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

2017年12月10日，黄帅因癌症病逝，享年57岁。

黄帅是谁？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这名字是陌生的。但在20世纪70年代，黄帅作为“反潮流革命小闯将”则家喻户晓。

1973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发了《北京日报》的“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之后，全国各中小学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活动。

黄帅的来信最早刊登在1973年11月27日《北京日报·内部参考》上。记者在这篇文章中，把北京海淀区中关村一小学生黄帅定性为“反潮流”典范，而她在信中反映的班主任老师对不遵守课堂纪律的学生的斥责，则定性为“师道尊严”。这份定性的“内部参考”，正契合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北京市委书记谢静宜的心情，或者说就是贴着二人的思路写的。

就在那一年7月，辽宁一个考大学不会答题的张铁生，在试题背面“吐槽”，被冠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在《辽宁日报》发表；8月《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发，各地大学的“教育革命运动”随之轰轰烈烈。半年之后，《北京日报》又提供了小学生的来信，正好借此把小学和中学的运动搞起来。

于是，谢静宜将这期“内参”附上个人意见，转送给北京市委领导；又给市委宣传部长打电话，要《北京日报》公开发表，展开“讨论”。此后，她和迟群又一起约见了黄帅，对她的“反潮流”精神表示支持。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说：“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开火，生动地反映出毛泽东思想哺育的新一代的革命精神面貌。”“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我们要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

黄帅的来信搭载着电缆光波迅速在全国传播，激起层层巨浪。

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的三位知青化名“王亚卓”致信黄帅，指出：“老师不能把学生当敌人，那么学生就能把老师当敌人吗？”他们没有想到，信寄到小学生手上后没两天，就到了教育界乃至全国政坛炙手可热的迟群的案头。迟群批示：“要革命就有反革命，革命就是要革反革命的命。”

具有非凡政治敏感力的黄帅的父亲兴奋异常，捉刀代笔替小学生完成了致“王亚卓”的一封信，迅即交给了《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鲁在信前加了编者按，呈送于他的顶头上司姚文元，姚批示同意发表，并送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审批。

1974年2月11日，《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发表了黄帅的题为《为教育革命大好形势拍手叫好》的文章，作为对“王亚卓”来信的回复。编者按说，革命小将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在报纸上发表后，广大师生和群众都是积极支持黄帅的。

在这股“反潮流”的浪潮中，中小学校为摆脱“文革”开始后正常教学秩序被破坏所采取的措施，教師对学生的管理、严格的要求，统统被指为搞“师道尊严”“复辟”“回潮”；许多教师被迫做检查、受批判；一些学校又出现了“干部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

在这期间，化名“王亚卓”的三名知青受到批判并从政治处下放，甚至有传言说要把黄帅当共青团“接班人”培养。但是，伴随着“四人帮”集团被“粉碎”，黄帅很快风光不再，她的父母也受到审查，父亲甚至被关进监狱。

黄帅当年12岁，她给《北京日报》写信，是自觉的行为还是由父母或者什么人的推动？至少从信的语句表达上不见小学生的幼稚。比如，“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就不像小学生的语言。

1979年，黄帅考大学时“政审”有争议，但教育部领导的“不能让孩子承担责任”的话，使她顺利进入北京工业大学。1985年，黄帅赴日本留学，成为让人羡慕的早期留学者。上世纪90年代，她回到母校的出版社供职，直到善终。

黄帅一直对自己的历史保持沉默。2013年，她的《黄帅心语》出版，书中对那段历史没有触及。为此，我曾致电给她，希望当面请教，但她有礼貌、有教养地拒绝了。

（摘自《财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