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春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一、研究背景

儿童的诞生会给生育他们的父母、第三方(诸如其他家庭成员、所有同时代的人、未来的人)和儿童自身都带来成本和收益。在传统社会，儿童的成本和收益都由其父母支出和获得。而在现代社会，在儿童收益日益社会化的情况下，儿童不再是父母的私人物品，而成为公共物品或社会投资品。如果儿童成本还只是由家庭和父母负担，那么儿童养育就只能建立在道德承诺和社会规范的基础上[1]。如果这种道德承诺和社会规范无法维系，同时儿童成本又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呈上升趋势[2]，那么无法依靠自己或家庭承担儿童成本的夫妇就会选择不生或者少生，整个社会就会面临生育率的持续下降或低迷[3]。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解决儿童成本私人化和儿童收益社会化之间的脱节和错位。在现代社会中，不可能回到传统社会的儿童收益私人化，因为国家至少集体承担了儿童义务教育和医疗保健的责任，那么就只能推动儿童成本的进一步社会化，也就是说，由国家或社会进一步和家庭共同分担儿童养育的责任，实现儿童成本社会化和儿童收益社会化之间的可持续循环。实现儿童成本社会化的重要方式，包括国家通过儿童津贴、育儿补贴、儿童托育服务等来集体分担儿童成本[4]。

儿童成本的定义和测量，对于确定国家如何分担儿童成本以及确定国家分担儿童成本的贡献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