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宜璇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由孙康宜、宇文所安两位教授主持编撰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一经面世便引起了热议。此书对于文学史书写的新尝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文学史分期的再讨论、对社会文化环境的重视、对文学经典的重新审视。在王德威教授编写的第六章《1841～1937年的文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在这三个方面做出的尝试及努力。王德威延续其“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论断，将中国现代性的起点追溯至晚清。同时，他的叙述杂糅理论探讨和美学感受，以独到的视角、“草蛇灰线”的笔法，发掘革命叙事遮蔽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多重价值。王德威的文学研究对于中国大陆影响深广，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他的诸多文学理论也得以集中体现。尽管他的历史叙述尚有有待商榷之处，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的历史书写的确为我们开启了新的视野。这里就其中的一些问题，作一探讨。

一、晚清：自生的现代性

王德威教授“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被压抑的现代性”命题在《剑桥中国文学史》第六章的写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这一章的叙述伊始，他便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起点重置于1841年。王德威延续其以往的论述，开宗明义地指出：五四文学之“新”，“仅仅在形式主义或形式化的复兴上做出些许尝试”。[1]463以此为立论，在之后的叙述中，他着重在晚清文学中寻求晚清文人的自我革新的创造力量以及现代意识的蛛丝马迹，从而为晚清现代性的树立提供事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