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彬彬

(香港大学 中文学院，香港)

清扬州闺秀何佩珠(1819-？)因其剧作《梨花梦》(1847)近年颇受研究者关注。 这一体例为一本五卷杂剧的剧作由严敦易先生发掘，后被华玮教授纳入有关明清妇女戏曲创作的研究中。女主角杜兰仙模糊的性别身份引发争论，焦点在于她女扮男装表达对其他女性的爱慕怀想是否涉及同性间的情欲[注]相关研究包括：严敦易：《元明清戏曲论集》,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年,第300-304页；华玮:《明清妇女之戏曲创作与批评》，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第128-153页；任荣：《清代徽州女诗人、戏曲家何佩珠考论》，《淮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蒋小平：《女性书写与情爱越界：戏曲史视野中的〈梨花梦〉解读》，《民族艺术》2013年第4期；岳立松：《空间与性别视域中的〈梨花梦〉》，《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蒋美艳、刘奇玉：《论〈梨花梦〉中“女女之恋”的精神实质》，《戏剧之家》2017年第7期。。杜兰仙之情感表达又被视为作者何佩珠的自我表达，先后被阐释为“白日梦”、“满足补偿心理”[1](P 303)、“男女关系之外的情感渴求”[2](P 133)、借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隐喻受压抑的名士情怀，甚至是几千年来“女性痛苦和压抑的整体呈现”[3](P 135)。

本文首先认为争论的起因与剧作结构有关。已无疑义的是，《梨花梦》大篇幅借鉴甚至搬用前人剧作，排场系模仿《牡丹亭》，而“拟男”情节系模仿三部闺秀剧作：叶小纨(1613-1657)的《鸳鸯梦》(1639)；王筠(1749？-1819？)的《繁华梦》(1778)；吴藻(1799？-1862？)的《乔影》(1825)[注]详细分析见华玮：《明清妇女之戏曲创作与批评》，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第97-153页。。这一写作倾向可参照蔡九迪(Judith Zeitlin)关于明清戏曲中魂旦的研究加以理解：由《牡丹亭》衍生的戏曲作品围绕魂旦一角互相指涉，形成广泛的互文现象和主导性的文学潮流[4]。现有研究也已指出《梨花梦》构筑闺秀写作传统的意图[2](PP 144-145)[3](P 136)。由此看来，全剧一方面借指涉《牡丹亭》进入主导性文学潮流，另一方面构筑闺秀写作传统，令两者在剧情推进中交替出现，从而展开一场精巧的文学“游戏”。女主角性别身份之扑朔迷离的根本在于作者借两种写作传统容纳了不同阐释的可能性[注]有关剧作构筑两种写作传统、展开文学游戏的具体方式需另有专文论述，因篇幅所限，此处不赘。。

正是基于剧作阐释的开放空间，本文目的不在于提出又一种阐释，而是将研究重心从剧作本身转向著述活动的家族、地域、文化环境，从剧作者何佩珠的写作意图转向其家庭的文化轨迹，进而拓展视野，以期获得对扬州一带闺秀著述与交游风气的新认知。目前已知何佩珠为徽州人，移居扬州，一门风雅。父何秉棠为两淮盐知事，著有《桐花书屋诗草》。二姊何佩芬著有《绿筠阁诗钞》，适范志全。三姊何佩玉著有《藕香馆诗钞》，适扬州祝麟。何佩珠一度随夫婿张之元(亦作张子元)北上天津，后归宁扬州[2](PP 129-130)。徽人移居扬州者实构成清代最重要的经济力量和最显著的文化景观，然而这一群体怎样影响闺秀文化尚未得到深入研究。何氏一门的著述与交游正与扬州作为徽商聚居之地的独特文化风气密切相关。

一、徽商家族中的闺秀作者：方法论思考

何炳棣先生关于扬州盐商的早期研究展现这一由徽入扬的商业家族群体将商业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化身为亦儒亦贾的社会阶层，实现家族社会文化身份的蜕变，成为“向上的社会流动”(upward social mobility)的成功典范[注]见Ping-ti Ho,“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A Study of Commercial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54，17(1)：130-168；何炳棣著、徐泓译注：《明清社会史论》,台北：联经出版，2013年；原著见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20世纪80年代后兴起的徽州研究、扬州研究不断发掘这一群体发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的丰富史料[注]如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合肥：黄山书社，1985年；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冯尔康主编：《扬州研究》,台北：联经出版，1996年；赵华富：《徽州宗族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唐力行：《徽州宗族社会》，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朱万曙：《徽商与明清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近年傅瑛教授《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5]的出版使得具有徽商家族背景的闺秀作者大量进入研究视野。“向上的社会流动”这一视角提示应将徽商家族中闺秀作者的著述与交游视为其家族蜕变过程的一部分，从而同时为徽商家族研究和明清妇女著述研究带来方法论的启发。

徽商家族研究往往强调，明清时期徽州妇女深受宗族控制和妇女节烈观的影响，导致节烈之风大盛[注]如赵华富：《徽州宗族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71-374页；唐力行等著：《苏州与徽州——16-20世纪两地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64-171页；王传满：《明清徽州妇女节烈行为的主观因素》，《大连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英文相关研究述评见Qitao Guo,“Huizhou Studies in China：Scholarship and Sources”，Nan Nü：Men,Women and Gender in China， 2015，17(1)：165-180.。对于徽州才媛辈出与节烈之风并存的现象，现有研究阐释为“商人妇的才智与贞节牌坊下的愚昧交错”[6](P 117)。然而就家族身份蜕变而言，两者并无矛盾：对朝廷旌表节烈的热衷是徽商家族提升社会地位的方式之一，另一方式是对女性家族成员教育的重视，并通过她们的著作出版与交游的拓展积累家族文化资本[注]有关女性才学成为士绅家庭文化资本的一部分，见Dorothy Ko,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151-154.。如果前一现象在徽州当地尤为显著，后者则已超越这一地域限制，因为财力雄厚的徽商家族已大量迁移至扬州与江南文化中心，并已融入和影响着当地精英社会[注]有关徽商家族的迁移和影响，见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58-119页。有关徽商家族在定居地结交地方精英、改籍、联姻等策略，见唐力行：《徽州宗族社会》，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第257-317页。。换言之，对旌表节烈的热衷与对文化声望的追求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不宜以现代“压迫”妇女和“解放”妇女的二元对立思维阐释。更富成效的研究是，运用闺秀著述提供的新材料，探究女性家族成员在徽商家族蜕变中扮演的角色。

另外，明清妇女著述研究着重江南文化中心一带，忽略了徽商家族与迁移地精英文化之间的互动对闺秀文化风气的推动[注]因篇幅所限，相关研究不一一列举，可参阅早期两部专著：Dorothy Ko,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Susan Mann,Precious Records：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此外有关福建、广东等地闺秀著述的研究，可参阅梁章钜：《闽川闺秀诗话》(重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冼玉清：《广东女子艺文考》，长沙：商务印书馆，1941年。。即便具徽商家族背景的闺秀作者已颇受关注，现有研究也往往淡化这一背景，或将作者的著述才华与家族背景视为相互冲突的因素。以杂剧《乔影》作者吴藻(1799？-1862？)为例，现有研究均将她在剧作中的才华之叹归因于家世，即家中无人解悟风雅。如钟慧玲依据梁绍壬《两般秋雨龛随笔》述其家世为“父与夫皆业贾，家中无一读书者，殆夙慧耳”；又引陈文述《西泠闺咏》“托名谢絮才，殆不无天壤王郎之感耶”，证明夫妇二人才华之不相匹配[7](PP 2-13)。又如整理吴藻词作的邓红梅惊讶于吴藻“生于商贾之家，嫁为商贾之妇”的家世背景却能同其姊妹兄弟接受家塾教育，并形容为“对商贾之家的女子而言堪称奢侈丰富”的教育[8](PP 1-2)。吴藻祖籍徽州黟县，家族因经商移居杭州[5](P 553)。她之所谓“夙慧”其实正反映了徽商家族中女性成员接受教育、出版著作、树立文化影响等诸多方面机会的扩展。将徽商家族蜕变这一因素引入明清妇女著述研究中，不仅可为类似个案提供新的思考，还能揭示徽商家族对闺秀文化风气的推动。

扬州作为两淮盐业中枢和盐商聚居之地，在徽商家族研究中的核心地位不言而喻，然而与之相关的闺秀文化却罕见留意。甚至最新研究中涉及女性的论题也停留在“风月”层面，即将扬州历史中的女性笼统概括为迎合奢靡风气产生的“扬州瘦马”或文人想象中的风月女子，而视闺秀为隐于深闺中的沉默群体[注]例如Antonia Finnane,Speaking of Yangzhou：A Chinese City,1550-1850,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4；Roland Altenburger,Margaret B.Wan,and Vibeke Bordahl,eds.,Yangzhou A Place in Literature：The Local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15。近年一部专著虽着眼于为扬州女性“正名”，但主要依据近现代小说中的女性文学形象来推断历史上的扬州女性角色的多种多样，不足以令人信服。王澄霞：《扬州女性文学形象百年回眸》,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同时，明清妇女著述研究目前尚缺乏对扬州地域文化特征的探讨，即由徽入扬的商业家族对闺秀文化风气的推动，以及扬州与江南文化中心闺秀文化的联系和相互影响。本文以何佩珠家庭的文化轨迹为基础拓展视野，以期获得对扬州一带闺秀著述与交游风气的新认知，并弥补上述两方面研究之不足。

二、何氏一门文化身份与社交纽带的建立

由徽入扬的何氏一门无疑能展现上述徽商家族的文化蜕变。何秉棠盐政官员兼诗人的身份既表明他对风雅和入仕的追求，也透露其家族与盐业保持的密切联系。其诗集中一首贺亲友四十生辰之作可资佐证。

家致卿四十

万树梅花拥百城，才华我每羡宗英。

承欢正喜椿萱茂，绕膝还欣兰玉清。

雅有书田光世德[谓令子能文]，定从盐荚振家声。

称觞此日逢强仕，昼锦堂开庆宦成[9](P 76)。

第三联中“书田”“盐荚”表明这位何氏家族成员何致卿一门“亦儒亦贾”的身份；其中“盐荚”泛指盐业，徽商的崛起往往被指以盐荚起家[注]“荚”也作“筴”。《扬州画舫录》记录由徽入扬的黄氏兄弟“以盐荚起家”。见[清]李斗著、王军评注：《扬州画舫录》,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90页。类似记录亦见第195页、第292页。。第四联中“强仕”“宦成”则指何致卿当四十生辰已登显赫之位，完成由贾入宦的身份蜕变。类似诗作还有《寿家端士叔六十生辰》，其一中“小持盐荚亦豪雄”一句点明何端士盐商身份；其二中“芳树绿侵书幌静”一句则展现其儒雅形象，最后用“我是阿咸遥献颂，竹林风景也如仙”作结，暗示叔父与自己如同竹林七贤中阮籍与阮咸叔侄[9](P 61)。此外，何佩玉诗作《题矮屋图为张味石先生作》透露其父诗友名张志和(字/号味石)者同属“亦儒亦贾”阶层：“长才岂独宜盐筴，脱口词章云锦迭。”[10](卷一 PP 9-10)谓此人才干兼宜于“盐筴”与“词章”，但“词章”显然是以盐荚起家者借追求风雅以实现身份蜕变的途径。此中又透露成长于这一家庭中的闺秀对“亦儒亦贾”社会身份的意识和对风雅的追求。

与处于“向上的社会流动”最顶端的大学士曹振镛家族不同[注]有关曹氏家族的个案，见何炳棣著、徐泓译注：《明清社会史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公司，2013年，第353-355页。，未有资料表明何氏一门已获取显赫的社会地位，因此这一家庭并非徽商家族中文化蜕变最成功的典范。然而这也是这一家庭留下活跃文化轨迹的原因所在。处于商业与文化资本集中之地、置身于激烈社会竞争中的家庭如何获取进身之阶？除科举取士的官方途径之外，还需借助频繁而广泛的文化活动积累声望，以之为家庭文化资本。例如，何秉棠诗作中常见的“虹桥”“冶春词”“秋柳”“秋海棠”等主题[9](PP 32-33、PP 45-46)以不同组合方式出现在何氏姊妹诗作中，成为这一家庭塑造文化身份的途径。

何佩芬：“秋海棠”“白海棠”“虹桥秋柳”“芜城春柳……同两妹作”[11](卷四PP 3-5、卷五P8)

何佩玉：“芜城春柳”[10](卷二PP 13-14)

何佩珠：“芜城春柳”“秋柳”“秋海棠”[12](PP 18-19、P 25、PP 41-42)

孤立而言，以上诗作并无独特之处，而一旦置于扬州文化风气中加以观察，则获得了标志性的文化含义。清初王士祯(1634-1711)于济南、扬州、南京所作《秋柳》《秋海棠》《冶春绝句》等诗作和者数百，成为广受关注的风雅盛事。王士祯所作《虹桥游记》令虹桥成为扬州享有盛名的风雅之会所在。扬州研究的重要史料《扬州画舫录》将“虹桥”“冶春诗社”视为扬州的文化标志[注]有关王士祯诗作，见马家鼎选注：《扬州文选》,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0-84页；《扬州画舫录》相关记载，见[清]李斗著、王军评注：《扬州画舫录》，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20-221页、第231页、第238页、第240-241页。。何氏父女诗作实透露他们借效仿前辈诗人、建立与扬州文化标志的联系以塑造自身一门风雅形象的意图。

同样，何佩芬、何佩珠姊妹集中《春草》诗四律也易受忽略，然而诗题中“次严秋槎明府韵”一语揭示这一系列诗作为呼应诗人严廷中(1795-1864，字秋槎)所作。严廷中客居扬州期间因《春草》诗四律风靡文苑，大江南北属和者千百人，为一时盛事。何佩芬、何佩珠次韵之作表明她们对参与标志性文化盛事的热衷。严廷中《药栏诗话》对此有著录：“予倡春草诗于邗江，和者如云。女史中如何芷香佩珠、金仙裳云封、张饮香醴兰皆有和章，已刊入《春草唱和集》矣。”[13](P 61)这部诗话还对何佩芬、何佩玉诗作多有收录[13](P 61、P 65)。显然，何氏姊妹因参与此盛事而引起严廷中注意，跻身于他所收录的扬州闺秀诗人之中。而严廷中以《春草》诗与大江南北诗人唱和系效仿王士祯；辑《药栏诗话》又系效仿阮元辑《淮海英灵集》《广陵诗事》以塑造扬州诗坛之举[注]阮元著作见：[清]阮元：《淮海英灵集》，[清]嘉庆三年[1798]刻本，载《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第1682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466页；[清]阮元：《广陵诗事》，[清]嘉庆六年[1801]刻本、[清]光绪十六年[1798]重刻本，载[清]阮元、顾銮撰，王明发点校：《广陵诗事、广陵览古》，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1-146页。。由此，也可将何氏姊妹建立文化身份的努力置于扬州前后延绵的文化风气中加以理解。

进一步整理何氏父女现存著作(见表1)，可获得这一家庭建立文化身份与社交纽带的整体信息。何秉棠诗集所收十之八九均为具社交功能的诗作，可被视为其繁忙于社交的记录。其中涉及人数约七十人，相关诗作约一百七十首，多为何秉棠与扬州同僚(何称为“邗上同人”)、歙县亲友及同乡的唱和之作，也包括何秉棠与同僚追和、效仿前辈诗人(如王士祯)的诗作。何氏三姊妹大量诗作一方面表明诗歌唱和是维系家庭成员间联系的纽带和塑造家庭文化身份的途径[注]如父亲何秉棠宦游在外期间以及三姊妹出阁之后，有大量互相唱和的诗作，表明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与本文这部分讨论无直接关系，故不赘。,另一方面展现她们跻身于扬州及江南精英社交圈的轨迹。其中涉及闺秀五十余人，相关诗作两百七十余首；涉及文人五十余人，相关诗作两百一十余首(见附表一)。

表1 何氏父女现存著作

将搜集的人物关系录入社交网络分析软件，能直观展现何氏一门活跃的交游和相互之间交游圈的联系(见图1)。其中浮现的社交网络既覆盖扬州精英社会，也通过关键“节点”延伸至江南文化中心一带。[注]为软件(Gephi)使用方便起见，姓名以拼音标注，姓名后“F”表示女性，“M”表示男性。在此感谢朱铭坚博士为软件使用提供的帮助。有关社交网络分析研究，可参阅徐永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几种可视化途径——以汤显祖研究为例》，《浙江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图1 何氏交游圈

三、关键“节点”与扬州闺秀文化

此处对关键“节点”的定义是精英社交圈核心人物。对这类节点的分析尤其有助于揭示何氏姊妹跻身精英社交圈的方式，进而展现扬州闺秀文化及其与江南文化中心的联系。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何佩芬、何佩玉已跻身碧城女弟子这一继随园女弟子之后最负盛名的闺秀诗人群体。陈文述《颐道堂诗选》录何佩芬、何佩玉于道光八年(1828)以绿端石双鱼砚为贽，从师学诗[注]钟慧玲考碧城女弟子阵容最盛时达四十四人。钟慧玲：《陈文述与碧城仙馆女弟子的文学活动》，载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64页、第790页。《碧城仙馆女弟子诗》不同版本所收诗作不同，胡文楷所依据的1842年、1915年两个版本分别收录13人、10人诗作，何氏姊妹均未列名其中。胡文楷编著、张宏生等增订：《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63页。有研究称另有版本收录22人诗作，何佩芬列名其中，但并未具体指明是哪一版本。陈志平：《碧城仙馆女弟子略论》，《广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第154页。。何佩芬《绿筠阁诗钞》中“师少时以咏团扇著名”“许我碧城来问字，万梅花底拜逋仙”等句可资佐证。金子克为《绿筠阁诗钞》所作序也印证何佩玉“尝为陈颐道先生女弟子”。《颐道夫子寄赠大集兼惠小鸥波停云馆诸诗因成二律》一诗表明陈文述曾将其妾(亦为女弟子)管筠、文静玉诗集寄赠予何佩芬。何佩芬、何佩玉亦有次韵管筠诗作(《夏夜闺中词次湘玉夫人韵》等)。何佩玉《藕香馆诗钞》中《奉题颐道夫子重修西湖三女士墓》四首则可与道光五年(1825)出版的《兰因集》相参照[11](卷一P 2、卷二PP 5-6、卷四PP 9-11、卷五PP 2-3)[14](卷二PP 1-3、卷三P 2)[15]

(P 551、PP 563-565、PP 570-571、PP 573-574)[注][清]金念曾：《序》，见[清]何佩芬：《绿筠阁诗钞》，金序第1页上-3页上。[清]陈文述辑：《兰因集》,[清]光绪7年[1881]钱唐丁氏嘉惠堂刻本；有关此集的编撰过程，见钟慧玲：《陈文述与碧城仙馆女弟子的文学活动》，载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70-771页。。为陈文述于道光四年(1824)为西湖三女士修墓所征题咏而成，何氏姊妹尚未列名其中。但何佩玉曾与盛事当无疑问，且写有“多少婵娟礼绛纱，碧城仙客气云霞”“才人大有怜香意，绝胜灵均赋楚些”等句，表达对陈文述及其女弟子的景仰[14](卷二PP 1-2)。何佩芬、何佩玉列名碧城女弟子这一群体亦可解释何佩珠对吴藻作品的熟悉以及在《梨花梦》中树立闺秀写作传统的倾向[注]吴藻是最早列名陈文述门墙的女弟子之一。见钟慧玲：《陈文述与碧城仙馆女弟子的文学活动》，载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62页。。此外，何氏姊妹曾与寄寓扬州的岭南籍闺秀黄之淑会面，何佩玉集中有《喜晤黄耕畹女史》诗作，何佩珠《竹烟兰雪斋诗钞》中有《姊妹花蜂蝶折扇为耕畹夫人题 调寄殢人娇》词作。除因均列名碧城女弟子之外，也因何秉棠曾居官岭南多年，何氏姊妹幼时居于岭南(如何佩玉有“君凭彩笔称三绝，我别珠江已十年”之句)，与岭南的共同渊源令她们易于建立联系[14](卷二PP 2-3)[15](P 552)[12](P 37)。

何氏姊妹也与前辈闺秀诗人群体随园女弟子有交集。据钟慧玲考，随园女弟子如归懋仪、骆绮兰、孙云凤、席佩兰、屈秉筠均与陈文述有诗作唱和[16](P 781)。由此或不难理解何氏姊妹对这一群体的了解。何佩玉长诗《读长真阁韫玉楼两诗集口占》表达对席佩兰、屈秉筠的景仰[14](卷六PP 3-4)。何佩珠显然因受到二姊影响，将屈秉筠诗句化用入《梨花梦》卷一仿“集唐”体的卷尾诗中[17](卷一P 4)。何佩芬、何佩玉《韫山夫人招游环绿园雅集》等诗作表明她们与另一随园女弟子张玉珍有所往来。此时三姊妹应当年纪尚幼，何佩芬的崇敬之情可见于“归向碧窗夸小妹，瑶台亲见婉凌华”一句[11](卷四P 11)[15](P 552)。潘素心诗作虽未被收入《随园女弟子诗选》，但据考亦列名袁枚门墙[18](P 38)。何佩芬、何佩珠均有《读不栉吟邮呈潘虚白夫人》诗作，并均与潘素心之女汪恂有诗作赠答[11](卷七PP 2-3、P7)[12](P 30、P 32)。潘素心交游广阔，曾为清代重要闺秀诗总集《国朝闺秀正始集》作序，亦与《名媛诗话》作者沈善宝交契[19](P P1-2)[20](卷七P4)。与何氏姊妹过从较密的季兰韵(著有《楚畹阁集》)与袁枚女弟子归懋仪称“同学”，是否亦为袁枚女弟子待考[21](卷三PP 35-36、卷四 P6)。

除席佩兰、屈秉筠之外，何氏姊妹还能获得其他前辈诗人著作，并加以题咏或效仿[注]何氏姊妹效仿前辈闺秀诗人的诗作因篇幅关系，此处不赘。。其中何佩珠《红香窠小草》二卷全为效仿前辈诗人吴蔚光、孙原湘(1760-1829)、赵同钰(约乾隆、嘉庆年间人)合著之《香奁倡和诗》[注][清]吴蔚光、孙原湘、赵同钰：《香奁倡和诗》，[清]道光13年[1833]抄本。华玮已证明何佩珠《红香窠小草》的“艳情”倾向，并以此作为《梨花梦》写“情”倾向的参照。华玮：《明清妇女之戏曲创作与批评》，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第139-140页。(孙原湘室席佩兰，赵同钰室屈秉筠)。吴、孙、赵三人各赋《香奁诗二十四首迭用环韵》，合共七十二首。序作者萧抡谓之为别具巧思的“文章游戏”：“思各出而愈幻，韵迭用而弥工。不即不离，若无若有。其数为二十四律，妙符乎花信之番；其集成七十二章，巧合乎鸳行之列。”[22](PP 1-2)何佩珠《红香窠小草》上卷主体为十二首：《和吴竹桥先生环字韵无题十二律》，附一首《十二章题毕总题一律每句戏藏诗数仍用原韵作一小束仿竹桥先生意也》;下卷主体为十二首：《后无题十二首连前二十五迭韵》，附一首《艳体一章每句戏藏十六意》。此集值得一提是因为，何佩珠以艳体香奁诗作迭韵“文章游戏”，既反映她追步前辈诗人的倾向(正如何氏一门追步王士祯)，又可用于佐证《梨花梦》对精巧文字游戏的热衷。

尤其重要的是，何佩芬、何佩玉在陈文述之外还曾师事孔璐华，如何佩芬称“经楼夫人曾许芬与浣碧妹拜入门墙”[11](卷五P 4)。由此可知何氏姊妹另一重社交纽带：孔璐华为阮元继室，著有《唐宋旧经楼诗稿》。阮元籍贯仪征，1838年以大学士致仕，返扬州定居，为“扬州学派”核心人物之一[注]可参阅郭明道：《阮元与清代学风》，《江海学刊》2006年第5期。近年出版的阮元评传、年谱见陈居渊著：《焦循、阮元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Betty Peh-T’I Wei,Ruan Yuan,1764-1849：The Life and Work of a Major Scholar-Official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before the Opium War,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6.。阮元对闺秀著述风气有所推动，其妾唐庆云著有《女萝亭稿》，女孙阮恩滦著有《慈晖馆诗词集》，并为扬州闺秀汪嫈《秋灯课子图》作《图记》、为其《雅安书屋诗集》作序。汪嫈为扬州闺秀中的另一重要人物(原籍歙县，移居扬州，盐商程鼎调室)，生平著述极富，被录入《清史稿·列女传》[23](P 11663)。汪嫈与阮元一门渊源颇深，其父汪损之与阮元交契，其子程葆为阮元与曹振镛(1755-1835)于1833年同取之进士。汪嫈少时从扬州黄秋平、张因(字净因)夫妇学诗。孔璐华与弟孔庆镕亦曾延张因学诗，汪、孔可称同门[注]相关记录见[清]阮元：《秋灯课子图记》，载[清]程葆辑：《秋灯课子图题咏集》，[清]道光24年[1844]刻本，第3页上；[清]阮元：《雅安书屋诗集序》，载汪嫈著：《雅安书屋诗集》，[清]道光24年[1844]刻本，阮序第2页上。。而黄、张夫妇因工诗、画、古文闻名于扬州，清人李斗《扬州画舫录》录黄文旸(号秋平)著《曲海》二十卷[24](PP 67-68)。由此，可将何氏姊妹社交纽带置于与扬州精英文化与闺秀文化密切相关的人物关系中加以观察。

此中涉及的张因、汪嫈交游圈需另有专文论述，但需略加强调的是，师徒二人均透露扬州自清初以来闺秀著述与交游的活跃风气。其中张因获得“绿净诗人后，风诗属此君”的评价[25](P 100)。绿净诗人指徐德音(1681-？)，适由歙入扬的望族之后许迎年(1682-？，字荔生)。此句意为，徐德音之后扬州最负盛名的闺秀诗人当属张因[注]徐德音、许迎年生平见阮元：《广陵诗事》，第27页、第36页、第102页、第128-129页。现有关于徐德音的研究见赵厚均：《“满架牙签销日月，半生心事许烟霞”——清初钱塘女诗人徐德音及其作品论析》，《古籍研究》2013年第1期。。

阮元对于了解这一风气至关重要。现有研究将阮元主持编撰的《淮海英灵集》(1798)视为“淮海文化圈”形成的标志，其中包括闺秀文化[26]。《淮海英灵集》收录清初至1795年前后闺秀诗人46人。另阮元《广陵诗事》(1801)录有闺秀诗人23人之家世、著述及交游。此后王豫与阮元从弟阮亨受阮元之命所编《淮海英灵续集》(1826)补录闺秀诗人87人，其中包括张因以及阮元女阮安。前后排除重复者共记录扬州一带闺秀诗人130余人。可供参照的是阮元所编《两浙輶轩录》(1801)，收录两浙闺秀诗人183人，《补遗》(1803)补录91人。尽管总人数超过扬州，但两浙涵盖江南文化中心地带，且地域广阔，闺秀以诗名者众多，与之相较，扬州一带闺秀诗人人数达130余人已相当可观[注]相关记录见：阮元：《淮海英灵集》，[清]嘉庆三年[1798]刻本，载《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第1682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94-311页。王豫、阮亨：《淮海英灵续集》，[清]道光6年[1826]刻本，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682卷，第319-466页。其中关于闺秀诗人的记录见第438-454页。阮元：《广陵诗事》，载[清]嘉庆六年[1801]刻本、[清]光绪十六年[1798]重刻本，载[清]阮元、顾銮撰，王明发点校：《广陵诗事、广陵览古》，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1-146页。阮元：《两浙輶轩录》，[清]嘉庆6年[1801]刻本，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683卷，第108-718页；第1684卷，第1-507页。其中关于闺秀诗人的记录见第1684卷，第468-507页。阮元、杨秉初等：《两浙輶轩录补遗》，[清]嘉庆8年[1803]刻本，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684卷，第508-739页。其中关于闺秀诗人的记录见第724-739页。涉及各集收录宗旨和各集中具体闺秀诗人的研究已超出本文范围，不赘。。以下将各集收录的资料(见附表二)绘图展示(见图2)：

图2 阮元收录的闺秀诗人图示

图2中左上、右下两个群体分别代表《淮海英灵集》和《续集》所收录的闺秀诗人；右上、左下两个群体分别代表《两浙輶轩录》和《补遗》所收录者；中间偏左为《广陵诗事》所收录者。与社交网络图不同，上图的作用不在于展示人物间的社交纽带，而在于展示群体的相对规模；不同群体之间的连线代指被各集共同收录者，也展示了各集之间的联系：如徐幼芬被同时收录入《淮海英灵集》和《续集》；徐德音、黄之柔、吴吴、徐珠渊、陈佩、方婉仪、程云、梁兰漪、王微被同时收录入《淮海英灵集》和《广陵诗事》；徐德音被同时收录入《淮海英灵集》《续集》和《两浙輶轩录补遗》；袁枚妹袁机被同时收录入《淮海英灵续集》和《两浙輶轩录》；杨克恭被同时收录入《淮海英灵集》和《两浙輶轩录补遗》；陆若松、程芬、周志蕙、汪汝兰、徐锦被同时收录入《两浙輶轩录》和《补遗》[注]共同收录有时基于籍贯的变化因素，如徐德音出生于钱塘，适扬州许迎年，因此被同时视为“淮海”和“两浙”诗人。进一步分析已超出本文范围。。

由此，阮元塑造的文化圈中闺秀文化规模一目了然，尤其可见扬州一带闺秀文化规模较之两浙实不容忽视。而透过阮元这一关键“节点”，不仅可将何氏姊妹交游圈纳入更大的文化图景中思考——何氏姊妹拜入孔璐华门墙的重要性在于她们已由此接近扬州精英文化与闺秀文化的核心——且能为研究扬州闺秀群体及其与江南文化中心的联系开启广阔空间。

四、结论

本文的基本思路是视何氏一门的频繁交游为跻身精英社交圈、获取文化资本的手段，并以之为窗口，获得对重要文化风气的认知。拓展的视野可纠正既有扬州研究的片面性，展现为“风月”想象所遮蔽的闺秀著述与交游的活跃风气。从中还可获得徽商家族研究与明清妇女著述研究方法论的启发：一方面改变以二元对立思维阐释徽州才媛辈出与节烈之风并存的现象，运用闺秀著述提供的新材料，探究女性家族成员在徽商家族蜕变中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促使明清妇女著述研究的视野不局限于江南文化中心一带，而将徽商迁移地的地域文化，以及徽商家族与迁移地文化之间的互动视为闺秀文化风气的推动力，同时也为相关闺秀作者个案研究带来新的思考。

何氏一门引起关注，最初在于围绕何佩珠《梨花梦》一剧的争论。而本文尝试另辟蹊径，将研究重心从对剧作的阐释转向著述活动的家族、地域、文化环境，从剧作者何佩珠的写作意图转向其家庭的文化轨迹。这一家庭与盐业的联系、对“亦儒亦贾”社会身份的意识和对风雅的追求由此展露。文中首先揭示何氏父女通过诗作唱和建立与扬州文化标志的联系、塑造一门风雅形象的意图，并将之置于扬州前后延绵的文化风气中加以理解。而后整理何氏一门现存著作中所见社交纽带，与相关史料相互参证，获取其中关键人物的生平和著作信息，并以绘图方式直观展现何氏父女活跃的交游以及相互之间交游圈的联系。其中浮现的社交网络既覆盖扬州精英社会，也通过关键“节点”，即精英社交圈核心人物，延伸至江南文化中心一带。而透过阮元这一关键“节点”，不仅可将何氏姊妹交游圈纳入更大的文化图景中思考——何氏姊妹拜入孔璐华门墙的重要性在于她们已由此接近扬州精英文化与闺秀文化的核心——且能为研究扬州闺秀群体及其与江南文化中心的联系开启广阔空间。

最后，正因视野的拓展，围绕文学著述本身的探讨可获得新的启发。尤其观诸徽商家族文化蜕变这一大环境，我们或可摆脱“痛苦和压抑”的表达或“白日梦”“满足补偿心理”之类狭窄视角，而视《梨花梦》的写作为何氏一门获取文化关注这一活跃过程的一部分。剧作树立闺秀写作传统的倾向实与何氏姊妹与清代两个最具影响的闺秀诗人群体——随园、碧城女弟子——均有联系这一因素有关；也与扬州的文化风气尤其是闺秀唱和之风和参与文化盛事有关；还与何氏姊妹对同辈或前辈闺秀诗人、剧作者作品的熟悉有关。《梨花梦》对精巧文字游戏的热衷还可参照何佩珠效仿前辈诗人的“文章游戏”加以理解。因此，何佩珠在剧中树立闺秀写作传统并非出自不得树立才名的痛苦，而是她切身感受并参与其中的重要文化风气的产物。也正是上述重要文化风气开启了扬州闺秀著述与交游研究的新视野。

附表一由何氏父女著作所见社交纽带统计[注]排序依照人物在各集中出现的先后顺序。重合处加重标出。

著作相关序、题词、唱和诗作数量涉及闺秀人数、姓名或字号涉及文人人数、姓名或字号涉及人物不详的题咏诗作[清]何秉棠《桐花书屋诗草》(约19世纪)共170篇/首闺秀:2首文人:168篇/首2人金云封、张霞汀69人吴春楼、金子克、黄小峰、李芸甫、唐冠山、罗蔗如、冠坦之、季廉夫、汤渔邨、春帆司马、朱秋屏、吴葆轩、吴竹屏、黄槐厅、吴梅岼、方喆泉、牧庵司马、刘海树、浦情田、曹霁岑、嘉克斋、颜小岩、金若华、云巢、曹谷生、顾卿、葵生、尊甫、程介眉、潘寅斋、余秋澄、陈穆堂、程嶲船、吴俪云、黄澍浦、王衡斋、严二云、万心莲、黄十夫、陆近香、曹梦扉、王士祯(效仿诗作)、赵艮甫、杨菊泉、郑小峰、蓝文(笠天)、云门、郑星舟、郑丹梯、车秋舲、张松山、金鹤皋、王小山、冯新斋、黄莲舟、江谷斋、何端士、张芙川、张孟坪、陈华山、祝幼兰、梁继香、姜荔园、单魁香、程雨湖、何致卿、朱友华、小支僧、张种云邗上同人、题味蓼园悼亡诔后[清]何佩芬:《绿筠阁诗钞》(道光21年[1841]刻本)共181篇/首闺秀:73篇/首文人:108篇/首24人管筠、文静玉、吴冰仙、姚畹真、孟娴女史、张湘华、龚墨卿、张淑、张玉珍、季兰韵、淑芷女史、李佩金、德容夫人、孔璐华、杜香姊、金云封、杨琼华、徐茝、汪恂、张令仪、潘素心、蒋香雪、傅蕙、汪忆梅39人黄銊宗、金子克、陈文述、张子野、汪铁箫、归立庭、胡洁生、钱眉生、王士祯(效仿诗作)、金鹤皋、蓝笠天、浦情田、惠秋韶、笑峰先生、瞿根之、江立亭、钱友鹤、顾乃西、钱春恬、峻山先生、何子田、钱穆堂、张志和、张种云、宋文湖、黄受生、徐子敏、王竹林、严廷中、陈鲁山、胡松樵、沈棣卿、程雨湖、张芙川、金竹簃、蓝子逢、陆静香、张仲虞、朱友华味蓼园诗集题词、题玉花阁焚余草诗集、题心闲馆松风阁姊妹遗稿、题小横云山馆诗集、月华清 题雨窗夜读图、浪淘沙 题春晖阁遗草

续表附表一著作相关序、题词、唱和诗作数量涉及闺秀人数、姓名或字号涉及文人人数、姓名或字号涉及人物不详的题咏诗作[清]何佩玉:《藕香馆诗钞》八卷(道光29年[1849]刻本)[清]何佩玉:《红薇馆学吟稿》(1865稿钞本)共166篇/首闺秀:118篇/首文人:48篇/首26人朱琴、黄之淑、李佩金、张湘华、味云女史、李掌珠、姚畹真、管筠、云琴女史、严兰真、倩芳女史、席佩兰、屈秉筠、张孝女、瑶蕖、吴冰仙、文静玉、张玉珍、邻姬韦娘、毂斋夫人、霞汀夫人、婉冰女史、春华女史、倪桂英、者香夫人、孟娴女史18人庞钟璐、冯竹生、陈文述、马买云、王士祯(效仿诗作)、王李如、朱友华、陆兰江、蓝小农、钱春恬、程雨湖、瞿根之、张志和、归立庭、张芙川、王衡斋、韩小米、单师白题味香园悼亡诔后、题查氏全家节烈传、题玉花阁遗草、调寄点绛唇[清]何佩珠:《竹烟兰雪斋诗钞》(道光[1821-1850]览辉堂刻本)[清]何佩珠:《红香窠小草》(朱丝栏抄本,约19世纪)[清]何佩珠:《津云小草附梨花梦》(朱丝栏抄本,约19世纪)共156篇/首闺秀:67篇/首文人:89篇/首20人张湘华、倪桂英、龚墨卿、张幻云、袁柔吉、汪忆梅、张彦如、汪恂、潘素心、傅蕙、蒋香雪、岑氏姬人、黄之淑、陈镜秋、树庵仙姑、高贞孝女、云衫、张淡仙、朱兰、席上珍24人庞钟璐、黄銊宗、胡洁生、蓝小农、王士祯(效仿诗作)、钱穆堂、张志和、汪铁箫、钱春恬、宋文湖、王竹林、严廷中、蓝子逢、金竹簃、海秋先生、吴蔚光、杜守恩、王勋、朱鳌、程锷、范纯灵、张萼、陆静香、陈宏勋题味蓼园悼亡诔后、题玉茗轩集、花影次枕琹轩集中韵、潇湘八景步湘清阁韵

附表二阮元等收录的闺秀诗人列表

集名收录人数姓名《淮海英灵集》46人徐幼芬、张瑛、李素贞、袁慧婨、冒德娟、陈传姜、潘意、范贞仪、杨恭人、王正、宗母陈氏、王兆淑、玉书、徐德音、顾瑞麟、郭砎、吴藼、黄之柔、吴吴、陈笺、邵笠、任婉、吴湘、徐珠渊、周贞媛、周淑媛、柏盟鸥、陈氏、倪氏、杨李、杨克恭、陈佩、袁机、袁棠、高縏、高蕴玉、俞廷元、方婉仪、程云、梁兰漪、俞杏贞、殷氏女、王微、吴琪、蒋葵、蒋蕙《淮海英灵续集》87人周姞媛、范姝、周琼、吴氏、吴山、卞梦珏、徐幼芬、王璐卿、叶子眉、徐淑秀、汪氏、钱令晖、钱令娴、李妍、宫婉兰、吴师韬、沙懿清、丛禧、丛祁志、戴凌涛、董白、钟清、王毓贞、季娴、高蘩、顾志、王芝玉、张氏、湘扬女子、邓繁贞、石可仙、范毓秀、徐应坤、袁九嫕、范云、吴正肃、陈贞媛、林馨、杨翠畴、方氏、姜氏、李华、刘文兰、刘文芳、王蕙贞、乔又李、刘无仪、乔若兰、郭少香、戴娇凤、石学仙、胡惟宁、韩张、杨氏、刘淑秀、李国梅、郑氏、赵笺霞、陈素素、张兰、张因、汪桐音、张佩兰、仲莲庆、杨氏、盛镜鸾、沙石贞、范德、郑遇芳、徐素蘅、吴淑仪、刘氏、无名氏、仲振宜、仲振宣、洪湘兰、仲贻鸾、祁瑞华、江珠、刘舜仪、熊琏、朱兰、江秀琼、阮安、姚婉儿、无垢(闺秀出家者)、辉宗(闺秀出家者)

续表附表二集名收录人数姓名《广陵诗事》23人徐德音、梁兰漪、鲍母程安人、赵椿园妻魏、顾文子母任氏、陈佩、焦文生妻卞氏、程云、徐元端、汪容甫妻孙氏、郭于宫妹、董白、周琼、季娴、王璐卿、陈氏号爽轩、吴薗次妻黄氏(即黄之柔)、吴吴、徐珠渊、王微、方婉仪、员琳、刘淑秀《两浙輶轩录》183人顾若璞、陆瑶英、王芬从、叶寳林、马氏、虞氏、祁德渊、祁德琼、商景徽、王端淑、朱氏女、沈榛、陆若松、孙兰媛、钟韬、徐灿、李因、商景兰、卫琴娘、柯氏、赵烈妇、祁德茝、张德蕙、朱德蓉、张昊、张昂、冯娴、林以宁、姚令则、褚静贞、闻人徽音、范氏、钱涓、彭琬、陈瑞麟、黄氏、东蘅、柴静仪、朱柔则、黄媛贞、黄媛介、陆观莲、殳默、彭孙婧、彭炎、王梦鸾、唐元观、吴太安人、丁瑜、方景、商采、张曼殊、戴王萼、徐昭华、苏棻、郭蕙、杨守闲、金荷、杨素英、杨素中、马福娥、蒋纫兰、金淑、陆素心、施璲昭、周巽、刘煐、王德音、胡云英、王氏、蒋永瑞、梁孟昭、毛媞、顾启坤、陈皖永、徐氏、孙潮、程芬、杨珊珊、褚贞、厉淑慧、孔传莲、周志蕙、吴受竹、曹氏、项佩、徐氏、戴素蟾、叶定、徐锦、梅丽春、陆言、李贞媛、屈凤辉、刘淑慧、胡莲、陈氏、徐源、吴黄、闻璞、程氏、周秀眉、李檀、孔继孟、孔继瑛、姚世鉴、王氏、吴巺、鲍诗、金士珊、韩寳钿、孙孺人、陆云、吴瑛、倪梦庚、张埍、金顺、姚益敬、李美仪、朱氏、梁瑛、杭澄、周氏、袁机、王氏、闵怀英、颜畹思、陈琼圃、胡慎容、商可、胡慎仪、曹慰我、李蒨荏、卢兰露、卢芸泉、高瑛、陈登峰、孙琬兰、劳纯一、汪亮、朱文英、陈繁沼、陈顺、朱逵、陈绚、鲁湘芝、楼瑜官、周琴、周婉、杨梦琴、邵秀云、汪汝兰、节妇富氏、梅玉卿、孟折莲、沈芬、孔兰英、赵德珍、唐在东、陈淑旗、戴韫玉、陈素、王荃、李氏、颜佩芳、戴佩蘅、戴佩荃、戴咏蘩、韩鸾仪、韩凤仪、严文、沈烈女、李祥芝、陈文鸾、梁娴、赵氏、吴年、庄玉清、徐湘、舒静娟、德容(闺秀出家者)、行刚(闺秀出家者)《两浙輶轩录补遗》91人彭孙莹、葛宜、钱凤纶、徐德音、俞浚、邵鼐、徐义和、顾姒、王元礼、徐尔芳、沈咏南、顾长任、王静淑、柴贞仪、杨守俭、杨守范、牟氏、陈氏、陆若松、庄淑人、丁文鸾、汤朝、倪仁吉、杨克恭、杨芬、叶素娘、沈淑孙、沈佩、王安宁、李氏、宋氏、齐氏、邵斯贞、潘楚碧、吴淑、徐宜人、冯氏、倪氏、卓灿、孙文娴、费孺人、查安人、朱如玉、董琴、陆全、吴氏、许学蕴、顾瑶华、陈德、黄佩、孙又青、朱衣珍、孙蕴雪、裘容贞、陆氏、沈金、柴源、孙淡英、余兰素、袁杼、金氏、袁常、袁??、徐叶昭、俞韬玉、查淑慎、孙廷楷、沈贞、孙廷凤、金氏、徐莹、程芬、周志蕙、颜芳在、颜宛在、茅纫兰、沈兰、沈文媛、查莱、汪汝兰、邵文媛、邵英媛、张氏、徐锦、李如秀、黄峻、金蓉、李芷、王范、金氏、吴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