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先秦时代，诸子提出众多差异甚大的政治思想以图救世于危机。究其原因，我们一贯将其归结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然面对同样的社会现状却产生不同的政治思想的原因单以这一原理难以很好得进行解释。本文认为在成长环境、职业分类的提前下运用的主体性以及在社会现象的分析中彰显的主体性是诸子政治思想差异的重要根源。

关键词：儒家；道家；墨家；政治思想差异；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B22

1 先秦诸子政治思想差异简析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2]，无论是执行政事坚持以德为重，强调君主身具高德还是施政的目的与结果是造福百姓以申民德都是儒家强调以德治国的鲜明体现并且儒家找到了礼作为判断行为是否具备德的标准，提倡以礼的重建来挽救礼崩乐坏的现实社会。

在儒家广推德礼，道家却强调无为而治。“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3]。于此我们可以看出在道家政治思想中的君王与儒家政治思想中的君王有着巨大的差异，道家政治思想中君王是一个垂拱而治的形象，而在儒家的政治理想中君王的形象则是一个每天修德，谨慎，戚戚，以德行博济众生的形象。

2 学者对于先秦诸子政治思想差异根源之分析

面对先秦诸子政治思想差异巨大这一现象，诸多学者从不同方面做出了分析。“这从当时刚刚崛起的儒、道两大学派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所持的截然对立的态度就足以预感到一场意义深远的思想狂飙运动已经徐徐地拉开序幕了。”[4]从李元教授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大致明白对待传统文化态度的不同、文化观念的不同是先秦诸子思想出现诸多差异的根源。“比较自由的政治环境，思想文化的活跃得到了重要的政治保障；重知识重人才的社会风气，知识分子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5]胡长林先生的表述，无疑是向我们说明了先秦时期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现状是诸子思想差异的根源。“经济、社会结构解组；上层政治结构解组；文化扩散和教育下移；士阶层的崛起。”[6]通过陈茵研究员的总结，我们更能清晰地了解在她的理解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合力是推动诸子思想各异的原因所在。

3 从主体性理解先秦诸子政治思想差异根源的合理性

3.1主体性的定义

对于“主体性”的概念中国哲学中并没有明确的指出，反而恰恰是在西方人类理性崛起和进一步树立的时代都有很多的表述。古希腊时期的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在西方黑暗的中世纪过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让人类的理性大放异彩，帕斯卡尔说“人是一支有思想的芦苇”，黑格尔说“实体即主体”；到了叔本华的时代更是大声的说出“世界是我的表象”。

雖然中国哲学并没有明确指出主体性的含义，但是中国哲学中却渗透着这种思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想要达到完美的境界必须从外界现实中思考然后内化为自己内心的修养继而将内化的修养发散出去。这样一种中国哲学的描述实际上就是对主体性最好的诠释：自觉考察，自主选择，自觉涵养，自觉践履。

3.2从主体性角度理解的合理性

上文我们说到对于“主体性”这个概念中国哲学并没有明确的指出，但是没有指出，不代表不存在。上文指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就是主体性在中国哲学中存在的表现并且在评论中国哲学特点的时候总是会说中国哲学侧重于对日常人伦的研究，虽然在我们看来这些观点是有失偏颇甚至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否定中国哲学的“人”的重视。正如李承贵所言：“由研究对象上看，中国哲学重人不重物；由思维方式看，中国哲学偏重直觉体悟”[8]正如“天不生仲尼，无故如长夜”也是在向我们诉说着中国哲学对“人”的重视、对人作为主体的强调、对主体性的推崇。结合先秦之时代背景我们可以发现先秦时代不仅是礼崩乐坏的时代，也是人主要从神学、宗教解释社会、自然开始向运用理性思维去认识世界的转变的时代即“自然的祛媚”，“人类理性的觉醒”的时代。而面对同样的社会背景儒道墨三家却提出了迥异的政治思想，这也正是运用了自身所独有的价值观点，思维方式对社会审视与自觉的行为选择。

4 先秦诸子各自主体性的运用、高扬与彰显

4.1诸子在各自成长环境中运用了自身的主体性

孔子生于鲁，鲁国所独有的文化氛围可以用“周礼尽在鲁矣”来概括，鲁国继承了正统的周朝礼乐文化。在孔子年少时的行为举止以及爱好兴趣我们就可以发现周朝的礼乐文化对孔子的影响是极为的深刻：“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在这样一个儿童身上我们看到了浓厚的礼乐积淀；同时孔子的家族文化也是继承着周朝的诸多观念，孔子之先祖微子是宋国之国君，虽然家境逐渐败落，但这种对周朝礼乐文化的继承与认可却是孔子挥之不去的文化基因。

墨子籍贯为宋然长期生活于鲁，学习过儒术但对儒术有不满遂提出自己的思想。其身份是有一定得文化知识的接近于“农与工肆之人的”士即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手工业小生产者。他更多的看到的是平民的生活处境：无权无势，生活窘迫，备受欺压。墨子对平民、小生产者的疾苦是有亲身体会的，从而对和谐稳定、没有战争、崇尚节俭的平民小生产者的愿望就深深的刻在了墨子的心中。

4.2诸子在各自职业分类中高扬了自身的主体性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10]由此可见儒家的前身是王官之学体制中的司徒之官，而司徒之官的职责便是辅佐君王，广行仁义教化。因此我们能够从中得到启发，司徒之官的职责不仅成为了其独立于百官的特征并且在自觉考察，自主选择，自觉涵养，自觉践履的过程中深深地影响着其行为方式与思维模式。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褔、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君人南面之术也。”[11]道家的前身是王官之学体制中的史官，负责记录历史事实，并以保持本心不虚妄为行事规范以求所记史实符合客观实际。《汉书》中对于史官特征的表述也与历史上对史官职责与特征的描述，如“公心执笔”，“素心”都是要求史官能够排除外部干扰，以清净，无欲的内心记录历史事实。作为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在王官之学的体制下也是一名史官，老子在担任史官这一职业的前提下积极通过自觉考察，自主选择，自觉涵养，自觉践履塑造了自己的思维和行为风格。

4.3诸子在社会问题思考中彰显了自身的主体性

孔子凭借着自己的主体性是在鲁国文化的熏陶下形成了对周礼的敬畏、对道德的重视、对教育改变人性的期待。当孔子面临礼崩乐坏的社会时他看到的是礼乐的丧失，看到的是社会的无序。加之自己对周礼的敬畏、对道德的重视、对教育改变人性的期待从而认为是礼乐、道德的丧失带来了社会的动荡。从而虽然面对同样的社会问题但由于不同的思维模式的运用，孔子眼中的社会、孔子对社会分析的角度不同就变得不同加之当时社会问题尖锐才给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与其他学派不同的政治思想以现实性。

老子知识渊博，深明历史事实与演变历程。从三代至周公国家制度不断完善，礼制不断丰富。在礼制最为完备的周朝却出现了三代从未有过的乱世、在自己心中产生了对礼乐的不滿以及对礼乐正在维护社会秩序的置疑，面对这种现实加之老子作为史官所具备“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的素质以及老子自身将他树立起的主体性彰显出去以尖锐的社会问题为契机从而提出了“绝圣弃智，绝仁弃义”，选择“无为而治”的政治道路。

墨子身处手工业小生产者阶层，在这样一种阶层地位和成长环境上墨子面对着当时尖锐的社会问题用他独特的思维模式看待自己周围的社会现象同时将自身主体性积极彰显出来提出了自己独特政治思想：“兼爱”、“非攻”、“尚贤”等，这些政治思想提出的目的是靠停止战争，靠每个人之间的相互友善来达到社会的和谐，而这样一种社会就是大多数平民和手工业者所希望的。

5 结论

本文之所以对先秦诸子政治思想呈现出如此巨大差异的主体性根源如此重视是因为在先秦时代的学术研究中我们过多重视了当时的社会背景从而忽视了先秦诸子面对同样的社会现象却提出不同政治思想的问题。一种思想的出现，社会客观条件必不可少，然而个人的主体性也不容忽视，甚至我们可以说没有个人主体性的发挥就没有诸子思维模式的形成、没有个人主体性的运用就没有诸子对社会问题的积极分析、没有个人主体性的彰显就没有先秦时代差异甚大的政治思想的出现。只有在考虑到社会客观条件的同时考虑到与社会客观条件相互交织的人的主体性我们在先秦乃至中国各个时代的学术研究中才能不局限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层面的分析。才能另辟蹊径，拓宽道路同时增加理论的说服力、合理性。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11.

[2]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0：5.

[3]辛战军.《老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8：219.

[4]李元.先秦时代”百家争鸣”的文化背景[J].求是学刊，2003，30（4）：105-110.

作者简介：

孙宗岭（1995-）男，山东临沂，汉族，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技术哲学，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