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 杰，傅辰昊，周素红



女性主义视角下广州市居民日常出行时空路径分析

古 杰1，傅辰昊2，周素红3

（1. 湖南城市学院，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湖南 益阳 413000；2. 合肥工业大学 建筑与艺术学院，合肥 230601；3.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州 510275）

西方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由于家庭原因，女性居民从私人空间进入公共空间的距离和时间短于男性。对广州市居民日常出行的时空路径进行分析发现，女性居民相较于男性出行频次更高，出行距离和时间更短，出行速度更慢。在家务时间和家务工作量方面，女性居民家务时间略高于男性，但家务工作量却远高于男性。其空间隐喻是男性居民从公共空间进入私人空间，在活动上由生产活动转为休闲活动，对于女性居民而言，家庭却是工作场所由公共空间向家宅空间的延续。相对于西方学者的研究，广州市女性居民日常出行距离短于男性不是因为对公共空间潜在危险的担忧，也不是出行活动的时空约束，而是出于家务分工过程中的性别不平等。在我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男主外，女主内”是普遍的行为规则，然而社会发展，“女既主外，也主内”已成为普遍现象，这显然有悖于男女性别平等的基本价值观。

女性主义地理学；性别；空间；时空路径

女性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男女不平等现象，然而这种现象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动消失，因此需要社会运动进行改变。[1]地理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向来重视空间分析，对女性研究存在较多偏见。这造成了一种难以回避的后果，地理学在发展中普遍存在性别盲点，从而忽视了人地关系中女性的空间行为和体验。[2]因此，从学科发展和社会实践双重考虑，地理学应接纳女性主义的研究成果，将其与人文地理学的空间和地方研究结合，对看似中性的地方和空间进行社会性别分析，从而揭示性别空间中男尊女卑问题，推动社会空间的性别平等。[3]女性主义地理学就是在这种思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4]

女性主义地理学的兴起受如下思潮深刻影响。[5]第一种是女性主义思潮，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的女性主义运动对女性主义地理学的兴起产生了深远影响。[6]在这一思潮影响下，女性的社会地位在教育、工作和政治活动等多个重要领域得到提高。在此过程中，性别差异的成因、过程和影响受到广泛讨论，性别和社会性别被区分对待。女性主义者普遍认为，社会空间因性别不同而分化出中心和边缘，男性占据着社会空间的中心，而女性则处于边缘地位。第二种是激进主义思潮，它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对地理学尤其女性主义地理学产生了深远影响。[7]激进主义学派认为，当时的地理学及其它社会科学反映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和价值观，与社会问题之间缺乏有机联系，主张地理学研究引入新的范式，不仅要对社会问题进行理论解释，而且要能提供指导实践的知识，有学者甚至认为要参与创造公正社会的实践活动。[8]激进主义学派强烈的社会参与精神与女性主义产生了共鸣，因为性别不平等正是社会不平等的重要方面。[9]第三种是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文化转向。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化转向认为应强调文化的内部运作、符号的生产和价值内涵，研究重点是空间构成、空间秩序和空间竞争。但女性主义学者并不主张以文化地理学取代女性主义地理学，而是通过女性主义地理学的研究更多参社会问题。[10]还有一种是20世纪中期后女性社会学研究过程中的学科化趋势，旨在以学科化为基本视角，以社会现实为基础，提出并回答问题，形成女性社会学知识。[11]

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的主要路径包括性别化的家宅空间、女性对公共空间的使用和同性恋的空间主张三个方面。在女性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对女性社会起到的是负面作用，家庭成为男性工作之后的休闲娱乐场所，而对于很多女性，它则是不停辛苦劳作的牢笼。基于这样的认知，女性主义地理学把研究重点从公共空间转移到家宅空间上。[12]女性对公共空间的使用是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的重点。[13]可以看到，受制于性别角色以及公共空间安全性等因素，女性对公共空间的使用受到极大限制。[14]同性恋的空间主张也在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中融入了女性主义视角。[15]通过空间占有而获取身份认同是同性恋空间形成的重要方式。卡斯特对美国旧金山同性恋社区进行了研究，男同性恋逐步把活动空间从酒吧延伸到街道，从黑夜延伸到白天，并把活动空间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塑造成为规模较大的同性恋社区。结论是男同性恋对社区空间的塑造源自男性对领地的天然向往，并由此推断女同性恋则没必要塑造自己的社区。[16]然而更深入的研究则表明，女同性恋者同样在塑造着自己的同性恋社区，只是受制于女性在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弱势地位，女同性恋社区的塑造过程则更为隐秘和容易受到破坏。[17]

中国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是在东方文化背景下发现性别不平等现象并通过社会性别主流化实现性别平等。女性居民日常出行的行为相较于男性的特征和空间隐喻是学者关注热点。[18-23]国内学者普遍意识到，在中国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宏观背景下，女性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空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造成了性别化的城市空间不断显化。

一、数据与方法

研究数据来自出行日志问卷调查，调查时间是2013年4-5月，地点是广州市12个街道18个社区。共计回收1 604份有效问卷，其中男性居民660位，女性居民994位，男女比例分别为41.15%和58.85%。居民的出行路径数据通过问卷调查方式获取。每一位居民都被要求详细填写其主要的出行活动，包括出行的时间和地点等信息。以出行日志为基础，对居民出行的时空路径进行可视化处理，对时间和距离等方面进行计算。通过问卷调查获取居民在日常出行过程中地点和时间更改的难易程度，分析居民出行的性别差异及其原因。

二、居民日常出行的性别差异

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要求女性在家务劳动中承担更多的分工，这必然对女性的出行时间和距离产生影响。早在20世纪80年代，不少学者就关注到西方社会文化背景下，女性的通勤时间和距离短于男性。[24-26]然而这种差异是否会因东西方文化不同而有所改变？从日常出行时空路径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

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工作日还是休息日，居民日常出行的频次、距离和时间等要素均存在较为显著的性别差异（见图1）。

图1 女性居民和男性居民出行活动的时空路径

从男女性别居民日常出行的频率来看，女性居民的出行频率高于男性。男性居民在工作日平均每天出行的频率为3.65次，而女性为3.81次，女性居民高于男性居民4.38%。从休息日的情况来看，男性居民的出行频率为2.94次，而女性居民的出行频率为3.22次，女性高于男性居民9.52%。

女性居民日常出行的距离低于男性。无论是工作日还是休息日，女性居民的出行距离都远低于男性。工作日男性居民的出行距离为9.41 km，女性居民的出行距离为仅为7.69 km，女性居民的出行距离比男性低1.72 km；女性居民出行距离低于男性的状况在休息日有所差异，从休息日的情况来看，男性居民的出行距离为7.07 km，女性居民的出行距离仅为6.26 km，女性居民出行距离低于男性0.81 km。从工作日和休息日的差异来看，工作日女性居民和男性居民之间的差异显著大于休息日（见表1）。

表1 居民出行频次、距离和时间的性别差异

注：★表示工作日，☆表示休息日，距离的单位为km，时间单位为分钟，以下其它表格同样情况。

此外，女性居民日常出行的时间和平均速度也低于男性。从工作日和休息日的差异来看，工作日女性和男性居民的出行时间和速度差异较为显著，休息日虽然女性居民的出行时间和速度低于男性，但相当于工作日差异不太显著。

总之，相对于男性居民，女性居民的出行频次更高，出行距离和时间更短，出行速度更慢。就工作日和休息日的差异来看，工作日出行频次和距离等相关指标的性别差异普遍大于休息日。

三、居民日常出行产生性别差异的原因

（一）女性居民出行的弹性与刚性

从居民更改出行目的地或出行时间的难易程度来看，整体上男性居民受到的约束程度更高。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女性会更多地受到家庭与孩子的束缚，受到约束的程度会高于男性。然而在本次调查中，就工作日出行而言，男性受到时空约束的程度更大一些。在男性居民的出行中，出行地点不太能更改和完全不能更改合计占71.29%，女性居民为63.46%，显著低于男性。出行时间来看，女性居民和男性居民的差异也表现出相似的规律（见表2）。

表2 居民出行的时空约束程度及性别差异

居民日常出行在休息日受到的时空约束程度显著降低，就性别差异而言，女性居民受到时空约束的程度依然低于男性居民。从数据来看，女性居民可以更改时间的出行比例比男性高，不易更改时间的出行较男性低。

总之，从不同的数据来看，女性居民出行活动受到的时空约束程度都显著低于男性。如何理解女性和男性受到约束程度的差异是解释女性居民日常出行的距离、时间和速度都要低于男性的关键。由于社会性别角色的差异，男性居民出行活动的目的更多的属于社会化活动，比如上班，这些社会化的活动在时间和空间方面都比较固定，更改相对困难。相对而言，女性居民的活动家庭化程度会高一些，比如买菜，而这种家庭化的活动在时间和空间方面都相对比较灵活。因此，调查数据显示女性居民出行活动相对而言更加自由灵活，受时空约束的程度更小。相较于社会化的活动，家庭化的活动以家庭为中心，所以女性居民的出行频次高于男性，但是出行的距离、时间和速度都要低于男性。

（二）女性居民的时间分配

从社会化和家庭化活动的视角分析女性居民出行活动的时空约束程度，可以解释女性居民出行时空路径相对于男性的差异，但是无法揭示女性居民在社会性别分工方面所形成的弱势地位，因而需要进一步从时间分配的视角来分析女性居民在社会化和家庭化活动分工过程中的不公平性。睡眠时间属于生理时间，可以更改的幅度不大，不会成为影响居民出行的主要原因。从出行时间来看，尽管男性居民和女性居民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差异较小，在24小时的时间分配中所占的比例不高，也较难成为影响居民日常出行的主要因素。从家务时间来看，女性居民的家务时间是2.3小时，男性居民的家务时间是2.1小时。虽然女性居民的家务时间长于男性居民，但从调查结果看，比例并不大。从整体看，男女居民在时间分配的差异较小。这似乎是一个悖论，更加家庭化的女性活动并没有在时间上体现出来，因为男性也消耗了同样的时间在家务活动上。

为了消除由于被访者对家务时间的界定所产生的一些差异，问卷还设计了家务工作量题目对家务时间进行补充（见表3）。

表3 主要家务劳动所承担的比例 /%

在“家务主要由谁来完成”的问题中，68.89%居民认为家务劳动主要由女主人来完成，仅有2.37%的居民认为家务劳动主要由男主人来完成。由于女性尤其是家庭中的女主人在家务劳动中承担更多的劳动，而与家务劳动相关的各项出行也是女性普遍高于男性。由于有料理家务的需求，女性居民在职业选择及日常出行活动中呈现出与男性居民不一样的规律。从直观上理解，由于女性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在时间约束方面高于男性。然而，正是由于料理家务的实际需求，女性居民在工作选择时可能更倾向于选择那些时空约束较小的工作，从而得到更多的出行时空自由。因而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女性居民时空约束的程度要小于男性。

性别对居民日常活动的影响还表现在男女居民在家务劳动的认知方面。在表3的数据中“家务劳动主要由谁来完成”，该问题是放在了时间的弹性分配中，实际上该问题是基于家庭为单位的调查。这项针对家庭的问题不应该因男性居民回答还是女性居民来回答而有所差异，尽管，一定范围的误差是允许的。但是，从统计结果来看，男女性别的差异所表现出的家务工作量认知差异比较显著。尽管从整体趋势看，男性居民与女性居民基本一致，然而依然呈现出一些比较明显的差异。可以简单理解为5.00%的家庭认为家务劳动是由男主人完成，而女性居民认为仅有0.53%的家庭家务劳动是由男主人来完成；男性居民认为有63.33%的家庭家务劳动由女主人来完成，但是女性却认为该比例高达72.78%。尽管从整体来看，男性居民和女性居民都认为女性在家务劳动中承担着主要的工作量，但男性居民对男性居民家务劳动中承担的工作量比女性的认知高一些。

通过问卷反映出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女性居民的确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劳动，但是其时间花费并没有显著高于男性，社会性别角色的不公平性集中体现在这里。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体系中，男主外女主内是一条最基本的价值标准，男性居民的主要职责是通过家庭之外的拼搏获取家庭所需的经济收入，女性居民则在家务劳动中承担更多的责任。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女性同样可以参与社会劳动，尽管在诸多方面依然存在不平等的现象，但是女性从家庭空间进入社会空间参与社会劳动已经成为女性居民活动的重要内容。这也就意味着女性居民像男性居民一样参与社会劳动，然而没有把女性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在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中，全职家庭妇女所占的比例并不太高，但即便是职业女性也会在家务劳动中承担多于男性的劳动。从文件调查结果来看，尽管女性居民的家务时间仅仅是略高于男性，但主要家务活动的工作量由女性来完成。在公共活动空间中，女性居民和男性居民共同参与社会化劳动，当两种社会性别角色转移到家庭空间时，女性要按照这种社会角色的要求从事家务劳动。虽然男性居民也会花费一定的时间在家务上，但整体上已经把家庭转换成出工不出力的休闲活动空间。对于女性而言，进入家庭空间之后，社会性别角色赋予她们的大量清洁和厨房劳动等工作需要逐步展开。与传统农业社会不同的是，女性居民在公共空间从事着与男性居民一样的脑力或体力劳动。

四、结论与讨论

以问卷调查为基础分析广州市女性居民日常出行的时空路径特征，并与男性居民进行对比，旨在揭示女性居民日常出行活动中的行为特征和性别约束问题。从女性居民日常出行的频率特征来看，女性居民相较于男性居民日常出行的频次更高，距离和时间花费更短，速度也较慢。

无论工作日还是休息日，居民日常出行的频次、距离、速度和时间都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性别差异。这些特征与西方学者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却存在显著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女性居民的日常出行活动更多地受到家庭事务的束缚。从女性居民日常出行活动的时空约束情况来看，女性居民的日常出行活动相较于男性出行的时间和目的地都更为灵活，女性居民出行活动受到的约束程度也更小，相对于男性其出行的时间和地点可更改的程度更高。单纯从出行来看，女性居民的出行的确更为自由灵活。然而这恰好揭示出女性居民在日常出行过程中以家庭为中心的特点。从女性居民家务活动所用的时间来看，女性居民家务时间仅比男性居民高出12分钟。但从家务活动的工作量来看，主要的家务劳动实际上由女性居民承担。可以看到，由于女性居民与男性居民一样参加全职工作，女性家务劳动的时间与男性居民相比并无显著差异。但是在进家宅空间之后，男性居民和女性居民的分工呈现出较大的差异，一个非常明显的数据是女性居民承担了68.89%的家务劳动，而以男性居民为主的家务劳动仅占2.37%。

女性居民和男性居民对家务分工的认知差异本质上体现的是家务劳动中居民的性别定位。男性居民认为自己承担了5.00%的家务工作量，占家务工作总量的比例非常小。但是从女性居民的视角来看，还要更小，只有0.53%，这就意味着女性居民认为主要的家务劳动由自己完成，男性居民在家务劳动中的贡献基本处在忽略不计的状态。事实上，女性居民和男性居民对家务劳动及其分工的认知正是其出行距离短于男性、出行频次高于男性的主要原因。传统研究普遍认为，女性居民从事全职工作是实现性别平等的重要途径，在社会空间中，全职工作的确有助于性别平等的实现，然而在家宅空间中，全职工作起到的作用正好相反，性别不平等的问题在女性参与全职工作的背景下显得更为突出。

女性主义研究的目的并不仅是为了揭露现实生活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性别平等。传统的女性主义研究认为实现性别平等的主要策略在于通过公共政策和资源配置实现性别平等。诚然，实现性别平等的显性手段需依靠政策、立法和资源配置等手段，但是，这些显性手段并不能有效地解决所有的问题，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发现忽视女性需求的研究同样十分重要。调研结果表明，女性居民日常出行的诸多特征都指向以家庭为中心的家务劳动，然而实际上她们并不是专门负责家务的全职太太。她们与男性居民一样从事社会工作，家务时间的花费也仅仅是比男性居民略高，但是从家务活动的工作量来看，女性居民承担了绝大多数比例的家务活动。在我国当前的制度背景下，尤其是对于广州这样发达的一线城市而言，显性的性别不平等制度已不多见，而隐性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则颇为常见。女性在公共空间获得了和男性一样的工作机会和权利，但在家庭空间的领域，受传统社会思想和社会分工的影响，性别不平等的现象依然较为普遍。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将是中国女性地理学研究的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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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ce-time Path of Residents’ Daily Travel in Guangzhou from Feminism

GU Jie1,FUChenhao2,ZHOU Suhong3

（1.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 Urban Planning, Hunan City University, Yiyang, Hunan 413000, China; 2.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Art,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Anhui 230601, China; 3.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China）

The Western scholars have found that the space distance and time of female residents spending from private to public space is shorter than male’s. The research of gendered spaces of Chinese cities can be take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ehavior spaces of the individual residents and feminist.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emale residents in the areas of commuting, shopping, recreation and the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Compared with the research of western scholars, the daily travel distance of female residents in Guangzhou is shorter than that of men, not because of concerns about the potential danger of public space or the time-space constraints of travel activities, but because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the division of housework.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theme of “male leading the family while female leading the iner family” is a universal behavior rule. However, in today’s society the line of “female leading both the family in and out of their house -work. And thus it has become a common phenomenon, which obviously goes against the basic values of gender equality.

feminist geography; gender; space; space-time paths; Guangzhou

（责任编校：彭 萍）

2018-06-12

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8JJ3020）；合肥工业大学校博士专项科研资助基金（JZ2018HGBZ0165）

古杰（1984-），男，河南郸城人，博士，主要从事城市地理、土地政策和区域经济研究；

傅辰昊（1988-），男，安徽蚌埠人，博士，主要从事城市地理学、商业地理学、时空行为和城乡规划研究；周素红（1976-），女，广东饶平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城市地理和城市公共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