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源

摘 要：苏珊·桑塔格的短篇小说《假人》以注入高科技元素的寓言手段，诊视“控制时代”中产阶级的精神顽疾。小说传达了作家对技术理性时代中人的生命状态与生存处境的思考与忧虑，具有很强的艺术性。

关键词：桑塔格 《假人》 寓言 替身

引言

“美国文坛的黑女士”苏珊·桑塔格因其批评文集《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1978）名震国际文坛，文集的出版成就了她“公共知识分子”的声名；而作家本人却更看重其小说家的身份，并在创作的巅峰时期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我，及其他》（I， Etcetera，1978）。小说集所收录的八则故事具有鲜明的现代主义特色，题材迥异，却无一例外地立足“把握时代的脉搏，诊断出社会的问题，揭示当代美国人的精神征候”的现实价值。其中，短篇小说《假人》以调笑式的科幻寓言传达出作家对生命状态与生存处境的思考与忧虑，具有很强的艺术性。

一、以“替身”换自由

《假人》是以第一人称叙述的科幻寓言，开篇即充满哲思地指出：“能够真正解决这个世界问题的方法只有两种：灭亡与复制。” 与其说“灭亡与复制”是作家探索出的解决现代问题的方法，毋宁说是她对现代人绝望处境的揭示。小说中的“我”是个典型的美国中产者；表面看来，“我”家庭完满，收入可观，薪水足以供给各项开支、照顾好妻女和母亲。然而，这样的生活却是“我”无法忍受的，于是“我想彻底摆脱这一切，只做给我带来快乐的事情”。如何才能快乐，如何获得爱自己的能力便是这则短篇的主线。

“我”花了大价钱聘用一位熟悉的电子工程师做出一个外形与我一模一样的假人，让他完全取代“我”在家庭、工作中的角色。开始，这个没有灵魂的“假人”出色地履行了使命，妻女、同事没有发现任何破绽，足见完全可以被“假人”取代的“我”在从前的生活中是怎样的机械化、程式化。“我”只是寄居在身体里，毫无生命力可言，难怪“我”无法喜欢这个自己。麻烦的是，几个月后“假人”开始抵制现在的生活，以死明志，坚决要离开“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要与同事“爱小姐”重建家庭。这一决定让“我”非常害怕，唯恐无法继续享受做流浪者的自由。无奈之下，“我”为假人又做了个假人。桑塔格在这则故事中为主体“我”设置了两个替身，并赋予了它一个喜剧结局：“我”尽情享受底层生活的自由感；一号假人边打工边学习，成长为一名成功的建筑设计师，与爱小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还育有一双儿女；二号假人终于没再给“我”添麻烦，做了一个完全称职、遵守规矩的机器人，妥善地应付生活中的各项事务。

这则被作家注入了高科技元素的生存寓言在她众多作品中具有罕见的调笑功能，并紧密契合了“控制时代”的技术手段与精神本质。众所周知，技术时代最大的获益者当是处于社会中、上层的群体。资本积累使他们有财力把玩技术，让生活变得更便捷、更有趣。“我”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体面的工作、优渥的生活条件，让我有能力购买昂贵的器件、雇请开价不菲的画家去打造自己的替身。由此，小说极力嘲讽了中产阶级式的成功实则虚无空洞，中产阶级身份带给“我”的最大优越感和便利却是使“我”有能力制造“替身”、摆脱中产阶级的生活。桑塔格用这种独特而又尖锐的调笑手段挑战了整个中产阶级，让中产者不得不正襟危坐去审视自己的生存状态。

二、以“替身”担责任

打造替身既是对“我”此前身份的弃绝，也是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我”认真培训了这个替身，好让他绝无差池地履行“我”身为人父、人夫、人子的义务，并最大限度地让“我”的上司、同事满意。这些正说明了“我”有极强的家庭观和责任心。可是不到一天，我的替身就显出了倦意，一根根地抽烟去排遣压力。而此时，乐得逍遥的“我”正享受着“滑到了世界底层”的自由生活，随时可以栖身于廉价旅馆、地铁火车上。替身的忍耐与“我”的自得其乐形成了强烈对比，终于，几个月后替身做出了和“我”一样的决定，决计离开这种生活，寻找自己真正的快乐。

自文艺复兴时期起，人文主义思想就通过拟写历险精神和爱情力量得以表达。历险代表人对未知的好奇，是人的一种重要品性，这也是孩童好奇心值得珍视的根本原因；而成人的世界却被蒙上一层层尘埃，人心由澄明变得晦暗不堪，渐渐失却了去爱、去快乐的能力。无爱的人生是导致主体异化的症结所在，替身与“爱”小姐的结合则展示了桑塔格拯救濒死生命力的努力。看到替身对“爱”小姐激情澎湃的爱，“我”既焦灼又忌羡，这更坚定了“我”继续探索生命的历险决心。為了不违逆家庭伦理并成全替身的幸福，“我”负债制造出了替身的替身。通过二次借助技术手段，桑塔格意在呈现陷入死局的循环和浓厚的绝望感：在“工具理性”的时代，人们的感受力日益钝化，而人们若想要摆脱麻痹的感官、乏味的生活，反过来又要借助理性创造出的高科技工具，其间似非而是的内在逻辑正体现了桑塔格周密自律的道德责任感。

三、以“替身”寻出路

作家着意为这则喻说现代生存困局的小说安排一个喜剧结尾，唯一的可能便是动用科幻手段，让替身成为救世主；而通过科幻元素，作家又巧妙地用一次私人化的狂欢揭示了群体性的异化，它让人们在寓言中读到了悲哀与无奈。“我发现自己厌倦做人，不只是不想做我自己这个人，而且是根本不想做人。……我想做山，做树，做石头。”通过对“做人”身份的解构，作家进一步推升了人物人格属性的裂解和心理异化的程度，以此暗示技术时代下中产群体所患的心理疾症是无法疗治的。桑塔格由此将如何平衡社会责任和生命自由的哲学命题植入小说，吁请读者与自己一起深思。

据桑塔格传记所载，与桑塔格关系亲密的美国作家阿尔弗雷德·切斯特（Alfred Chester，1928—1971）曾说桑塔格本人就是个“双重人格者”，正是这种人格特征促成了《假人》的构思：“一个人有第二自我，别人能够看到他在过一种生活；而同时，这个自我的原身可以过着完全是另一番模样的生活。”传记中对《假人》构思的总结实则也是外界对桑塔格的评价，她内心对自由的渴望与她在现实生活中受到种种拘囿的行为互为牵制。桑塔格本人也曾说，《假人》中的人物根本就是个“病者”，“他的选择是一个残疾人的选择——是与他排斥的单调乏味的生活相连的”。 由此可见，《假人》的语言虽然诙谐有趣，但人物的前途却依然晦暗无望。桑塔格说“假人”是“残疾人”，就像切斯特说桑塔格是“双重人格者”一样，暗示了他们终究都无法隔离于时代疾病，追寻彻底的自我价值。

小说的主角虽然是“假人”的真身，但小说中还有其他生命个体——假人的妻子、两个女儿和年迈的母亲，她们的生活都维系在“假人”身上。从这一维度阅读，即可看到作家在写作中一贯持有的深刻、严肃的生存思考。除了“假人”以外，其他角色都是女性，她们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这里表现出的是整个时代的病症：女性自我能力的短缺不但会使自己没有实现生命价值的机会，还会使身边人的生命质量大打折扣。

结语

在《假人》这则生存寓言中，桑塔格选择以人物的复调替身从多维空间展现迷狂、寻找出路，并尝试探索疗愈时代顽疾的可能性。成为建筑师的一号假人与身为教师的爱小姐最终拥有了健全的家庭和幸福的人生，小说中的这一情节虽一笔概述，却全然展现了作家的匠心、苦心。这是透入生命裂缝的一缕微光，承载了桑塔格对美好人性与健康关系的希冀。

参考文献：

[1] 卡尔·罗利森、莉萨·帕多克. 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M]. 姚君伟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2] 苏珊·桑塔格. 重生：苏珊·桑塔格日记与笔记（1947—1963）[M]. 戴维·里夫编.姚君伟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3] 苏珊·桑塔格. 心为身役：苏珊·桑塔格日记与笔记（1964—1980）[M]. 戴维·里夫编.姚君伟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4] 苏珊·桑塔格.我，及其他[M]. 徐天池，申慧辉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