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李兆忠

《二马》是老舍旅居英伦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尽管在语言和艺术构思上较此前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有进步，但从艺术整体的角度看，却是一部失败之作，理由很简单：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由于前述的各种原因，老舍身在伦敦而被隔离在英国社会之外，宛如置身于一个无形的玻璃罩内，对于英国的评判因此只能依赖知性的概念和本能的情感，这个弱点在《二马》的写作中充分暴露出来，正如老舍后来自我剖析的那样：

在材料方面，不用说，是我在国外四五年中慢慢积蓄下来的。可是像故事中那些人与事全是想象的，几乎没有一个人、一件事曾在伦敦见过或发生过。写这本书的动机并不是由于某人某事值得一写，而是在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处，所以一切人差不多都代表着些什么；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们的个性，可是我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因此，《二马》除了在文字上是没有多大的成功的。其中的人与事是对我所要比较的那点负责，而比较根本是种类似报告的东西。自然，报告能够新颖可喜，假若读者不晓得这些事；但它的取巧处只是这一点，它缺乏文艺的伟大与永久性，至好也不过是一种还不讨厌的报章文学而已。

对于英国人，我连半个有人性的也没有写出来。他们的褊狭的爱国主义决定了他们的罪案，他们所表现的都是偏见与讨厌，没有别的。自然，猛地看过去，他们确是有这种讨厌而不自觉的地方，可是稍微再细看一看，他们到底还不这么狭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