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方袆

摘要：由安德烈·劳伦斯（ Adrea Lawrence）著、堪萨斯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出版的《一所印第安日校的见闻》（Lessons From An IndianDay School） -书生动阐释了1902年至1907年间在新墨西哥州北部殖民者与印第安原住民之间的长期博弈和斗争，及印第安原住民对于统治者从排斥到逐渐接纳的历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白人统治者对于教育的普及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印第安原住民的现代化，推动他们西进运动后在工业化的时代浪潮下通过接受教育，接受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从而逐渐融入美国社会，实现被压迫民族的社会化。《一所印第安日校的见闻》一书将学校视为二十世纪初联系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教育的纽带。由此，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弱势群体通过普及教育改变自己被压迫的命运，虽然不可否认的是有时教育是强者对弱者的统治手段和工具，催生了占有主流文化地位的民族对于少数族裔的文化统治与文化同化效应。

关键词：印第安原住民;殖民主义浪潮;教育普及;发展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 - 9129（2018）12 - 0064 - 02

1 作品梗概

《一所印第安日校的见闻》一书分为“土地”、“疾病”、“公民”、“机构”和“教育”五个章节。第一章“土地”详细地向读者呈现了圣克拉拉这一印第安原住民聚居地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以及当地居民自给自足的经济状况和与世隔绝的生活模式。第二章“疾病”向读者揭示了1903年白喉在圣克拉拉地区爆发、肆虐的惨状，印第安原住民面对疾病肆虐时的无助，以及印第安事务办事处的内科医生通过现代医疗手段帮助圣克拉拉地战胜疾病的艰辛历程。第三章“公民”通过几个案件证实了殖民者与印第安原住民在公民资格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涉及到土地、饮酒、税收、法律、国会等公民权问题。第四章“机构”分析阐释了联邦印第安学校和印第安事务办事处如何加强与圣克拉拉地区印第安原住民聚居区的联系，以及印第安学校课程设置、学校教学和管理的影响，这一举措间接促进了土著印第安居民作为弱势群体的社会化和美国化进程。第五章节“教育”揭示了教育对于社会关系的调整与影响，展现了殖民者如何通过教育使得印第安原住民在保持民族文化的基础上，走向文明开化和现代化、参与国际事务的道路。

2 土著印第安人的受教育状况

在四章“教育机构”中“土著人的教育”这部分，改革提倡者莱曼·雅培（ Lyman Abbott）宣称“对于五万小学生进行足够、持续和系统的教育，不到五十年就能解决土著印第安居民的诸多问题，这不会让统治者付出巨大的代价。普及学校教育的代价远远低于发动战争，漫长的历程将会证实这个事实的发生。”①这一言论不难使我们联想到保罗·弗莱雷（ Paulo Freire）的《被压迫者教育学》（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提到的文化压迫。文化压迫是一种隐形的压迫，是一种利用各种手段去同化和驯化被压迫者，使他们用沉默的方式去对待压迫②。文化压迫形式多样，有自上而下的压迫、有强者对弱者的压迫、有个人对自身的压迫等。由此看来，本书第四章中“为五十万土著印第安儿童提供足够、连续和系统的教育，只需不到半个世纪就可以解决印第安社会的种种问题”③生动形象地阐述了教育对于土著印第安居民社会化和美国化的重要性，但土著印第安居民在现代化和美国化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本土文化流失以及在统治者面前日益丧失话语权④。在这一部分我们得以梳理十九世纪末印第安人的教育状况。

2.1 义务教育难以普及。尽管负责和治理印第安日校的统治者坚信他们旨在帮助土著印第安儿童适应部落外的生活，但历史学家指出印第安日校依靠土著儿童的入学才得以存活下来。因此，许多学校管理者认为普及义务教育才是使得土著儿童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最终途径。[2]即使1888年和1893年的联邦和地方法令勒令父母没有任何权利阻碍其子女接受学校教育，倘若父母拒绝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将面临法律制裁，在目睹了义务教育难以普及的现状之后，统治者告知家长若每年春天孩子们不准时到校，学校就不能及时放假，从而孩子们赶不上农忙时节，将会耽誤夏秋季节的收成⑤。由此看来，义务教育的普及不仅需要根据当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更需要政策制定者将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与公民切身利益联系起来，加强义务教育的强制作用。

2.2 忽视女子教育。在圣克拉拉地区，家长们会主动送家中男孩去寄宿学校接受教育，而他们在女孩接受教育方面就有重重顾虑，甚至强烈反对自己的女儿接受学校教育。在普通印第安原住民家庭中，送年幼的子女去学校接受教育，让年长的子女在家耕作和操持家务。因此许多女孩到了十三四岁就辍学，失去了接受系统学校教育的机会。在印第安民族从传统部落聚集融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广大家长对男孩与女孩接受教育的态度和倾向截然不同，更不能认识到女孩接受教育的重要性，“女子教育无用论”在这片土地上得以滋生和肆虐。事实上，假使学校教育不提供家政管理课程，印第安人不会将女孩送到学校接受教育，这一行为出于他们对于社会习俗和民族传统的坚守和遵从，认为假使将女儿们送到学校接受现代教育，女儿们将忽略她们日后作为贤妻良母的职责，凸显了性别刻板化印象在印第安土著居民中根深蒂固⑥。

2.3 接受教育后的社会化障碍。毋庸置疑，印第安原住民在殖民化的浪潮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考验。首先，印第安人在融人美国殖民地的主流环境时，面临英语语言与主流文化障碍，难以融入主流美国社会与白人文化，推迟了英语成为美国殖民地通用语言的进程⑦。经过白人统治者的软硬兼施，部分家长迫于行政当局以及农作物收成的压力，不得不送达到学龄的子女接受学校教育，尽管从某种程度上不是出于家长的本意。更有甚者，政府官员担心部分印第安家长因为传统习俗反悔送子女接受学校教育的决定，趁着家长不注意的时候迫使学龄儿童到离家很远的寄宿学校接受教育。虽然儿童在学校生活的过程中通过与教师和同辈群体的互动，初步融入了主流美国社会，推进了社会化和美国化的进程，但由于他们长期脱离父母在外学习生活，失去了向父母和长辈学习印第安民族传统习俗、禁忌的机会。“先前在圣克拉拉地区的印第安土著居民中间，尤其是老年妇女对家中晚辈的行为和决定具有绝对的话语权”⑧，然而随着年轻一代接受学校教育人口的比例逐步上升，长者的经验和做法带着一定的局限性，他们的固有经验在工业文明浪潮的冲击下失去了绝对的权威性。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印第安土著文化与主流美国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当接受了学校教育的印第安青年结束学业后回到家乡，由于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对立，他们不可避免地削弱了青年一代对于印第安传统社会的归属感，面临着难以融人当地社会的困难和窘境，从而论证和诠释了通过教育对于文化选择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