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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中青年群体的家庭养老偏好研究——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2018-10-19薛嘉树豆小红

城市学刊 2018年4期
关键词:意愿养老群体

王 莉,薛嘉树,豆小红



农村中青年群体的家庭养老偏好研究——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王莉1,薛嘉树2,豆小红3

(1. 湖南城市学院 管理学院,湖南 益阳 413000;2.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3.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决策咨询中心,长沙 410000)

在中国,家庭养老是人们最主要、最认可的养老模式。目前人们对老人的养老意愿关注得多而对中青年群体,尤其是农村中青年群体的养老意愿关注得少。事实上,利用列联表卡方检验和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进行分析,结论显示当前农村中青年群体有家庭养老的偏好,这可能与其生命历程有关。

农村中青年;家庭养老偏好;调节效应检验;生命历程理论

1999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老龄人口规模越来越大,养老问题日趋严峻。人们的养老偏好将对未来社会的养老模式和政府的养老服务体系构建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分析人们的养老偏好及其影响因素显得十分必要。养老模式主要可分为社会养老、家庭养老和个人养老三类。[1]尽管总体上家庭养老模式依然符合多数人的期待,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其他养老模式。农村中青年群体是未来的养老大军,但相比农村老人、城市老人或是其他群体,学界对农村中青年群体养老意愿的关注度还不够。本文通过对CGSS数据进行分析,根据生命历程理论,提出关于农村中青年群体家庭养老偏好的研究假设,然后检验假设,根据结果对农村中青年群体的养老偏好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期引起社会对这一问题的更为深切的关注。

一、概念界定及相关研究述评

(一)概念界定

家庭养老偏好。学者们对家庭养老有几种不同理解。有些研究将个人养老和家庭养老概念合称为居家养老;[2]而有些则将个人养老和居家养老合称家庭养老。[3]也有学者将家庭养老认作是子女养老。[4]在本文中,家庭养老偏好,是指对家庭养老模式的较强选择倾向,家庭养老仅指依靠子女养老。本文以是否认为有子女的老人养老应由子女负责作为衡量指标。

农村中青年。指常居住地为农村地区的中年及青年群体。本文中的农村不同于户籍上的农村。依照学界对中青年年龄范围的统一划分标准,本文将18-59岁人群称为中青年。

(二)相关研究述评

1. 国内相关研究

已有研究讨论养老偏好概念的较少,主要讨论家庭养老意愿,研究对象是农村老人,如田北海等基于对湖北某村的调查,提出多数农村老年人具有家庭养老偏好,这主要受年龄、经济水平、居住情况、情感状态等生活境遇影响。[4]其次受关注的对象是城市老人,杨善华等对1999年“北京市老年人需求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认为北京市老年人的家庭养老意愿建立在下一代的“责任伦理”基础之上。[5]近年某些更特殊的群体进入了学者的视野,如农村女性、[6]农村中年独生子女父母群体[7]等,但这些研究总体数量还较少。

对于农村中青年的养老意愿研究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农村中青年养老意愿“去家庭化”趋势明显。如丁志宏认为我国农村中年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观念正在发生变化,[8]沈苏燕等认为“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对中青年农民的养老意愿有较大的影响。家庭中男孩的个数越多,中青年农民越期望通过子女赡养来保障自己将来的老年生活。随着家中孩子个数(特别是男孩个数)的减少,中青年农民的养老意愿出现“去家庭化”的特征。[9]郭继以浙江省为例,提出年轻的农村妇女已不完全把养老寄托在子女身上,更注重自我积累养老。[10]吴海盛、江巍以江苏省为例,指出中青年农民中,男性比女性、青年农民比中年农民、单身者比已婚者、受教育程度更高者更倾向于选择正规化养老模式。[11]李亮、宋璐认为传统的依靠子女资助的养老方式已不是最主要的养老策略,农村中青年选择社会养老保险作为养老资源的主要来源的比例最高。[12]

与上文提到的“农村中青年群体倾向于选择非家庭养老模式”这种观点不同的是,有几位学者认为农村中青年具有家庭养老偏好,并以他们对养老缺乏意识作为解释。田瑞靖对湖北宜昌的研究表明,在农村中青年已婚妇女中,较为年轻的妇女其社会化养老意识较弱。这可能是因为她们目前年龄较小,距离老年期还较远,对未来的养老认识比较模糊。[13]陈卫则指出,与老年人相比,农村中青年人同样具有家庭养老的偏好。[14]

2. 国外相关研究

在养老话题上,欧美国家集中讨论的是公共政策在保障老年人生活质量方面的作用。这些国家似乎更重视老年人的退休金发放和社会福利问题,家庭养老偏好概念很少出现,对农村中青年的家庭养老偏好的研究则更难找到。但也有一些相关的研究,如Joyce McDonough Mercier等人认为,当健康成为老年人的一个问题时,他们更倾向于依靠家人的帮助。[15]Karen和Shannon也认为,当面对健康和日常生活的变化时,老年人最常求助于家庭成员,寻求辅助支持和个人护理。可以看出,尽管欧美国家的老年人整体显示出更高的独立性,但家庭仍然是养老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尤其是有健康问题的老人,他们会更加希望有配偶和子女的照料。[16]

一些针对亚洲国家的研究也涉及了家庭养老偏好问题。如Bussarawan Teerawichitchainan等人对缅甸、越南和泰国的独居老人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在提倡孝道的社会里,人们对包括代际同居在内的照顾表示欢迎,老年人独居水平较低。尽管人们担心发展会导致孝道转移和代际共居恶化,但有证据表明,孝道在亚洲远未受到侵蚀。[17]也有人认为,代际契约的变化可能导致相对于老年人的生活安排偏好的价值变化。[18]

总体而言,相关国内外研究已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有些问题还待解决。例如:细化的、区域化的研究较多,涵盖范围较小,可以增加一些基于全国性数据的研究;样本量集中于800-2000之间,代表性相对不足;整体相关研究数量尚不够,且缺乏与理论相结合的研究;研究思路上很少讨论一些变量的调节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已有研究使用的数据资料距今时间较久,部分事实可能已经发生变化。这也需要我们关注不断更新的数据材料,以把握问题的动向。

二、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一)理论基础:生命历程理论

生命历程理论起源于美国,它关注整个生命历程中年龄的社会意义,研究社会模式的代际转换。它认为,一个人一生中会经历入学、就业、生育、退休等生命事件,这些生命事件按一定顺序排列起来,就构成了一个人的生命历程。生命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内容深受社会结构的影响,而前者反过来又会影响到个体的角色扮演。同样一组生命事件,如果排列顺序不同,对人生的影响也会大不相同。生命事件之间也会互相影响,每代人注定要受到在别人的生命历程中所发生的生活事件的巨大影响。[19]

(二)研究假设

本文认为农村中青年群体可能存在家庭养老偏好,结合已有研究提出的主要指标(人口学特征、经历概况、社会经济条件三个方面),本文将这些指标均列为影响家庭养老偏好的自变量。但由于本文倾向于讨论农村中青年对经历概况对其家庭养老偏好的影响,因此本文认为:

首先,除城乡因素和年龄因素外,住房主人、育有后代的性别情况、受教育程度、是否参与了养老保险这些指标也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个人生命事件的完成情况。按照生命历程理论的观点,虽然人们应对现实状况的方式和观念具有个人异质性,例如收入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人对结果的满意度也不同,但客观生命事件完成情况相似的人,其观点态度又具有同质性。因此综合来看,自己为所住住房主人、受教育程度较高、婚姻较稳定、对自身收入满足感较高的人,对应用各种方式养老有一个更积极的预期,而后代的性别情况,也影响到人们对自己老去时的养老方式设想。

其次,办理养老保险可与家庭养老偏好互为因果,除是否办理了养老保险外,前文所涉及变量是农村中青年与家庭养老偏好间相关关系的调节变量。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收入偏低,因思想和政策原因生育儿子的机会更多,养老保险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鲜陌生的东西;中青年群体多处于“上有老下有小”,或是被自己父母所庇佑的状态,认为自己应该赡养父母、期待子女赡养的思想决定了他们目前的养老意愿,使得其养老意愿不是来源于自身感悟,而是基于所处环境的影响。因此农村中青年群体有较强的家庭养老偏好。

根据以上假设,本文认为,影响家庭养老偏好的因素情况可用图1所示模型来表示:

图1 因果关系假设图

三、数据和方法

(一)使用到的数据、变量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由中国人民大学主持,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它系统、全面地收集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多个层次的数据,总结社会变迁的趋势,在社会科学界得到广泛认可。由于2012-2015年的全国调查数据更能反映近年社会变化,因此本文主要使用了2012、2013、2015年的CGSS数据(2014年没有调研数据),涉及的变量基本情况及具体处理方式见表1。

(二)模型方法

本文使用stata软件,首先对家庭养老意愿和城乡*年龄的列联表结果,和家庭养老意愿总体占比情况进行整理,再采用调节变量分析法,运用二分类 Logistic回归模型对假设中各调节变量和自变量、因变量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表1 变量处理情况

表1(续)

变量名变量代码变量赋值样本数 有无女儿a6820=无女儿 1=有女儿10 952 住房主人a1210=非己所有1=自己所有10 968 收入满足感b50=不满足1=满足9 643 是否参保a6120=没参保1=已参保10 806 养老意愿a410=其他1=仅有家庭养老意愿2012:11 742 2013:11 413 2015:10 871

四、结果分析

(一)家庭养老意愿变化情况

图2可以看出,人们的家庭养老意愿整体呈现出下降趋势。2012年希望家庭养老的人所占比例为51.99%,2013年这个数值为50.64%,到了2015年,该比例则降到了49.80%。同时,认同非家庭养老的人越来越多,且于2013-2015年实现了比例的不过半到过半。

图2 家庭养老意愿占比变化情况

以上为整体数据。农村中青年、农村老人、城市中青年、城市老人这四个群体的家庭养老意愿具体情况见图3。

图3 各群体家庭养老意愿占比

在3年的数据中,农村中青年选择家庭养老的发生比始终是四个群体中最高的,超过60%,比农村老人还要高。是否为农村中青年与家庭养老偏好的显著性检验结果和logistic回归分析(含控制变量)结果如表2所示:

表2是否为农村中青年与家庭养老偏好关系检验结果

2012 2013 2015 家庭养老偏好OR值P>|z| OR值P>|z| OR值P>|z| 农村中青年***2.3440.000 1.8710.000 2.1550.000 总计0.5270.000 0.7250.000 4.8220.000

综上,可以认为,农村中青年群体有家庭养老偏好。

(二)调节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性检验

为解释农村中青年群体为何有家庭养老偏好,检验在2015年CGSS数据中,假设中提出的调节变量是否成立,第一步是检验调节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通过卡方检验,假设提出的各变量与家庭养老偏好是否有关系结果见表3:

表3说明是否有孩子、是否儿女双全、是否有稳定婚姻与家庭养老偏好无关,其他变量与家庭养老偏好存在相关关系。为进一步分析有关变量与家庭养老偏好的相关性,研究构建了含控制变量的logistic回归模型,最终结果见表4。

表3 假设调节变量显著性检验结果

表4 相关调节变量的相关程度

Logistic回归结果中,是否只有儿子不与家庭养老偏好成因果关系。除却有变动的因素外,是否教育程度低、是否只有女儿、是否为所住住房主人、是否对自己收入感到满足是家庭养老偏好的影响因素,它们是在这一环节上满足调节效应要求的变量。受教育程度偏低的人有家庭养老偏好,在该回归模型中,其发生比平均是高教育程度者的1.64倍;收入满足感高的人更倾向于家庭养老,发生比是对自己收入不满者的1.337倍;只有女儿、目前住在自己房子里的人,都更不倾向于家庭养老。

(三)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相关性检验

之前的结果部分印证了假设1,但作为调节变量,是否有孩子、是否只有儿子、是否儿女双全这3个均被排除。第二步分别对自变量与教育程度、只有女儿、住房主人、收入满足感的关系进行显著性检验及logistic回归分析(有控制变量),结果如表5-8所示。

表5是否为农村中青年与教育程度的关系

自变量OR值P>|z|高学历比例 农村中青年***5.1670.0002.69% 总计7.5300.0009.03%

农村中青年身份对教育程度有显著影响。其教育程度为中低水平的可能性是非农村中青年的5倍多。农村中青年群体中,高学历比例极低。

表6是否为农村中青年与是否只有女儿的关系

自变量OR值P>|z|只有女儿比例 农村中青年***0.7360.00017.84% 总计0.3390.00019.88%

农村中青年身份对是否只有女儿有显著影响。其只有女儿的可能性约是非农村中青年的73.6%。

表7是否为农村中青年与是否为所住住宅主人的关系

自变量OR值P>|z|是住宅主人比例 农村中青年***1.1580.00247.18% 总计1.5680.00049.90%

是否为农村中青年对是否为所住住宅主人有影响,他们住在自己所有的住宅的可能性比其他群体要略大。这可能与在农村得到属于自己的住房更容易(农村人口中,住房主人为自己的发生比为1.399)有关。

表8是否为农村中青年与收入满足感的关系

自变量OR值P>|z|收入满足比例 农村中青年1.0600.4466.02% 总计1.5570.16967.06%

卡方检验和logistic的回归结果显示,农村中青年身份与收入满足感既无相关关系,也无因果关系。

(四)自变量和调节变量交互项与因变量的相关性检验

由于收入满足感也被证明不是调节变量,留下是否中低教育程度、是否只有女儿、是否为住宅主人这3个变量,分别构建这3个变量与农村中青年的交互项,并与家庭养老偏好进行检验:

表9 各相关交互项与家庭养老偏好的相关性检验

由于三个交互项都与家庭养老偏好有因果关系,因此综上,是否为中低教育程度、是否只有女儿和是否是所住住宅主人是农村中青年与家庭养老偏好间的调节变量,即如图4所示。其中,中低教育程度、只有女儿在其中起正调节效应,住房是否属于自己在农村中青年群体的家庭养老偏好中起负调节作用。

图4 因果关系结论图

五、结论

本文以调节效应检验为研究思路,经过对数据的描述和二分类logistic回归的分析,发现农村中青年群体有家庭养老偏好,偏好程度甚至高过被认为是最可能有家庭养老偏好的农村老人群体;中低教育程度、只有女儿在是否为农村中青年群体和是否有家庭养老偏好中起正调节效应,住房是否属于自己起负调节作用。本文认为,这个调节效应模式的成立,可以用生命历程理论来说明。

首先,人的发展,包括思想发展,是受到所经历生命事件的影响的。2015年数据中的农村中青年群体,为50后到90后人群,他们的教育程度、生育情况和住房情况均受到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转型时期社会流动性增强,教育成为向上流动的最主要途径,而教育水平的城乡差异依然存在,使得生在农村、留在农村的中青年群体中,受高教育水平者较少。由于高受教育水平,常常伴随着更“现代化”的思想,因此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的农村中青年群体养老观则显得更保守;依靠儿子养老的主流文化,促使有后代但是只有女儿的、受计划生育政策约束的家庭对家庭养老问题更加焦虑,而贯穿转型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和农村地区的男性偏好,则使得农村地区独女或二女比例更低,因此农村中青年群体的家庭养老偏好相对不受现实因素的干扰;由于城市化过程中,城市房价的不断走高,而农村建房成本的相对低廉,使得农村中青年更可能得以居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这意味着一个更积极的多种方式养老预期,如可以用“以房养老”代替家庭养老。尽管如此,农村中青年住在自己房子里的发生率相对并不突出,因此该负调节存在但作用有限。综合看来,农村中青年群体的确有理由更具家庭养老偏好。

其次,生命事件有其顺序性,如果排列顺序不同,产生的影响也会大不相同;同时,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常常受到他人生命历程的影响。中青年群体多处于“上有老下有小”,或是被自己父母所庇佑的状态,在尚未进入养老阶段的时期,应该赡养父母、期待子女赡养的思想决定了他们目前的养老意愿,使得其养老意愿不是来源于自身感悟,而是基于所处环境的影响。父辈“养儿防老”观念的言传身教,所处农村对人的生命周期期待,此时成为考虑的依据。因此更可能是中低教育程度的、更可能不只有女儿的农村中青年群体,该阶段更容易随大流。

最后,就结果显示出的农村中青年群体家庭养老偏好,本文认为,它不能被判断是好是坏,但的确显示了一些信息。尽管这组农村中青年群体的家庭养老偏好可能是生命历程规律的结果,

但注意农村的养老保障,注意农村教育是有必要的,这能够保证在将来农村父辈子辈关系变化,并且单靠家庭养老不足以满足需求的情况下,现在的农村中青年能够妥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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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Family Pension Preference of Rural Youth Group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GSS Data

WANG Li1, XUE Jiashu2, DOU Xiaohong3

(1. College of Management, Hunan City University, Yiyang, Hunan 413000, China; 2.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3. Decision-making Consultation Center of Hunan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CPC. Changsha, Hunan 410000, China)

The family pens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most recognized model of the old-age care in China. People tend to concentrate on the elderly’s views on ensuring a happy life in the old age, while they ignore the willingness of younger people, especially the rural youth group. In fact, using the contingency table chi-square test and the two-catego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data,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the current rural youth and middle-aged groups have family pension preferences which may be related to their life experiments.

rural youth; family pension preference; adjustment effect test; life history theory

2018-06-08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8BRK010)

王莉(1971-),女,湖南桃江人,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应用经济学研究;薛嘉树(1998-),女,湖南益阳人,主要从事社会保障学研究;豆小红(1979-),男,湖南安仁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老年保障学研究

C 913

A

10.3969/j. issn. 2096-059X.2018.04.004

2096-059X(2018)04–0017–07

(责任编校:贺常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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