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增珺

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成功提供了新的发展经验，提供了现代化道路的新选择，鼓励发展中国家走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美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引发中美关系的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集体崛起，推动世界权力格局向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变化。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启动了人类历史上最快速的持续经济增长。从数量规模上看，1978年中国的经济规模仅有3679亿元人民币；到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已经高达82.71万亿元人民币，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方面，1987年仅为1.8%，2017年则占到了世界的16%，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从经济增速来看，1978年到2017年，中国GDP的年均名义增速高达14.5%，年均实际增速为9.3%。在朱云汉教授看来，过去300年的人类历史里，仅有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崛起4个历史事件，对于人类历史进一步发展带来的巨大冲击，可以与中国兴起相提并论。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世界意义。

一、为世界提供了新的发展经验和选择

1、为各国提供新的发展经验，激励各国走自己的路

1989年，约翰·威廉姆森（JohnWilliamson）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主张的“结构性调整计划”/SPA计划进行了归纳，，并将之称为“华盛顿共识”。很长一段时间内，“华盛顿共识”被当作一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药方，开给了所有国家。在1980-1995年之间，SPA计划应用于世界上大约80%的人口。在乌拉圭、萨尔瓦多、坦桑尼亚和乌千达，“華盛顿共识”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但是在墨西哥、阿根廷、玻利维亚、委内瑞拉、俄罗斯以及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华盛顿共识”的效果却并不令人满意。这是因为其以货币主义和自由市场理论为基础，在应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治理时，很少考虑对象国自身的条件。在“华盛顿共识”失灵之后，发展中国家发现，依赖发达国家援助和指导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再可靠，在自己面前，可选的发展模式是零。应该如何发展，有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如果自己走一条新路是否能够成功，发展中国家急需答案。

新中国成立前，在世界经济俱乐部中，几乎听不见中国的声音。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状态，生产倒退，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极端贫困。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走出了自己的路，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04年，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拍·雷默撰写了题为《北京共识》的调查报告，迅速引起了世界关注。雷默写道：不管中国的改革成功与否，北京共识都已经引出一系列的新思想，这些思想与来自华盛顿的思想截然不同。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总部宣布设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表示，学院的宗旨和使命正是“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总结成普遍理论，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结合本国实际来制定政策”。事实上，中国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在战胜贫困等重大问题上的观点、方法和经验，对于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中国经济的发展，给世界、特别是非洲和拉美国家，提供了新的经验。它促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促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重新思考自己的政策。中国的成功更让发展中国家看到了希望，部分解决了发展中国家对这一问题的担忧。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和实际需求，因地制宜、因国制宜，可以实现全球化和地方化之间的平衡，实现经济发展。习近平主席指出：“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

2、提供了新的现代化途径，加速多元性框架的确立

中国经济的发展让世界思考.如何在社会公正、可持续发展和自由市场竞争效率之间取得平衡。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的成功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实现现代化的途径。过去，西方代表先进，是其他国家模仿和追赶的对象，发展中国家只有按照西方的发展模式，才能摆脱贫困与落后，实现现代化。但是在现实中，按照这手隆论，除了韩国、新加坡等少数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现代化进程经历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进一步冲击了西方现代化理论。一些移植欧美道路的国家在金融风暴冲击下陷入发展陷阱，西方发达国家也屡遭发展危机，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解释力持续下降。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国家民粹主义兴起和英国脱欧等事件都表明，西方国家自身遭遇到了困境，急需对自身进行调整，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存在着不少缺陷。

事实上，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条件和路径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道路。在现代化道路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奇迹，打破了所谓“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传统认知。

2009年，马丁·雅克（MartinJacques）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预言：中国兴起会重新塑造“现代”的意涵与模式，世人不要期待中国会向西方模式靠拢；相反的，当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逐渐恢复以后，中国的文化辐射力量将再度凸显，成为带动世界秩序充足的重要力量。习近平主席指出：“正像我们不能要求所有花朵都变成紫罗兰这一种花，我们也不能要求有着不同文化传统、历史遭遇、现实国情的国家都采用同一种发展模式。”在中国的影响下，不同历史与文化背景的国家，可能会以不同的路径走向现代化，其路径都需要经历其社会文化、时间空间的检验，不能再靠模仿西方国家的外在形式。

二、中国实力不断增强，中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

当今世界，美国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其实力显然已经呈现出相对衰落态势。2008年金融危机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济遭遇重创，即使经济已经开始恢复，作为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的经济实力和信誉都受到了影响。尽管美国拥有遍及全球的盟友网络，但美国盟友的自主性明显提升；特朗普政府因为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和伊核协议等单边主义行动，与盟友出现明显的分歧；恐怖主义的兴起也限制了美国政治影响力的发挥。单边主义的对外政策，特别是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的政策越来越产生外溢效应，美国成为问题制造者，影响了美国的软实力。

与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形成对比，中国的力量在近年来得到大幅度提升。虽然经济危机也给中国带来了很大损失，但中国经济总体上仍保持着强劲的上升势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不断增强，随着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中国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政治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品牌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也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尽管中国实力增长目前主要表现在经济层面，主要体现在亚太地区，但是从力量长期走势的角度看，在正常情况下，中国这一地区经济中心迟早会演变为地区安全中心。

中美实力关系的变化导致中美之间战略互疑不断加剧，引发了美国对自身霸权地位和世界领导权的担忧。这种担忧集中体现为奥巴马政府时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美国对东海南海问题的介入。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更是接连行动，在其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将中国视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并就贸易问题与中国开战，以保护美国的经济安全。

2012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贝尔法研究中心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金融时报》专栏撰文，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认为“当一个新兴力量挑战现存的统治力量时”，“绝大多数的结局都是战争”。

在艾利森看来，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挑战守成大国的主导地位并引起守成大国的恐惧，进而引发双方的冲突或战争。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必然会突破现有的国际秩序框架，中国的行为势必引发美国的疑虑。

事实上中国不是雅典.美国也不是斯巴达。中美都面临时代赋予的机遇，中国的崛起不意味着美国的终结。宽广的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首先，中国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中国对外战略的和平性，也决定了在国际社会中，中国是一个建设性的合作伙伴，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和受益者。其次，中国仍是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的发展中国家。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与美国的差距日益缩小，但是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非常落后，地区差距和社会贫富差异也很大。发展仍然是中国的第一要务。最后，中国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新理念，并积极推进践行，以打破守成国家和崛起国家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三、新兴经济体的集体崛起，推动世界权力转移

二战之后，由于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世界逐渐形成了两股经济力量：以七国集团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长期居于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发展中国家（地区）中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巴西、印度和南非等国家逐渐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发展中大国，金砖国家成为了新兴经济体的典型代表。新兴经济体的出现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前者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下降，后者则希望将自身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

全球生产力和财富的再分配，必然带来权力结构以及意识形态领域格局的变化。为了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发达国家被迫联合新兴经济体共同应对危机，将二十国集团从部长级提升到领导入级别，建立峰会制度，成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机制，使得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获得了重塑全球秩序的机会。

作为最重要的新兴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通过完善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为沿线国家和地区注人新的经济发展动力，促进了全球经济均衡稳定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经济发展机制的重要补充，和金磚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海合作组织一起，成为中国对全球治理的重要贡献，成为进一步推动世界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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