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通过网络分析与系统动力学模型的结合，可以较好地回应“为什么不同的网络结构隐含了不同的效率特征”这样一类具有高度理论价值的学术问题。其关键的答案在于，不同的网络结构隐含了良性循环反馈机制，或者说系统动力学因果机制的差异造成了不同的网络行为及其绩效差异。绿一健康自管小组与上海市长宁区爱卫办、居委会、家庭医生、社区文娱团队之间存在的互惠关系，可以通过各种循环反馈机制加以解释。本文的个案研究为政策网络分析探寻了一条新的解释其政策绩效的微观行为基础的途径，即探究网络结构中的系统动力学机制。

引言：背景与问题

政策网络分析与系统动力学都可以运用到社会政策问题的分析和解释之中，两者的共同特点都是以各种解释因素作为“结点”以及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作为“线条”，并以此构成对政策问题的一种结构性解释模型。不过，这两种方法的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即政策网络分析的结点主要限于政策的行动者，而系统动力学的结点则是刻画各种具体的影响因素或变量。对于一项具体的公共政策，其政策网络结构是怎样一种构造性模式，所呈现的网络结构的特点和政策结果是什么？即在不同外部环境、组织内部成员关系和组织架构下，政策网络结构中各类行动主体间是如何互动的？并呈现出何种网络结构形态？如果从系统动力学的角度看，一种网络结构内生的激励机制具有什么样的循环反馈机制？这种机制给核心的政策行动者带来哪些直接和间接的成效？本文将选取上海市居民健康自我管理政策进行案例分析，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作为一种政府倡导的公共行动，上海市居民健康自我管理政策目标是清晰的：首先是促进医疗与预防保健的并重，实现基层医疗服务的重心向居民健康管理理念的转变。其次是通过居民健康自我管理小组的运转推动居民个人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提升公众健康水平。再次是提升公众在居民健康自我管理活动中的集体行动与社会参与水平，实现居民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或参与的全民健康目标。从2007年开始，上海市长宁区积极拓展“健康管理”外延，在全区成立“健康自我管理小组”。经历了8年多的摸索与实践，长宁区健康自我管理小组的模式逐渐成熟，并吸引了各地同仁前来学习考察。本文将分别从政策网络和系统动力学方法出发对该案例进行解剖，并由此推导出政策网络结构的微观行为基础，即其系统动力学机制。

理论视角：从政策网络分析到系统动力学模型

虽然政策网络分析与系统动力学方法已经在公共或社会政策研究中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运用，但是，一个令人惊异的现象是这两个方法视角下的政策研究文献很少有交集。应该说，这两种方法在政策研究中的共同之处都是聚焦于政策系统中的结构性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的关系。不过，网络分析强调的结构性要素是政策行动者的角色、资源与作用，而系统动力学则突出政策系统内在的因果逻辑关系及其循环反馈机制，其分析的结构性要素远超出行动者的范畴(赵德余，2017)。当然，无论哪一种方法，都注意到了政策网络或系统的结构模式与政策绩效(系统行为)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尽管在如何解释网络或系统结构与绩效关系之间的相关性方面，两者并不存在一致的看法。

关于政策网络分析的模型主要表现为政策网络辩证法模型、形态学分析模型、合作型政策模型、政策共同体模型、问题网络模型、制度分析模型、集体行动逻辑模型等。如表1所示，形形色色的网络分析模型尽管侧重点存在差异，但大体都聚焦在网络中的行动者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如行动者/成员的数量、类型、资源以及互动关系包括合作或冲突的程度)以及网络结构的形态特征(如网络规则、规模、密度、集中化、包容性与内聚力等)上。

相对而言，系统动力学则试图以因果逻辑关系或结构将上述网络分析所关注的所有要素以及其所忽略的各种可能的因素或变量重新整合起来，以努力识别系统内在循环反馈机制，以及其随时间的变化而不断演变的特性。不过，系统动力学的缺点也是显然的，那些处于循环反馈机制链条上的变量或因素会受到特别的重视，而那些处于循环反馈机制之外的因素会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与网络分析相比，系统动力学方法往往“只见森林不见人”，即过多关注政策系统而忽略政策行动者的自主性及其行动策略。因此，如何将网络分析与系统动力学结合起来，在政策网络结构的框架下构造其内在因果逻辑上的循环反馈机制则是一个值得尝试的学术努力方向。这种努力将有助于强化网络系统结构与政策行动绩效之间因果关系的探讨与解释力的提升。

图1 单中心政策网络结构示意简图

那么，如何对政策网络结构进行系统动力学机制的设计和构造？即从政策网络的哪个部分作为切入口或视角探究其系统动力学的机制？显然，理论上可以有多个图景值得尝试和探索：其一是从政策的多重目标出发构造针对每一个目标的系统动力学机制，以每一个目标独立地作为“树根”出发构造其网络结构及其系统动力学机制。这种方法可以突出或再现不同政策目标的冲突性或互补性，将政策系统的复杂性充分挖掘出来，但不足之处在于这种研究路径忽视或回避了政策网络的结构分析。其二，另一种构造方式是直接从政策网络的核心属性和关系出发，针对网络结构中的核心“线条”进行切割式构造。网络结构是由大量作为政策行动者的“结点”以及作为行动者之间关系的“结点”之间连线或“线条”构成的，那么，如何对网络结构中的核心结点及其与关键结点之间的关系进行识别与界定则是十分重要的，而核心结点与关键连线的确立则是由政策网络的内生的结构特征(如是否扁平化、单中心或多中心等)决定的。不过，在一个高度简化的单中心网络结构中，如图1所示，核心结点a与关键结点(b,c,d,e,f等)直接的关系就是十分直观和容易确定了。于是，按照这一转换路径，只需要分别对abacadaeaf等线条进行系统动力学机制的构造即可。其中，作为不同结点的政策行动者之间的交互性和互惠性对于政策系统动力学机制的构建而言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如表1所示的各类政策网络模型都特别强调网络成员的互动频率、持续性、包容性与互惠性等各种刻画行动者之间关系的属性。而正是交互作用的特征对于行动者之间是双向的，如果将这种作用关系从逻辑上引入更多的中间变量，并且将行动者转换为刻画行动者目标或交互作用的策略变量，则网络结构意义上的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就直接转换成了系统动力学意义上的因果逻辑关系模型了。

不过，这一政策系统动力学机制构造也仍然存在缺陷，如按照核心结点和关键连线来构建意味着关键连线是可以列举的，如果政策网络关键连线缺失或不完整，或者非常之多以至于无法列举，则会影响其系统动力学机制的识别。而且，一旦政策网络结构不再是单中心模式，而是多中心甚至高度复杂的网络结构，如何确定关键连线则十分困难。那么如何对这类复杂的政策网络构造系统动力学机制呢？这些问题在目前阶段都还是无法回答的。不过，为了推动这一研究工作，以单中心的政策网络结构为例，尝试构造其系统动力学机制，以进一步打通政策网络分析方法与系统动力学方法之间的联系，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的贡献(赵德余，2017)。

为了便于理论解释和案例经验的检验工作，我们将以上的理论方法讨论归纳成以下几个重要的理论命题或假说：

命题1：政策网络结构和政策系统动力学机制都是解释政策目标与政策绩效之间关系的重要变量因素。相对于政策网络结构的行为解释而言，系统动力学解释更具有逻辑发生学的因果构造意义。

命题2：政策网络结构中的互惠性以及背后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特征决定了其系统动力学机制的存在性和可转换性。即将作为行动者的“结点”转换为刻画行动者目标或交互作用的策略变量，则网络结构意义上的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模型在理论上就一定可以转换成系统动力学意义上的因果逻辑关系模型。

命题3：在单中心的政策网络结构中，政策系统动力学机制构建的一个简单法则是针对网络结构中的每一个核心“线条”进行切割式构造。

绿一健康自我管理小组的政策网络分析：一个整体的描述

基于上述分析模型，本文重点综合合作型政策分析模型和集体行动逻辑模型的维度，在环境、行动者、协调和控制、多样性等多个维度的基础上，对居民健康自我管理小组进行案例分析，并构建相应的网络结构模型。在更高层级的政府确定了居民健康自我管理政策目标之后，区一级政府爱国卫生办公室便成为居民健康自我管理政策的行政实施者，而绿一自管小组则是居民健康自我管理政策在基层运转的核心以及健康自我管理服务的组织者或提供者。在长宁区北新泾街道，绿一自管小组所在的网络中涉及长宁区爱卫办、绿一居委会、绿一自管小组、居民、文娱团队、家庭医生六个行动主体。长宁区爱卫办为绿一自管小组提供经费和场地支持，并通过绿一居委会向自管小组提供政策支持。绿一居委会为自管小组具体落实场地和经费支持。文娱团队则与文艺健身队共同编练健康操。自管小组中有荣誉小组、核心小组、普通小组、组长、文艺健身队五个小组，组长和核心小组是自管小组的决策层，决定活动内容和形式。家庭医生为自管小组提供健康知识和技能，参与自管小组活动并提供健康咨询；通过自管小组的活动来提升居民的签约率。自管小组会代表绿一居委会参加各种社区自治或健康活动展示，并获取经费和荣誉。由此可以看出，在众多的行动者之中，绿一自管小组处于网络结构的核心结点位置，并且和所有其他行动者之间都存在双向的交互作用关系。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单中心政策网络结构模式。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单中心网络结构的特征，可以分别从空间、时间和内部、外部等多个角度对绿一自管小组的网络进行解析。空间社会生产理论是关于空间关系环境影响力的理论，该理论认为空间作为社会的产物，是一种关系，涉及三个层面：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的空间。⑦“空间性是社区的第一特征”。空间性是社区的基础，社区空间不同会产生不同的社区行为，从而导致不同的社区性，⑧这就表明空间是社区关系网络形成与社区自治组织发展不可忽略的因素。也如马丁和米勒所认为的，空间和社会关系是互构的。⑨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社区空间性的历史建构对于作为社区运动的自治组织来说，具有重要意义。这种历史建构包括社区的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

绿一自我管理小组位于上海市长宁区北新泾街道的绿园一村内，小区是80年代的拆迁房，地处10号线淞虹路站，北接复旦中学西部校区，南临上海空港区，西挨外环高速，东为淞虹路主干道，小区内有绿苑小学、康嘉菜市场等，生活设施较为便利。绿园一村空间的发展状况及所呈现的特点，为自管小组的成立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空间。作为80年代的拆迁房，绿园一村的基础设施配套较完善：居委会的会议室、活动室等功能性活动空间为小组开展活动提供了场地；小区的露天活动广场为文娱健身队提供了场地；隔河而望的北新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小组提供了健康专业知识、技能方面的支持；2012年小区内修建的健身跑道为自管小组的健康跑提供了专业场地等。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为自管小组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从社区空间发展与小区问题的角度看，自管小组的发展满足了社区慢性病管理的必要性需求。目前绿园一村的户籍人口为4200多人，其中60岁以上有1200多人，占总人口的28.6%，80岁以上的老人有200多人，占总人口的4.8%；而大量老年人患有慢性疾病，主要涉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糖尿病、关节炎以及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等。社区大量的老年人及慢性病人员的健康急需政府、医疗力量的支持与帮助。由于政府力量、医疗资源等的不足，为自管小组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性需求。

在这样的外部空间条件下，为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健康状况，在社区各行动主体的推动下，绿园一村健康自我管理小组逐渐成长起来。绿一健康自我管理小组的前身是创建于2007年的“高血压管理小组”，是一个以“慢性病管理”为主题的小组。2010年，在长宁区的统一要求下，镇政府、卫生中心、居委会三方积极推进，“慢性病管理小组”更名为“绿一健康自我管理小组”，一个更专业、服务面更广的绿一自管小组正式成立。2014年，自管小组在组内建立了文艺健身队，并自创了一套“易筋经拍打保健操”，成为绿一自管小组的第一个品牌项目。同年，自管小组成立了控烟小分队，深入物业办公室、学校、网吧、医院等场合开展活动，将巡查报告以每月一次的频率提交给镇政府；并在上海率先提出无烟家庭倡议书，小区有50多个家庭在上面签字达成协议。这一年，绿一自管小组获得WHO健康城市合作中心颁发的优秀健康自我管理小组荣誉称号。2015年，绿一自管小组又成为长宁区10个规范化示范小组之一。2016年，绿一自管小组成为世界健康促进大会的现场展示小组之一。

在这样的外部空间环境下，社区自管小组会呈现出怎样的组织特性和内部成员关系，并进而深刻影响自管小组的行动选择？以下主要从自管小组的组织架构和内部成员关系两方面进行分析。

1.组织架构：网络内决策层的准入和退出机制

绿一自管小组配有较完善的组织架构，并遵循“成员管理、效果管理、观念管理”的理念进行建设。绿一自管小组现有1名组长、1个核心小组、1个示范小组、2个普通小组、1个荣誉小组、1个文艺健身队。

自管小组的决策层有其自身的准入与退出机制。组长和核心小组成员由小组成员民主投票选出，他们都是自管小组的领袖型人物和表现好的成员。决策层的退出原则有两个，一个是成员自觉提出退出小组，另一个是小组劝退，“主要是因为年龄过大、能力不行、身体不便”⑩等原因；从核心小组退出的成员也有三个去处，一是直接退出自管小组，二是因大龄而退到荣誉小组，三是退到示范小组，一般退出成员都选择去了荣誉小组和示范小组。普通小组发展到现在有2个，成员人数53人。普通小组成员的进入门槛是：连续出席6次及以上健康讲座，并承诺践行健康生活方式，达到这两个要求方可成为普通小组的成员。普通小组组员主要参与各类活动及会议，并向居民宣传健康自我管理理念。

示范小组目前成员人数为34人，是在普通小组的基础上成立的。“成立示范小组的目的就是：先学先行先示，给大家做个榜样”。示范小组需先学先行先示，活动要明显多于其他小组，每月维持在4到5次左右。示范小组的准入门槛有两种。一种是在普通小组的基础上，要求出勤率90%以上，参与活动率90%以上，完成任务数量90%以上，努力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并达到健康指标90%以上，达到这4个90%以上的普通小组组员，自行申请进入示范小组的，经决策层讨论通过后方可进入示范小组。另外一种是直接从普通小组中择优选择，但是需要按时填写自我管理记录本，“就是我们市里有一本个人自我管理的记录本，要求控盐控烟控油、记录体重血压。如果要成为示范小组(成员)，必须做好这本本子。要有自己的个人计划，做好自己的健康管理计划。上面还有家庭医生的纪录，家庭医生做辅助计划，(家庭医生对该人的体质判定)写评语。”示范小组也有其退出机制，示范小组成员一旦没达到4个90%以上的标准，就会自动退出示范小组，大部分人会直接退出自管小组，只有小部分人退出后会选择进入普通小组。

荣誉小组成立于2014年下半年，荣誉小组成员不参加考勤，自愿参与各类活动及会议，但自管小组每次活动及会议都会通知到荣誉小组。进入荣誉小组的考量有三个指标，首先是年纪大，其次是该成员确实对小组有热心，做事认真，最后是对自管小组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荣誉小组没有明确的退出机制。

文艺健身队是自管小组内部成立的一个队伍，大多数成员是示范小组的成员，其余是普通小组的成员。文艺健身队主要负责自管小组“易筋经经络健康拍打操”的编排和操练，以健康的肢体语言宣传健康理念。此外，文艺健身队也扮演着自管小组活跃气氛的角色。

根据精英循环理论，社会平衡的基本条件就是保持循环路线的畅通，以使执政阶层中总能保持一定数量的精英。对于一个自治组织也是同样道理，保持准入退出路线的畅通，使决策层中保持一定数量的优秀成员并具有流动性，这个组织才能是良好发展的。绿一自管小组各小组之间的流动性畅通，决策层在流动的前提下始终保持着一定数量的优秀成员。小组从2010年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上海市长宁区的十大示范点之一。绿一健康自我管理小组的组织架构是一种多维的网络结构，这种结构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各小组织及组织各成员之间不断的相互交流，强调团队协作和知识能力，使组织权威过渡到知识权威，使纵向交流逐渐过渡到横向交流与纵向交流相结合。

2.内部成员关系

自管小组的年龄分布从54岁到78岁，平均年龄在64岁左右，大部分人的年龄集中在60岁到70岁之间；一半以上(65.5%)的组员退休前的工作类型为工人；有一半以上(69.0%)的组员患有慢性病；每一位组员都表示加入自管小组是为了增强自己的健康管理能力。因此，类似的身份背景、行为特征使自管小组内部成员呈现出很大的同质性，相比于异质性群体，同质性群体的互动仅需要行动者付出较少的努力就可以达成目标。因此，成员的关系网络较密集，关系较紧密，呈现集聚状态。麦克芬森等人(2001)认为：人们并非随机挑选交往对象，人们是根据同质性原理(homophily principle)去构建各种类型的社会网络连接关系的，如婚姻、朋友、社会交往、信息传递等；因而形成个体所拥有的社会网络，包含社会人口特征、行为特征以及内在心理特质等多个方面都是同质性的。在关于小组内部成员关系的访谈中，小组内部成员表现出较多的互动，以及趋同的健康价值观。

为进一步呈现绿一自管小组内部成员的网络关系形态，在自管小组组长和区爱卫办的帮助下，我们在绿一自管小组中分层抽取了10位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能够发现自管小组内部，成员互动较多，关系较紧密。自管小组内部成员的关系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自管小组成员绝大部分都相互认识；二是自管小组成员交往次数较多，互惠次数较少，互惠次数少是因为城市居民自己家庭能解决的就家庭内部解决。因此，可以看出自管小组内部形态呈现出“凝聚型状态”。

行动者理论认为，内外不同的网络结构，并不是直接作用于自管小组内的个体行动者，而是引导自管小组与其他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把存在于网络关系中的能量(资源)通过“转译”链接到自己的行动中。自管小组与其他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也包含了行动者与网络环境、资源乃至与政策目标或绩效密切相关的因素或变量之间的关系。如果上述“转译”关系能从系统动力学的视角进行因果逻辑机制的构造，则会在网络结构与网络效果之间形成各种社会系统动力学视角下的循环反馈机制。

从网络结构到系统动力学机制：各行动主体间的互动

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在行动者网络中，网络与行动者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网络形态深刻影响着各行动者的行为选择，这些行为反过来又影响了网络形态的构建。在行动者网络中，异质性(heterogeneous)是行动者最基本的特征，表示不同行动者在资源占有、利益取向以及行为方式上存在差异。而网络的发展，取决于网络中各个节点(行动者)的转译，即通过转译，不同的行动者被不同的关系所联结，呈现不同的网络结构。而一种网络结构的效率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内在的良性反馈循环机制的强弱，即从系统动力学的视角来看，任何一种网络结构应该可以通过某种内在反馈循环机制加以刻画与描述。这一点可以从以下的经验模型中得到验证。

自管小组与家庭医生、居委会、文娱团队、区爱卫办、居民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单中心网络结构。网络中的各行动主体所拥有的资源和权力是不平等的，但网络中的各个行动主体之间存在有效的沟通路径，他们可以利用自己所拥有的资源、遵循相关行动逻辑并采取相关策略来影响其他行动主体的策略选择、资源分配，以及获取自身所需资源。从资源上来看，家庭医生拥有专业技能优势，但需要提升社区内患者的有效签约率及工作室的影响力；居委会拥有经费和场地等优势，但需要提升动员社区居民的能力、做好社区管理；文娱团队拥有艺术才能优势，但需要推广文娱项目；区爱卫办拥有政策等优势，但需要基层社区卫生治理的创新；自管小组拥有社区层面的发动优势，但需要经费、场地、政策、文艺性项目等。

1.自管小组与家庭医生

自管小组和家庭医生是一种互惠合作的伙伴关系。家庭医生对自管小组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是专业的健康知识、技能的传递；其次是提升自管小组活动的吸引力；最后是推动自管小组走出绿一。自管小组的发展离不开家庭医生的专业、科学知识。新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周医生是绿一健康自我管理小组的家庭医生，在自管小组中一般扮演着健康守护者、服务提供者的双重角色，除了定期为自管小组提供健康咨询外，家庭医生也会根据自管小组成员的需求不定期开展各类健康活动。此外，家庭医生正在努力推动绿一自管小组走出绿一，推广其经验，并努力实现全街道的健康资源共享。

这就怪了，白字黑字，难道是母亲在骗笔友？为什么要骗笔友呢？从常江的回信看，两个人应该没有见过面。李峤汝算了算，1983年她只有七岁，母亲还没嫁给梁波涛。李峤汝对母亲的疑问越来越多，母亲和表姐到底经历了什么，竟然“震憾”了对方？

作为互惠合作的另一方，自管小组在社区层面的动员能力可以提升家庭医生的有效签约率。“我们会跟家庭医生签约，保证签约，对他的一个支持”，而有效签约率则是家庭医生收入的绩效考核指标之一。家庭医生提供的诸多服务通过自管小组的活动向社区及周边其他社区辐射，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及周边社区居民开始关注周医生加油站，这一品牌也随着关注居民的增加而被打响。如今周医生的患者有效签约率在整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一直保持名列前茅。

家庭医生与自管小组之间其实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反馈机制：家庭医生向自管小组教授的专业知识、技能越多，自管小组对于专业知识、技能的储备就越多，健康自我管理的能力就越强；而自管小组自我管理的能力会提升其在社区中的动员力以及吸引力，从而提升家庭医生的知名度，强化居民对家庭医生的信任和依赖，最终增加家庭医生的签约率以及有效签约率；而有效签约率则直接影响着家庭医生的经济收入。家庭医生的经济收入提升，其工作动力就会加强。此外，家庭医生向其他居委会推广自管小组的次数增加后，就会提升自管小组的知名度，增加小组成员的荣誉感，进一步提升自管小组健康自我管理能力以及自管小组在社区层面的动员力。

2.自管小组与居委会

自管小组和绿一居委会一开始是一种非对称性的依赖关系，但这种关系正慢慢朝相互协作的关系转变。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社区基层的自治组织已经被纳入具有官方色彩的城市基层社区治理中。基层社区空间中的行政机关与自治组织具有一种“非对称的依赖关系”，这使得在自治组织建立之初，行政权力对自治组织的发展就已经产生影响。自管小组是在“镇政府、卫生中心、小区”三方努力下成立的，成立之初对居委会有一定的依赖性。

这种依赖关系的转变是在近几年，绿一自管小组逐渐在全市自管小组的发展中崭露头角，给绿一居委会带回了不少荣誉，绿一居委会也开始重视自管小组的发展，给予自管小组一定的支持。如今，自管小组与居委会已经形成一种相互协作的关系。居委会对自管小组的支持与自管小组对居委会绩效的贡献之间逐步形成了良性的反馈循环机制，两者相互强化彼此之间的合作动力。一方面，自管小组对居委会的意义越来越大。人员配备比例上，首先是在社区管理层面，居民委员会总共有5个人，其中就有2人是自管小组成员；在全居委80多人的楼组长中，有10多人是自管小组成员。其次，在社区公益活动层面，公益团队的主要负责人和大部分志愿者都是自管小组成员。此外，自管小组能够通过各类活动来发动社区居民参与，从而使居委会能方便、高效地开展其工作。另一方面，居委会支持自管小组的建设与发展。居委会整合社区资源，给自管小组提供场地以及一定的经费支持。自管小组举办社区活动，既节约了居委会的时间、人力、物力，也使自管小组有一定的经费来源，用于小组建设与发展。但在部分重大事项上，居委会在两者的关系中仍占据着主导地位。

3.自管小组与文娱团队

自管小组与文娱团队是相互合作的关系。社区的田野健身队、腰鼓队、功夫操队等文娱团队，参加自管小组开展的活动，将健康自我管理理念融入本团队中，以健康的肢体语言向社区居民宣传健康自我管理理念，进一步提升自己以及自管小组的吸引力。文娱团队对社区居民的辐射力是巨大的，文娱团队成员来自不同家庭，一个成员就可以带动一个家庭及周边邻居。

4.自管小组与区爱卫办

区爱卫办与自管小组是上下层级的科层关系。理论上区爱卫办领导自管小组的建设与发展，但在实际发展中，区爱卫办正逐渐转变为方向性的引导。针对自管小组在发展中遇到的两大困境：经费问题和场地问题，爱卫办通过一定的形式予以纾解。首先是经费问题，考虑到自管小组经费短缺，爱卫办通过各种形式进行支持，例如每年会有两次自管小组的展示，每次都会给予800-1000元的经费补助；在区的大型文艺活动上，对于自管小组表演健康操，以文化娱乐的形式给与一定的经费补助。其次是关于场地问题，区爱卫办让社区和街道尽量配合，开放部分会议室供自管小组申请使用。此外在政策方面，区爱卫办也给予自管小组一定的支持。

5.自管小组与居民

作为自管小组的受益群体，居民的健康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自管小组的发展。居民通过参加自管小组的活动，来提升自己的健康管理能力，以及自己的健康水平，从而减少去医院看病的次数。当居民真正看到自己在参加自管小组活动后健康水平提升了，那么对自管小组的信任和支持就会增加，会向家人和亲戚、邻居宣传自管小组的活动，带来家人、亲戚和邻居一起参加自管小组的活动。当居民对自管小组的支持力度加大后，会鼓舞自管小组，增加其发展的动力，从而进一步提升自管小组活动的吸引力，这一结果又会吸引更多的居民参与自管小组的活动。很明显，这是一个正反馈循环。

结论与讨论

从本文研究的理论价值来看，政策网络分析与系统动力学方法是高度相容的，两种分析视角可以发挥各自的互补性。一直以来，具有高度定量模拟功能的系统动力学工具不仅可以运用到具体的案例研究中，而且还能强化政策网络分析方法的解释力，即对过去相对松散的网络结构形态进行因果逻辑上的精炼和发展。通过网络分析与系统动力学模型的结合，可以较好地回应“为什么不同的网络结构隐含了不同的效率特征”这样一类具有高度理论价值的学术问题。其关键的答案在于不同的网络结构隐含了良性循环反馈机制，或者说系统动力学因果机制的差异造成了不同的网络行为及其绩效差异。

首先，可以看出绿一自管小组是凝聚型网络结构。凝聚型网络结构往往带来组员对小组活动满意度高、组员健康水平高等结果。在自发形成的组织网络中，行动者忠于职守。绿一自管小组是属于自发形成的组织，是在居民自发形成的慢性病管理小组的基础上形成的，小组的成员较积极地参与小组的活动。从小组的决策到小组活动的开展，组员都积极参与其中，社区居委对其行政力量的干涉很小，整个小组的发展充满动力，具有典型的凝聚型网络的结构性特征。

其次，在政策网络结构中，随着良性的反馈循环机制的作用不断强化，各行动主体之间的异质性具有较高的发生概率，而在组织内部其网络成员的同质性则相对较高，且组织发展越有动力。在绿一自管小组内部，组员的同质性较高，退休前的工作基本以工人为主，且来自同一拆迁房小区，组员间的关系较稳定、交往和互惠次数较多，利于凝聚型网络结构的形成，从而使自管小组发展动力不断增强。在横向网络结构的组织中，网络的运行更高效。绿一自管小组的组织架构体系呈现横向网络结构，组长、荣誉小组、核心小组、示范小组、普通小组、文艺健身队处于同一水平上，小组内部分工明确、运行井井有条，形成的凝聚型网络结构带来了更好的成员满意度和更少的就医次数。

再次，政策网络结构与系统行为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是由一组或许多复杂的循环反馈机制组合交互作用加以解释的，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关系。在本文的研究中，发现无论在微观和宏观的网络结构中，不同的行动者之间的互惠关系都具有较高的发生概率。在微观层面，绿一自管小组内部存在互惠关系。在宏观层面，自管小组与区爱卫办、居委会、家庭医生、社区文娱团队之间存在的互惠关系可以通过各种循环反馈机制加以解释。这种网络结构中的行动者之间互惠关系在系统动力学的模型之中被转化成了各种良性的循环反馈机制。因此，本文的个案研究为政策网络分析探寻了一条新的解释其政策绩效的微观行为基础的途径，即挖掘网络结构中的系统动力学机制。

①Benson, J.K.， “Organizations: a Dialectical View”，AdministrativeScienceQuarterly, 1977，22:1-21.

②Mark Evans， “Understanding Dialectics in Policy Network Analysis”，PoliticalStudies， 2001，49:542-550.

③Peter Deleon, Danielle M. Varda， “Toward a Theory of Collaborative Policy Network: Identifying Structural Tendencies”，ThePolicyStudiesJournal, 2009，37:59-74.

④D. Mash and R.A.Rhodes,PolicyNetworkinBritishGovern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251.

⑤Ulrik Brandes, Patrick Kenis, Volker Schneider and Dorothea Wagner， “Explorations into the Visualization of Policy Network”，JournalofTheoreticalPolitics， 1999， 11(1): 75-106.

⑥Lars Carlsson， “Policy Networks as Collective Action”，PolicyStudiesJournal,2000， 28(3): 502-520.

⑦Lefebvre,EverydayLifeintheModernWorld，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84.

⑧黄晓星：《社区运动的“社区性”——对现行社区运动理论的回应与补充》，《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

⑨Martin,Deborah G. & Byron Miller，SpaceandContentiousPolitics， Mobilization， 2003.

⑩绿一访谈组长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