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庸，杨潇坤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00）

一、问题的提出

族际通婚是族际关系研究中的核心议题，常被用来作为衡量族群体间关系状况的重要指标。[1]以米尔顿·戈登（Milton Gordon）为代表的同化理论（Assimilation Theory）学者更是将婚姻同化（Amalgamation）视为族群体间同化的一个最终结果。[2]戈登的“同化七阶段论”指出，同化首先出现在文化层面，当少数族群体在语言、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等方面向主流族群体趋近或适应时，即发生了文化同化（Acculturation）。随后，少数族群体逐渐进入主流族群体的间属领域（Secondary Sectors）（如学校、工作单位等），进而向主流族群体的首属领域（Primary Sectors）（如家庭、邻里或朋友圈子等）渗透。这一过程被称作结构同化（Structural Assimilation）。婚姻同化发生于少数族群体在首属领域同主流族群体产生高度的同化之后。戈登认为，当不同族群体的成员在首属领域建立起稳固的关系网络时，他们将更有可能在其中寻觅配偶。[3]婚姻同化一旦完成，接踵而来的便是身份标志同化（Identificational Assimilation）、态度同化（Prejudice）、行为同化（Discrimination）以及公民价值同化（Value and Power Conflict）。

戈登的同化理论界定了族群体之间同化过程的一个完整框架，极大地促进了学界关于族群关系研究的发展。[4]但是，戈登认为同化过程的七个阶段是线性发展的，这一观点遭到了部分学者的质疑。辛普森和英格尔（Simpson and Yinger）的研究发现，少数族群体与主流族群体之间的结构同化并未产生在文化同化之后，二者是同时产生的。[5]舍恩和科恩（Schoen and Cohen）关于墨西哥裔美国人族际通婚的研究则显示，婚姻同化与文化同化的关联性要高于与结构同化的关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