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书影

摘 要：《人性的污秽》是菲利普·罗斯书写的一部创伤寓言，福妮雅被刻画为遭受家庭创伤的受害者形象。罗斯通过混合式追述、视角转换等后现代叙事方式反复闪回其遭受创伤的场景，阐释其荒废生活的成因，揭示强加于其身的谎言，诠释了家庭创伤给其生活带来残酷的、毁灭性的打击。

关键词：菲利普·罗斯 《人性的污秽》 家庭创伤

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1933— ）是当代美国文坛的佼佼者。2001年，《时代周刊》冠以罗斯“美国最优秀的小说家”。作为一名犹太裔作家，由于其作品年代跨度长、创作风格大胆、主题选择敏感等因素，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其褒贬不一，特别是以性意识与犹太特性相结合的《波特诺的抱怨》（Portnoy's Complaint，1969）和荒诞小说《乳房》（The Breast，1972）使其成为饱受争议的作家之一。当代西方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不仅把他和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唐·德里罗（Don DeLillo）、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列为当今美国最主要的四大小说家，而且在《西方正典》（Western Canon）中收录了其六部作品。《人性的污秽》（The Human Stain，2000）是其代表作之一， 2001年荣获福克纳奖和全国犹太人作品奖，2003年改编成电影上演也是好评如潮。此作品近年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研究者各抒己见，分别从种族身份构建、文化多元主义诉求、新现实主义等视角对其进行多维的关照。“创伤”（Trauma）原为医学术语，《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为：“身体受伤的地方，外伤；比喻物质或精神遭受的破坏或伤害。”①1920年，针对创伤对个体的心理影响，弗洛伊德（Freud）在《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中提出了“创伤性神经官能症”（Traumatic Neurosis）②，阐述了心理创伤的症候、反复性和毁坏性。本文拟从家庭创伤的视角阐释作品中的受害者形象，揭示其致伤过程与表现特征，阐释其荒废生活的成因，探讨罗斯创伤叙事中重建自我的现实意义。

福妮雅是罗斯在小说中塑造的一个饱受家庭创伤的牺牲品形象。围绕着继父的猥亵、两名幼子的死亡和丈夫的變态家暴等家庭创伤事件，罗斯采用混合式追述、视角转换等叙事方式反复回放她遭受创伤的场景，将其所要表达的情感和思想逐步推向极致，揭示强加于其身的生活谎言，还原真实的自我。她原本出生在一个白人中产阶级家庭，五岁时，因母亲与人私通，父母离异。母亲爱财，带着她又嫁给一个有钱人。十四岁那年，继父企图猥亵她，她被迫从家中出逃，自谋生路，艰难度日。二十岁时她嫁给务农的越战老兵莱斯特·法利，本以为努力干活，生儿育女，把农场搞好，就可以过上稳定的、粗茶淡饭的生活。而生活的不幸再次降临，丈夫患有伤后神经紊乱症，拼命打她，接着农场倒闭，两个孩子由于小供热器翻倒窒息身亡。

接二连三的家庭创伤使福妮雅丧失了生活下去的勇气，她首先选择死亡终结创伤带来的心理折磨，与荒废的生活告别。第一次她做足了准备，日日夜夜期盼，配置药品，精心装扮了自己。“我记得冲了淋浴，剃了腿上的汗毛，穿上我最好的裙子……我记得杜松子酒和安定，而且依稀记得那种粉末，我忘了名字。某种鼠药，很苦，我把它混在白脱苏格兰威士忌布丁里。”③然而，尽管检测器都测不出心跳了，她又活了过来。第二次自杀是突发性的：“我想我停了下来是因为我受不了窒息的感觉。喉咙卡住了，真的窒息了，一口气都透不过来，慌忙解开电话分机线上的结。”随后，濒临死亡的经历使其找到一种独特的、狭隘的、反社会的方式疗伤。她识字却假装不识，心甘情愿地将文盲这个致残缺点加在自己的身上，以更方便地回归低级阶层。她并不反对识字本身，但装作不识字对她来说感觉更好，把文明作为一种窒息性的教化形式加以排斥，突出地显示在历经家庭创伤后她内心对生活的绝望、憎恨、报复的态度。“日子变得更加麻辣爽口。她就是尝不够那种有毒的东西：绝不勉强自己遵循非礼勿做、非礼勿露、非礼勿说、非礼勿思的规矩行事，而偏要做不当的人，展示不当展示的部分，说不当说的话，思不当思的事。”这成为她用创伤生活换取的独特经验，把心中不羁的欲望从世故的经验中释放出来，充当治愈创伤和净化人性污秽的独特方式。当然，罗斯并不赞同这种反社会的治疗创伤的方式。“通过让福妮雅假装文盲，罗斯能够避免合法化‘无知是一种解决方案。通过避免认可原始主义，他否定了一系列幼稚的假设。”④事实上，这只是福妮雅在遭受家庭创伤后对自身荒废生活的回应，一种对待侮辱、轻蔑的策略，强化一个原始的自我适应自身的环境。

遭受的家庭创伤在她身上也留下了累累的、看得见的伤痕。“在六七个地方可以见到疤痕，一个膝盖头擦伤，像个孩子似的，是她在牛棚里滑倒留下的，在她胳膊和腿上都有一道道细如针脚、半愈合的抓痕，是牧场的笆篱所致。她的手粗糙、发红、肿痛，由于扭动笆篱时捡起玻璃碎片，由于每个星期拔出、插入那些木桩的缘故。一个花瓣形状、颜色鲜亮的伤痕，或在挤奶厅受的伤，或是他留下的，恰恰位于她的咽喉和躯干的结合部。”作品中她形容自己像个陷入战火的孩子，不管生活被炸毁多少次，她站着不倒，面对着堕落的命运，忍受着身体和心理上双重的创伤。“没有理想主义，没有理想化，没有任何甜美姑娘的乌托邦主义，尽管她知道现实的一切模样，尽管她的生活已成不可逆转的荒废，尽管她遭遇了所有的混乱和冷漠。”福妮雅遭受家庭创伤后的症状是麻木、冷漠，她对周围人、事物缺乏积极的反应，情感淡漠和情感消失，对未来生活失去了兴趣。当科尔曼告诉她自己不是白人的秘密时，她似乎并不真正的关心，也不觉得这种行为该受到谴责，而事实上恰恰与生活相吻合。“她不信宗教，她不伪装虔诚，无论其他的什么邪恶使她面目全非，她却从未被有关纯洁的神话所扭曲。她对评判别人不感兴趣。她见得太多，早已不相信那一套鬼话。”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遭受不同创伤的两个个体互诉着不幸的遭遇，互相保护着对方，不受任何外人的侵扰，以自身可能最单纯的方式整合创伤。“他们也许都不再为事态发展成这样而感到后悔。他们安全地置身于厌恶之中，根本无暇顾及其他。他们已冲出曾经堆积在他们头上的一切。生活中没有东西能够引诱他们，生活中没有东西令他们激动，生活中没有东西犹如此刻的亲热那样消减他们对生活的恨。”

法国著名叙述学家杰拉德·吉奈特（Gerald Genette）在《叙事话语》（Narrative Discourse，1983）中提出了三类叙事视角：“全知视角，即叙事者与作品中的人物都知道，公式为叙事者﹥人物；内视角，即叙事者仅仅知道某个人物知道的情况，公式为叙事者=人物；外视角，即叙事者仅仅从外部观察人物，不透视人物的内心世界，他所知的没有人物自己知道的多，公式为叙事者﹤人物。”⑤作品中，不同叙述者的视角赋予了福妮雅不同的人物形象，不守规矩的女儿、纵欲的妻子、杀死孩子的凶手、社会底层的文盲清洁工、犹太人的情妇等。为全面展示福妮雅的真实形象和创伤经历，罗斯借助内外视角和全知视角交替变换的方式還原她是一名被谎言浸淫的家庭创伤受害者。她母亲对每个人说她是生活优裕的女孩子，因继父家教严格而逃出家门，而真实的原因恰恰是继父的肆意妄为不让她安生。她被指责由于自己沉溺于欲望的享乐谋杀了自己的两个孩子，而事实上是那场意外的大火夺去了孩子的生命，她仅仅是一个因失去孩子而绝望、企图自杀的母亲。在雅典娜学院，她是一名穷困潦倒的文盲清洁女工，而实际上她上过中学，甚至生前还留下一本日记。她被视为种族主义教授科尔曼满足性需求而践踏的对象、向雅典娜学院复仇情节的例证，其实她是一个绝非玩物的女人，而是与科尔曼并肩与生活创伤战斗的战友，甚至可以说是灵与肉的结合。罗斯也借她的话语揭示了小说的主题，“我们留下污秽，我们留下踪迹，我们留下我们的印记。污染、残酷、欺凌、谬误、粪便、精液——要待在这儿就别无二致，和反抗无关，和恩赐或救赎无关。在每个人的身上，存储于内心，与生俱来，无可描述。”最后，一场蓄意的车祸夺取了她的生命，随之，一切的谎言、一切的灾难、一切的创伤都被最伟大的藐视者死亡一扫而空。

菲利普·罗斯谈及“美国三部曲”的创作思路曾说过：“我把它们看作是主题三部曲，去描述战后美国人生活的重要历史事件，这些事件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⑥福妮雅无疑是罗斯成功塑造的一个反社会的女性创伤个体。随着其作为女儿、妻子、母亲、情人等多重身份的嬗变，她在家庭中所遭受到的身体与情感的创伤逐步增强，最终只能选择用谎言掩盖真相，生活陷入绝望的深渊。然而，通过具体细节的叙事，家庭创伤的根源却与其所处时代背景下的战争、暴力、性别歧视等社会因素息息相关。随着读者进一步解读作品的潜文本，创伤文学的教诲、警示功能得以有效地呈现。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96页。

② 《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六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1页。

③ 菲利普·罗斯：《人性的污秽》，刘珠还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22页。（文中有关该作引文皆出自此版本，故不再另注）

④ Posnock，Ross. Philip Roths Rude Tru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218.

⑤ Genette， Gerald. Narrative Discourse： An Essay in Method. Trans. Jane E. Lewi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196.

⑥ MaGrath， Charles. Zuckermans Alter Brain.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7 may 20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