以及大量的车马器、工具等。这一时期震惊中外的重大发现当属1976年发掘的妇好墓。这座墓葬保存完好，共出土青铜器460余件，其中礼器210件，武器130余件，另有一定数量的乐器、工具等。这座墓葬出土的青铜器不仅数量众多、门类齐全，而且很多器物都造型独特、前所未有，如三联甗、偶方彝均为首次发现，鸮尊、四足兽形觥也是少有的精品。最令人称道的是，妇好墓发现的青铜礼器中有190件铸有铭文，其中半数以上有“妇好”或“好”字。妇好在甲骨文中经常见到，结合甲骨文的记载，学者认为妇好就是商王武丁的配偶。

在祀在戎：殷墟青铜器的重要内容

殷墟青铜器门类齐全，可分为礼器、乐器、武器、车马器、工具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祭祀和战争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两件大事。在古代，国家垄断着青铜的冶炼，因此就很自然地将祭祀所用的礼器和战争所用的武器作为青铜制造的首要任务，这也是殷墟青铜器中礼器和武器发现数量最多的原因所在。

古代中国和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礼制在维系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与稳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现象在商周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礼器是礼制的物化表现形式，正所谓“器以藏礼”（《左传·成公二年》），它在礼制中发挥着“明贵贱，辨等列”（《左传·隐公三年》）的重要作用。青铜礼器是中国古代礼器群的核心，最能体现礼器的礼义功能。殷墟青铜礼器器类丰富，组合稳定，是中国古代礼制社会发展到繁荣稳定期的重要表现。殷墟青铜礼器可分为炊食器、酒器、水器、挹酒器等，其中以酒器的数量和种类最多。酒器是商代青铜礼器的核心，因此，有学者就形象地将夏商时期的礼制称为“酒礼”。在酒器中，觚、爵数量的多少往往成为判断身份等级的主要标志。除此之外，其他的酒器还有斝、尊、壶、卣、罍、觯、觥、瓿等。炊食器以鼎为主，另有簋、甗等。水器有盉、盘和盂等，挹酒器有斗和勺等。

与周代成组乐器的发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殷墟乐器发现的数量较少，仅有铙一类。铙是一种手执敲击乐器，多发现于高等级墓葬中，以3件一组最为常见，妇好墓中发现了5件一组的“编铙”，充分说明了墓主人身份高贵、地位尊崇。

大型铜钺花园庄东地M54出土

武器在殷墟青铜器中数量最多，但种类较少，主要有戈、矛、镞、卷头刀、銎斧、钺等。在武器中，钺的地位比较特殊，它一般不作为实用器存在，而是作为礼仪用器，象征着军事权力。这在我国古代的文献中经常能够见到，如牧野之战中，周武王就是“左杖黄钺、右秉白旄”（《尚书·牧誓》），指挥诸侯联军，征伐纣王。在妇好墓中出土了一件钺，形体硕大，通长39.5厘米，重达9千克。很显然，这是妇好统御三军、指挥作战的生动反映，所以说妇好也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女将军。

殷墟青铜器中，工具发现的数量和种类普遍较少，主要有刀、削、斧、锛、凿等，其实这也是中国青铜文化区别于西方青铜文明的一个重要表现。事实上，在高度文明的商周时期，尽管青铜冶炼技术已经十分发达，但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生产工具依然是石器，直到铁器的出现和普遍推广，石器才开始退出历史的舞台。

牛尊花园庄东地M54出土

在殷墟的一些车马坑和墓葬中，还经常发现各种青铜车饰和马饰。除了以上青铜器外，殷墟还发现有青铜镜、弓形器、人面具等。

殷墟青铜器造型优美，均衡稳定，敦实厚重，纹饰富丽华美，铭文古朴端庄，富有层次感、立体感，给人凝重繁丽的视觉冲击，具有极高的美学艺术价值。工匠们通过对称、工整、节奏、韵律等表现手法，以浮雕、圆雕、镂空等铸刻方式，将各种纹样铸刻于青铜器物之上。动物纹在此时极为流行，以兽面纹、夔（龙）纹、鸟纹为大宗，且形式多样。这些动物纹大多是“三层花纹”，即以云雷纹衬地，饕餮纹、夔纹等主纹饰凸出于器表之上，主纹饰之上又饰以阴线纹，或者将动物的眼部等凸出于主体纹饰之上。它们在构图上有虚实聚散之分，线条上有粗细曲直之别，形象或写实、或夸张、或静谧、或狰狞、或简洁、或繁密。除了动物纹之外，几何纹在殷墟青铜器上也比较多见，且多作为辅助纹饰使用，常见的有云雷纹、三角纹、蕉叶纹、涡纹等。

殷墟青铜器不仅是权力、地位的象征，同时也是沟通神灵的载体和媒介。青铜器上的各种动物图案，均是当时人们所信奉的动物神灵，是人与天神相互沟通的媒介。殷人相信神灵，认为世上万物都有神灵。因此，事神祭祀是殷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项活动。他们将具有神性的一切动物铸刻于青铜器物之上，并且虔诚地祭祀，期望天神保佑殷商繁荣昌盛，国祚永享。鸟纹在殷墟青铜器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人极其崇拜神鸟，认为自己是神鸟的后代，殷墟青铜器上鸟纹的存在正是商人祖先崇拜的生动反映。

在商周青铜器上，我们经常能够发现铭文。殷墟青铜器，尤其是青铜礼器上经常铸刻铭文。铭文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组织、生活状况、社会活动等都具有重要意义。铭文在殷墟前期的青铜器上就已经开始出现，但字数较少，内容多是族名、私名或祖先的人名，如“妇好”“后母戊”“后母辛”等。殷墟后期开始出现较长铭文的铜器，如戌嗣子鼎，铭文达30字。殷墟铜器铭文多数笔画浑厚、首尾出锋、转折处波磔明显；表现动植物、人体或器物的字，常有较浓的象征意义；字形大小不统一，铭文布局不规整，呈现出古朴、稚拙的风格。

铜觚花园庄东地M54出土

铜甗花园庄东地M54出土

见史见人：殷墟青铜器的研究成果

自殷墟青铜器发现以后，古往今来的学者们便从多个维度、多个视角对它们进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28年殷墟正式科学发掘以前，历代的文人雅士对殷墟青铜期的研究仅仅停留在鉴赏、收藏、著录器物的图像或铭文考释上，还尚未对青铜器进行专门的研究。

1928年至1949年，由于中央研究院对殷墟进行了科学发掘，获得了大量青铜器物；再加上这一时期考古学在中国开始兴盛，因此，学者对殷墟青铜器的研究便日益活跃起来。

方斝花园庄东地M54出土

首先，对青铜器的图像著录和铭文考释仍是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刊行的商周青铜器著录中有很多都收录有殷墟青铜器，如容庚《宝蕴楼彝器图录》《武英殿彝器图录》和《颂斋吉金图录》，于省吾《双剑侈吉金图录》、刘体智《善斋吉金录》、商承柞《十二家吉金图》二册、罗振玉《贞松堂吉金图》、黄溶《邺中片羽》六册、陈梦家《海外中国铜器录》等。铭文考释以罗振玉所著的《三代吉金文存》影响最广，几乎收集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所有殷周金文材料。另外，王国维、容庚等对商周铜器的定名问题做了重新订正，对中国古代铜器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

其次，有很多学者开始用现代考古学的方法和理论研究殷墟青铜器。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率先采用标型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殷墟青铜器进行研究，并提出殷墟铜器分期的概念；他对小屯墓葬出土的青铜礼器按器形进行了分类，并对某些器物的形制演变与源流问题做了探讨。郭沫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首创标准器比较法，并应用于殷墟青铜器研究，为中国青铜器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时期，有关商周青铜器的综合性研究专著也不断问世，其中以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和陈梦家的《中国铜器概述》最为重要。

再次，科学技术在殷墟青铜器的研究中崭露头角。1930年，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梁冠华和化学所王琏对殷墟前三次发掘的小件铜器进行了成份分析。1933年刘屿霞根据殷墟出土的炼铜遗址和铜器，对殷墟铜器重新进行详细的分析，再次证明殷墟铜器确属青铜器，并提供了较精确的铜锡比例。1941年日本道野鹤松对殷墟出土的49件铜器加以化学分析。石璋如对殷墟出土的制作青铜器的模、范的质地、结构等方面作了细致的观察和记述，揭示了殷墟铜器是用陶范铸造的秘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殷墟青铜器的研究开始进入全面、深入的阶段，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新的突破。

考古发掘简报和报告持续出版发行。这一时期，迁移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相继出版了《西北岗王陵》和《古器物研究专刊》五集，详细介绍了1928年至1949年殷墟出土的170余件青铜礼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设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也相继出版了多篇考古发掘简报和报告，如《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代墓》《殷墟戚家庄东M269号墓》《1980年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发掘简报》和《河南安阳市郭家庄东南26号墓》《殷墟妇好墓》《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河南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60号墓》《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2010—2011年发掘简报》等。这些考古发掘简报和报告的出版发行为殷墟青铜器的研究提供了详实可靠的材料。

第二，考古研究全面拓展、不断深入。这一时期对殷墟青铜器的研究涉及到青铜器的分期体系、组合关系、源流、与周边地区铜器的比较等方面。通过李济、陈梦家、郭宝钧、杨锡璋、邹衡等老一辈学者长期艰苦卓绝的研究，殷墟青铜器的分期体系已建立，为开展其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殷墟青铜器组合关系研究方面，陈梦家、郭宝钧、杨锡璋、杨宝成等作出了重要贡献。陈先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就提出按组合研究殷代铜器，并得出了许多科学论断；郭先生按出土地点和时代进行综合研究，创立“界标分群”说，在铜器研究中颇具影响。根据组合关系的不同，郭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商人重酒”“周人重食”的观点，从而使青铜器组合关系的研究真正进入探讨商周礼制和社会生活的领域。

进入新世纪以来，聚落考古方兴未艾。在此背景下，很多学者开始以殷墟青铜器为基点，探讨殷商时期的社会组织结构、丧葬制度、家族形态等问题，并取得了骄人成就。

圜底爵花园庄东地M54出土

科学技术和手段在殷墟青铜器的研究中应用得更加成熟，多学科交叉研究成绩斐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李济、石璋如等继续开展对殷墟铜器的铸铜工艺和合金成份研究，并成为台湾学者研究殷墟的一大特色。这一时期，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化验室对妇好墓的广泛采样、测定，将青铜三元合金的冶炼历史从西周提前到商代武丁时期。通过一系列的成份测定，基本搞清了殷墟各期铜器所含成份的变化规律。另外，社科院考古所技术室还与有关单位合作，对妇好墓出土的主要礼器、工具和武器进行广泛的工艺考察。

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透物见人，透物见史。100多年来，无数文人雅士、考古学者默默地为殷墟青铜器的发现和研究奉献着辛勤的汗水。在他们长期的努力下，3000多年前的“大邑商”真正从文献中走了出来，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文中青铜器馆藏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