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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参与度对初次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患者焦虑状况的现状调查

2018-10-21席丹唐炜

健康周刊 2018年17期
关键词:胚胎移植体外受精

席丹 唐炜

【摘  要】目的:探究家属参与诊疗过程对初次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患者焦虑状况的现状调查。方法:对初次行体外IVF-ET治疗的患者在取卵日等候手术过程中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包括一般情况调查,焦虑自评量表,olson婚姻质量量表以及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结果:家属参与度、婚姻质量评分、社会支持评分与不孕症患者焦虑情况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P<0.05)。结论:家属参与患者诊疗过程及社会支持能够改善辅助生殖技术助孕患者焦虑等不良情绪。

【关键词】就诊流程;家属参与度;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患者焦虑

目前全球有1.8亿不孕夫妇[1]。Hidehiko[2]等研究显示日本不孕妇女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的产生主要是缺乏家属的支持与爱护导致。在我国,大多数不孕患者压力长期得不到缓解与释放,进而发展成焦虑、抑郁等精神症状,此类不良心理反应也严重影响着不孕症的治疗[3]。家属参与诊疗流程能更好的普及不孕症的相关知识,增加家属对不孕患者的理解与关怀,从而促进患者及家属树立接受辅助助孕治疗的信心[4]。本文旨在探究家属参与度对初次接受IVF-ET患者焦虑状态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随机选择2018年3月至6月在本院生殖中心接受辅助助孕治疗的105例自愿参与本研究的不孕症患者。纳入标准:①初次接受辅助生殖技术(ART)治疗,均使用IVF-ET方式治疗②参与者具有完全认知和行为能力,能独立完成量表,在被告知此项目研究范围和目的后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有严重躯体疾病,既往有精神、神经系统疾病史;②接受供精或供卵辅助生殖治疗的患者。③调查表填写不全。本次调查研究对象年龄在24-46岁之间,平均年龄32岁;不孕年限在1-20年之间。本次调查总共发放问卷105份,回收有效问卷103份,问卷回收率98%。

1.2 评价方法

1.2.1 研究工具  ①一般状况调查表。采用自制的调查表,内容包括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工作、家庭月收入、不孕年限、诊疗过程中家属参与度等。诊疗过程中家属参与度主要针对家属在诊疗过程中的陪伴情况,将其分为没有(0分)、很少(1分)、小部分时间(2分)、相当多时间(3分)、全部时间(4分)五个等级。②Zung 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 SAS)。用于测评患者的主观焦虑感受,该量表由20个条目组成,主要统计指标为总分。将20个项目的各个得分相加,即得粗分;用粗分乘以1.25以后取整数部份,就得到标准分。SAS标准分的分界值为50分,其中50-59分为轻度焦虑,60-69分为中度焦虑,70分以上为重度焦虑。③olson婚姻质量评分量表。采用该量表中的婚姻满意度、夫妻之间交流方式、与亲友关系三个维度进行测评,得分越高,表明婚姻质量越高。④社会支持度量表。

1.2.2 调查方法   在患者取卵日等候手术时进行评价。调查者由经过专业培训的责任护士组成,负责向研究对象发放量表,用统一指导语向研究对象解说问卷内容构成及填写方法,由患者自行完成,问卷当场回收。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录入、分析数据。数据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不孕患者诊疗过程中家属参与度与患者SAS评分的Pearson相关性分析。

2.2 不孕患者婚姻质量评分与SAS评分的Pearson相关性分析。

2.3 不孕患者社会支持度评分與SAS评分的Pearson相关性分析。

3 讨论

3.1家属参与护理模式的依据  不孕症患者接受IVF-ET治疗承受着身心双重创伤,各种压力极易导致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这些不良情绪与不孕相关,且与不孕症治疗效果呈负相关[5]。本研究旨在探究患者就诊过程家属陪伴情况、夫妻间婚姻质量以及社会支持度对其焦虑程度的影响。

3.2家属参与度对初次行IVF-ET患者心理状态的影响  家属对不孕症患者心理生理健康状况以及生活质量有很大的影响,其对不孕症相关知识的认知及其情绪、心理状态都将直接影响不孕患者的心理状况[6]。

3.3提高家属在患者就诊过程中的参与度能有效缓解初次行IVF-ET患者心理状态  刘浩[7]等研究表明,家庭功能得分较高的不孕症患者,其焦虑情绪得分较低,家庭、社会支持良好,并有较好的婚姻关系。本次调查研究中,患者焦虑状况与就诊过程中家属参与度,婚姻质量以及社会支持度都有显著的负相关性,结果有统计学意义。初次行IVF-ET患者诊疗流程中家属参与度、Olson婚姻质量评分以及社会支持度评分越高,患者焦虑程度就越低。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家庭成员之间存在内在性、交互性的相互影响作用[8]。在患者的诊疗过程中,鼓励患者家属参与诊疗过程,有利于提高患者家庭关怀度与支持度,也能提高患者与家属共同应对负性情绪的技巧[9],有助于提高不孕症患者对社会支持的利用,缓解和消除焦虑等不良情绪,改善患者心理适应能力,提高家庭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董悦芝, 杨晓霞. 初次与重复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中夫妇焦虑、抑郁及社会支持状况探讨[J]. 中国现代医学杂志, 2012, 22(18):83-86

[2]Hidehiko M, Takashi H, Shun- ichiro I, et al. Increased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infertile Japanese woman resulting from lack of husband support and feeling of stress [J]. Gen Hosp Psychiatry, 2004,26950:398-404.

[3]钟艳娟,季布. 不孕症女性的心理状况、家庭功能和社会支持的调查分析[J].医学研究生学报,2011,24(5):503-506

[4]李美银, 陈锦成, 余慧琴, 等. 家庭关怀度对广泛性焦虑患者的影响[J]. 中外医学研究,2015,1(1):108-110 .

[5]李梦洁,李艳梅,孙艳萍,等.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患者的心理状况分析及其干预措施探讨[J].中国临床新医学

[6]周雪梅.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妇女的心理状况调查及心理干预[J]. 现代预防医学,2010,25(3):463-464.

[7]刘浩,李国屏,张丽燕,等. 家庭功能对不孕妇女心理健康及治疗态度的影响[J].中国妇幼保健,2008, 23(25): 3566-3567.

[8]谢雅琴,曾丽霞,肖红,等. 家属参与护理模式对辅助生殖技术助孕患者心理状态的影响[J]. 护理学杂志,2017,32(22):79-82

[9]蔡艳娜,周京飞,孙致敏,等. 不孕症女性生育压力与压力反应及应对方式的相关研究[J].护理学杂志,2016, 31(20):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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