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八十五岁高龄的艺术评论家柯文辉先生来并，我有幸单独和先生闲聊了两个半天。我喜欢无主题聊天，正好碰上先生也是这种风格的聊天对象，于是我们就“聊到哪儿算哪儿”。当说到出书这个话题时，先生说，当下出书，如果考虑不周，书出了，可能就会积压那儿。现在可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那时候随便出一本书，就能卖几万甚至十几万册。于是我们的话题就转到 “80年代文化热”上来。对于“随便一本书就能有众多读者”这种现象，柯先生的解释是，经历了多年的“没书读”，人们对知识和文化的需求达到一种饥不择食的程度，这也是大多数人的同感。当这股文化热潮逐渐退去，书的命运也发生了变化，每本书（也包括每份杂志和报纸、每篇文章）的写作和出版不再是面向所有人，它有了自己的目标读者；每个准备进入阅读状态的人也不再是“见啥读啥”，而是寻找适合自己阅读胃口或精神和文化需求的读物。

20世纪的大诗人奥登在谈到他与阿伦特《人的境况》一书的“相遇”时说：“有时候，我会遇到这样的一本书，这本书给我的印象是好像它就是专门为我而写的。如果这是一部艺术作品，那么其作者似乎创造了一个我等待了一生的世界；如果这是一部‘思想’作品，那么，它似乎正好回答了我一直在问自己的问题。”

台湾作家张大春说自己在写作时“心里永远只装着一个理想读者”。他说：“一个作者如果连一个理想的读者都没有，他等于自说自话，过于自私；如果是超过两个以上，他的麻烦就大了，越想讨好更多的读者，他的作品就越容易落入俗套。”张大春说的，是一种理想的写作状态；而现实的写作，尽管不是冲着那“一个理想读者”，也应该是冲着一批“理想读者”，这样的写作（包括书刊的出版）才是有生命力的。

作为期刊编辑，我们有时也会讨论，在文化产品随手可得的今天，到底谁在阅读我们的杂志。认真编校过的每一篇文章，究竟有几人会从头到尾看完，而又有几人能与文章产生共鸣。于是，只要碰上读者，就会主动出击，询问阅读情况。得到肯定的回答，心里自然暗喜；得到敷衍的应答，由于有心理准备，当然也能接受。编稿时，遇到那些打动自己的稿件，觉得这么好的文章，还能自己编校，总会窃喜一番；而遇到阅读起来困难重重的稿件，就会替作者着急：辛辛苦苦写下的文章，读者不认账，那辛苦值吗？当然也替杂志担心，如果读者感觉很难遇到自己喜欢的文章，会不会……

“理想读者”尽管有点理想主义色彩，但他或他们是存在的，也是我们尽力以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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