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家利益之名:杜鲁门时期美国公共外交体系的构建
2018-10-10刘鸣筝
学习与探索 2018年9期
刘 鸣 筝
(吉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长春130012)
“二战”后,美国获得了迅猛发展。经济上,1939年国民生产总值905亿美元,1945年一跃增加到2119亿美元(以1958年美元计算),增长了134%[1]224;就业人数大大增加,1945年就业人数为5282万,比1939年增加了707万人[2];1948年,美国工业生产总值占资本主义世界的54.6%,外贸出口额占1/3,黄金储备占3/4[3]。军事上,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军事实力也大为膨胀,武装部队总人数从1939年的33万多人猛增到1945年的1212万人[1]1141;军费开支从1939年的15亿美元增加到1945年的815亿美元[1]1116。此外,美国还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和空军,在世界各地分布有数百个军事基地。
一、“冷战”:公共外交发展动力
杜鲁门的总统任期内,世界局势经历了“二战”结束到“冷战”开始的全过程,其间美国政府的对外宣传也经历了战时宣传的辉煌到战后遭到质疑、再到“冷战”开始重拾宣传旗帜的过程。
1.缘起:“冷战”开始
在“二战”结束初期,美国国内对面向全世界的宣传活动是否应该继续进行下去存在很大的分歧。杜鲁门等在很多场合表示对外的信息活动是非常必要的,对美国政策的执行大有裨益,艾森豪威尔等也赞扬了战争期间的对外宣传活动,希望这种活动能够继续下去。但是,由于美国外交孤立主义传统的影响,很多人认为反对法西斯的战争已经胜利了,美国应该把精力重新放在自己国家内部,“宣传和心理战术只是出于战争的需要,在和平时期……政府不应该利用权力试图影响舆论”[4]。不仅对于外宣活动的前途存在争议,在国会和国务院内部,关于宣传机构的存废也进行过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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