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敏

摘 要：传统节日礼仪是透视女性情感及现实生活的一面窗口。本文从民俗学角度，以中国传统民俗节日为主线，探讨节日礼仪中的性别差异，旨在透析节日民俗是如何通过时间机制来维系性别分工以及平衡的。这可以使我们更加合理、清晰地认识女性在节日礼仪中的角色和地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关键词：节日 礼仪 性别差异

近年来，性别研究逐渐成为学界的热点，各个学科围绕性别这个关键词，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与其他学科相比，在民俗学方面，关于女性的研究起步稍晚，但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传统节日民俗是展现社会观念和民众生活的大舞台，本文以具有时间刻度性的节日为切入点，从文化解读的角度出发，揭示传统节日中所体现的女性地位及性别身份意识。纵观民俗学的整体研究，关于节日的研究成果集中在民俗事项的客观对象上，往往忽略了民俗活动的主体参与者——人。然而，民俗事项是由人代代传承下来的，因此，在民俗学研究中，必须把人——尤其是女性作为关注的焦点。

一、节日礼仪对女性的规约

纵观中国的传统节日，以女性为核心的传统节日不在少数，花朝节、上巳节、端午节、七夕节、重阳节等都是与女性有关的节日。在封建社会男本位思想统治下，女性始终背负着“男尊女卑”的理论枷锁，为什么會出现这么多以女性为核心的节日，其中包含了深层次的意蕴。

（一）节日中女性神的世俗化

从这类节日的起源上来看，一类是与女性有关的神话传说或民间故事，一类与女性的贞洁和贤淑敏惠相关。通过这些节日达到对女性行为的规约和美好期待。传统节日中的女性神大多被赋予真善美的美好形象。有的被定型为普度众生、雍容慈祥的典范，如碧霞元君会中的碧霞元君；有的被固化为贤淑敏惠的化身，如嫦娥、织女；有的被标榜为恪守孝道、忠贞不渝的象征，如曹娥、孟姜，她们作为一种精神信仰或形象典范而存在。在节日民俗礼仪中，通过拜神仪式体现出来，表达一种敬仰心理。碧霞元君是土生土长的道教精神在民间的体现，具有送子、赐予美好婚配、农耕经商等多种神力，是圣洁、慈爱的象征。可以看出，人们对女性神的崇拜有不断世俗化的趋势。

（二）乞巧节中的女性文化

织女是美丽聪慧的女神，其女红还作为女才的标准。封建社会 “女子无才便是德”，女才表现为“精于女红”，体现为七夕节中的“乞巧”礼仪。传说织女是天上织天衣的仙女，通过祈求巧淑，使自身符合社会期待——男性心目中的女性形象。据史料记载，七夕节最初源于古人对天象的认识，与“乞巧”无关。汉代，七夕节被赋予“乞巧”的礼仪。这种现象源于封建社会道德观念、礼仪制度对女性的行为规约。

（三）传统节日中女性的节义观

在三纲五常人伦观的影响下，女性承受着精神上的苦役。关于嫦娥奔月的传说，《淮南子·览冥训》中，嫦娥被描述为偷食不死药后成仙登月，变成了蟾蜍。这与人们心目中美丽善良的形象相去甚远，透露着古人对女性失节的谴责。相反，寒衣节关于孟姜女千里寻夫，哭倒长城的传说，则从正面宣扬了女性对丈夫的忠贞节义。据传说，孟姜女与范喜良成婚是因为孟姜女在花园洗澡时被范喜良看见，出于贞洁观念而结为夫妻。由此可知，孟姜女千里寻夫送寒衣的驱动力并非源于爱情，而是源于封建礼教施加于女性的节义观念。她受了很多苦难，但同时赢得了节义的光环，成为英烈女神。她们的人格被完全神格化。

二、性别差异在节日礼仪中的体现

人是社会的主体，每个个体都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中，其中性别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纵观历史上所有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其中持续时间最长、涉及领域最广的是两性关系的不平衡。女性从古至今一直是文化建构中不可缺少的参与者，但是在“阳主阴从、乾坤正位”哲学体系和“男女有别、男尊女卑”两性准则规范下，尤其是在父权制确立后，男性话语权在文化建构中处于至高地位，女性则处于附庸地位，在各种礼仪中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形成了两性不同的自我意识。因此，探讨性别差异在节日礼仪中的体现，有利于更深刻地解读女性地位。

（一）儒家文化中的性别观

祭祀是神灵崇拜的外在表现形式，主要分为祭神和祭祖。祭祀礼仪在节日中经常出现，不允许任何对神灵的亵渎行为，主要体现为节日礼仪中对女性的限制和规约。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中，男性占主导地位，这使男性在潜意识中拥有一种自我优越感。其次，是对传统儒家“内外”观念的误解和异化，把儒家的“内外”观念等同于男尊女卑思想。儒家文化的终极关怀是人道观念，儒家的“内外有别，男女有别”观念的本意强调关怀弱者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现在两性方面则是君子对女性的保护，这种观念自古就有，在《诗经·小雅·斯干》和《礼记·内则》中都有体现。

（二）节日祭祀礼仪中的性别差异

在中国传统节日礼仪中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性别差异。这与“净化说”思想有一定的关联，女性被视为“不洁”，因此在很多节日礼仪中，女性需要规避。宋朝范成大诗曰“男儿酌献女儿避，醉酒烧钱灶君喜”。民间有从阴阳学角度来解释的说法，认为灶王爷是男性，属阳，而女性属阴，女性祭灶容易导致阴气太盛而惹怒灶王爷。同样，中秋节被视为是传统的女性节日，从节庆活动的准备到拜月礼仪的举行，女性始终都是活动的主角，男子暂时规避。男子不参加拜月礼仪是因为，月属于阴性，女属阴，女性拜月符合中国传统的阴阳观念，顺应自然的规律。其次，这也符合“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分工。从中可以看出潜意识中男女的角色差异和自我意识。

祭祖方面体现在清明节的祭祀活动中，祭祖对于整个家庭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角色分工来讲，女性没有参与的权利。这同样来源于对女性特殊生理的禁忌，认为女性“不洁”，女性参加祭祖是对祖先的大不敬，可能会招致灾难。这在《淮南子·精神训》和弗雷泽的《金枝》中都有所体现。

综上可以看出，男性主要参与祖先信仰的祭祀活动，女人则倾向于祖先之外的神庙信仰活动。这是性别差异在祭祀礼仪中的影射。

三、节日礼仪中女性的特殊禁忌及其中断

根据弗雷泽的观点，禁忌可以分为行为禁忌、语言禁忌、物的禁忌和人的禁忌。其中人的禁忌，主要是女性的禁忌。对女性的禁忌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来表现为母权制时期的“敬畏女性”“视女性为神”。第二个时期表现为父权制时期的“鄙夷女性”“视女性为不洁”。纵观所有对女性的禁忌可以看出，无论哪种禁忌，归根到底都源于对女性的 “畏”。母权制让位于男权制，女性失去了话语权，成为男性话语权下的“他者”和“第二性”，这导致对女性的禁忌愈演愈烈。

巴赫金在《拉伯雷研究》中提出，节日是“颠倒的世界”，狂欢节仿佛把整个带有禁忌的正规系统和等级制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内解除了效力。在一个短时间内，生活偏离了普遍存在的、法定的和神圣的轨道，进入了乌托邦式的自由世界。在正常的世界里通过神圣、权威、庄严、禁忌的确立实现了对放纵和狂欢的压制，而在这个“颠倒的世界”中可以表达对于各种制度、权力和等级制度的相对立的欢愉。在一定程度上，狂欢节期间的生活所建立起来的世界，是作为对日常生活，即非狂欢节生活的戏仿，是作为“颠倒的世界”而建立的。

元宵节在新的一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到来，从中国传统的阴阳学角度来看，太阳属于阳性，月亮属于阴性，因此，月亮理所当然和女性联系在了一起。在古代，月亮崇拜、女性崇拜和蟾蜍崇拜是三位一体的，蟾蜍具有超强的繁殖能力，因而，月亮成为女性生殖崇拜的象征物。民间关于吞月而孕、梦月而孕的故事不在少数，可以看出元宵节与女性有着密切的联系。

此外，《辞源》中有元宵节女性“踏歌”礼仪的记载，“连手而歌，以足踏地为节奏”，这是一种以女性为主角的集体性舞蹈。关于女性“踏歌”礼仪的解释，主要源于古人的生殖崇拜和自然崇拜。元宵节阴气达到了顶峰，这一天最适合女性祈福，“踏歌礼仪”的狂欢是女性生育崇拜的一种表现形式。

元宵节是女性表达“本我”的狂欢节，“女子夜游”是极富女性色彩的活动。在古代，女性不能随意接触男性，更谈不上夜晚女子群游，但元宵节当天，女性可以浓妆艳抹、集体夜游。元宵节的盛况在古诗词中也有体现，“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欧阳修《生査子·去年元夜时》）。

元宵节中的女性不仅是爱情的主角和祈求生育的主体，此外，元宵节还把女性和农事预演结合在一起。弗雷泽在《金枝》中记叙了许多民族都有这种带有巫术性质的活动。这种活动以女性为主角，以女性的生育过程刺激大地，达到促进粮食丰产的目的。

（一）“俗”与“禁”的阈限状态

“话语传递着、产生着权力；它强化了权力，但也削弱了其基础并暴露了它……沉默与隐秘是权力的庇护所，权力的禁令在这里生根；但它们也松动权力的控制，并提供较为模糊的宽容地带。”通过元宵节礼仪可以看出，女性争取到了短暂的自由空间，达到了一种阈限状态。正如同男性一样，女性也披上某种神圣的外衣，寻求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体现在元宵节中，女性可以享受充分的自由，不受男性话语体系的束缚，反映了女性对公共空间表达、身份归属、自我认同的渴求。

从政治角度分析，女性礼仪禁忌成为具有强大的约束性，女性欲望在层层禁忌中处于被压抑状态，企图寻找一種途径宣泄自我。节日民俗是一种表达途径，是生活日常化的中断，它把生活常态中连续不断的时间之流分割开，达到对禁忌的有力中断。节日民俗的颠覆性、非日常性和反常规性使女性得到了狂欢的机会，尽情释放生命的原始欲望。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伊莱恩·马克斯有一句名言：“何处有压抑，何处就有女性。”在元宵节中，女性通过参与礼仪活动使“本我”意识得到强化，但进一步从深层角度解读，会发现男性在节日中只是暂时性的“失语”，却将女性长期地纳入整体性“失语”的历史事实中。这也符合了统治者和男性所构想的社会秩序。

（二）少数民族歌会——女性的狂欢

少数民族的歌会，也是女性狂欢的节日。在这些以歌传情的习俗中，都有一个共同点：女性一反常态，在众目睽睽之下大胆自由地恋爱、交友。学者刘永红在《禁忌与狂欢——浅谈“花儿”的文化特征与社会功能》中，以西北民俗事象“花儿”为例，认为它所具有禁忌与狂欢的二重文化特征。他认为，“花儿”内容多为情歌，某些语言成为禁忌，演唱“花儿”是日常生活的一种文化禁忌。但在一年一度的“花儿会”上，妇女实现了角色的逆转。歌会上演唱多由妇女发起，讽刺、开玩笑之类的妙语脱口而出，女性脱离了世俗的羁绊。这种节日阈限状态使女性打破了禁忌习俗，获得了短暂的自由。

通过对节日礼仪中性别差异的探讨，可以发现，女性民俗是节日礼仪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拉康说过，意识形态通过有力的“凝视”，把个体的欲望加以规范，在一定的渠道中获得表达。也就是说，女性欲望的表达必须在男权社会意识形态的“凝视”之下，才能获得表达的权利。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在欲望无从表达的情况下，会以一种隐秘的、转喻的方式表达出来，在民俗礼仪中通过婚姻、生育以及生产、节日等民俗事象隐晦地表达出来，从而实现精神上的突围，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节日主人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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