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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塔格的成功与60年代精神

2011-06-05○张

博览群书 2011年10期
关键词:桑塔格大众文化纽约

○张 莉

桑塔格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女性。在学术界,她是前卫的批评家、出色的小说家,学识渊博、目光敏锐、思想深邃、用笔犀利;而在学术之外,桑塔格是一位勇敢坚定的公共知识分子,是美貌、独立、坚强的时尚达人、抗癌斗士。自20世纪60年代发表作品以来,桑塔格就一直处于批评界的密切关注之下;近几年来,国内外又掀起了一股“桑塔格热”,有大量有关桑塔格的文章和专著发表和出版,足见大家对桑塔格的热情只增不减。桑塔格以独特的方式吸引着公众的注意力,诠释着她在知识界的恒久在场。

所谓“时势造英雄”,追溯桑塔格的人生轨迹,我们发现,她的成功离不开美国60年代的特殊语境,离不开她在60年代的成功亮相和突围。从很多方面来看,桑塔格都代表着60年代的精神,是这个特殊时代的代言人。1969年,《党派评论》的编辑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撰文指出,桑塔格已成为一种标记、一个符号,她代表60年代后期的一幅标准图像,“这幅图像是一位紧跟时代的激进主义者,是一切先进的、极端的、惊世骇俗的事物的替身和代表”。菲利普斯甚至以开玩笑的口吻说道,即使没有桑塔格这个人,美国的学术界也会把她创造出来。而在桑塔格研究专家利亚姆•肯尼迪看来,桑塔格就是被创造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桑塔格确实被创造出来了,不是以一种形象,而是以多种象征符号的形式创造出来了……”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桑塔格是60年代所“铸就的偶像”。60年代是桑塔格艰苦创业的10年,也是她一举成名并奠定其在文化批评界牢固地位的十年。她演绎了一位外来的知识女性如何突破传统的禁锢,在男权主义思想占绝对领导地位的纽约知识界成功突围、实现梦想的故事。60年代呼唤变革的文化氛围为桑塔格的崛起创造了条件,桑塔格也身体力行地参与到这一文化革命的浪潮之中并最终引领了它的发展方向。

1959年,桑塔格独自带着年幼的儿子来到纽约,开始了她的寻梦之旅。1960年,桑塔格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学系的教职。同年,她开始在《哥伦比亚每日观察者》的文学副刊上发表书评。1962-1963年,桑塔格一边创作小说,一边为《党派评论》、《纽约书评》、《书周》等刊物撰稿。1963年,她的第一部小说《恩主》由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大力推出。但桑塔格的巨大声誉还是建立在她发表于这一时期的批评文字之上,尤其是1964-1969年间的几篇重要文章《坎普札记》(1964)、《反对阐释》(1964)、《一种文化和新感受力》(1965)、《论风格》(1965)、《关于色情的想象》(1967)、《沉默的美学》(1967)、《河内之行》(1968)等。

桑塔格积极地投身到60年代的政治、文化运动中,表达了自己激进的、革命的立场。从欧洲归来的桑塔格,一直住在先锋艺术家的聚集地格林威治村,她亲身感受并积极参与了60年代的先锋文化运动。1960年6月至9月,她与儿子戴维访问了古巴。在越战期间,桑塔格多次参加反战抗议活动,甚至为此一度被捕。1966年,桑塔格在回答《党派评论》杂志的问卷调查时,对美国在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描述和回应,认为“现在美国的状况已经是糟糕透了。人们很难看到这一点,因为恶劣的情势被美国切实提供的舒适和自由掩盖”。桑塔格直言美国是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并惊世骇俗地发表了以下言论:“白人文明是人类历史的毒瘤。”1968年5月,应越南方面的邀请,桑塔格访问了战火纷飞的河内。1969年,桑塔格又发表了政论文《关于(我们)热爱古巴革命的正确方法的若干思考》,对古巴的革命大唱颂歌。总而言之,与其先锋、前卫的文化立场相一致,桑塔格在60年代的政治立场也是激进的、革命的。

桑塔格为什么能够与60年代的文化语境建立起最成功的互动关系呢?换句话说,桑塔格何以在60年代一举成名?60年代给了桑塔格什么样的机遇,桑塔格反过来又以怎样的形式回馈了这个时代呢?

首先,桑塔格的成功得益于社会对新的文化与批评模式的吁求。桑塔格在“铁板一块”的50年代行将崩溃的背景下来到纽约。后现代主义文化对权威的解构、对多元化的主张、对大众文化的倚重为桑塔格在纽约文化圈内的“突围”准备了条件。另外,50年代的批评界死气沉沉,缺乏真正有分量、有深度、能切中要害的批评文字,缺乏令人耳目一新的声音。1959年,伊丽莎白•哈德威克曾经在《哈泼斯》杂志上发表文章,对批评界的庸俗现状进行了深刻的归纳和批判,“放眼望去,腻味的、平淡的赞扬充斥着书评业的每个角落;一种普遍的(虽然有点呆滞)迁就通融盛行着。一本书就在甜言蜜语的浸泡中诞生,‘浓盐水’般的敌意评论已成为记忆”。

其次,桑塔格选取了最合适的主题以最合适的方式在纽约的批评界亮相。她首先以权威的笔调和语气谈论欧洲先锋派作家和先锋派电影。这对厌倦了美国传统文化正振臂高呼文艺解放的人们而言,对于正开始树立自信、开始拥有国际视野以便检省自身的美国学界而言,无疑是一个合适的选题。正如《反对阐释》一文的译者程巍在该书的“译者卷首语”中所言,“批评始于距离。外来的一种智慧,正因为是外来的,在一定距离之外,才会成为本土智慧的一面透视镜。”桑塔格深厚的哲学功底和人文素养、她敏锐的学术眼光,再加上她对欧洲文化的熟稔,使她在担当欧洲文化在美国的传播者这一角色时显得游刃有余。另外,桑塔格选择在《党派评论》等刊物上发表文章,这些杂志的读者虽然人数不多,但影响力巨大。因此她很快就引起了纽约批评界权威们的关注。

再次,桑塔格立足于美国文化和美国社会,以一种文化衔接者的身份步入美国批评界。她雅俗共赏,既能得到精英文化圈的认同,也能获取大众的青睐。桑塔格虽推崇欧洲文化,但在内心深处关怀的却一直是美国文化的革新和进步,并且同美国的传统文化价值有着扯不断的联系,如她的乌托邦情结、她对独立精神的追求等等。她一方面维护精英文化,坚信知识分子对大众具有优越感,另一方面她也切身地体会到大众文化所具有的重要影响力。这一点同蔑视大众文化,固守“阳春白雪”的文化传统的纽约知识分子极为不同。因此,桑塔格同特里林、欧文•豪等老派“纽约文人集群”中的代表人物的论争不可避免。迎合了大众文化需求的桑塔格逐渐成为新的“纽约文人集群”中的领军人物,其影响力逐渐越过了精英知识分子为自己垒筑的“围城”。

还有人把桑塔格的成功部分地归功于她的个人魅力以及她的出版商对她的成功营销。无论如何,桑塔格的成功是主观的、客观的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桑塔格具有汉娜•阿伦特那样严肃的欧洲风格,也有着一个美国人的美貌、自信和精力,把当代一些领域的信息带给热切地希望改变艾森豪威尔统治下的20世纪50年代那种迟钝无聊的文化气氛的观众”(卡尔•罗利森、莉萨•帕多克:《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姚君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P127)。

桑塔格是美国文化界共同铸就的一个传奇,而这一传奇又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回馈了时代对她的厚爱。桑塔格的贡献并不只是向美国引入了欧洲先锋派作家的作品,也不是她激情洋溢地参加的那些政治活动所引起的轰动效应,她力图改变一种传统的、僵化的、固步自封的思维方式的激情,她重建一种“精神性工程”的“野心”,才是她的存在所显示出来的最大的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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