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曦

(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江苏苏州215006)

《物权法》将自然资源使用权纳入用益物权体系。在2018年公布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中同样如此，规定在第124条且仅仅列举了“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和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有些自然资源使用权确实具有物权属性，但是私法学者希望通过在民法典中预设使用权种类的方式，确立自然资源使用权的物权属性是否可取呢?例如“在物权编中明确‘矿藏、水流、海域’的法律地位”是否必要?[1]有学者主张未来的立法在列举准物权的类型时，应将狩猎权纳入物权法之中[2]。那么这种通过列举的方式明确准物权种类的方法是否能够周延地将所有的具有物权属性的自然资源使用权囊括进来?没有被规定到物权法之中的自然资源使用权就不能适用物权规则吗?如果可以适用物权法，那么自然资源使用权被规定在《物权法》中又有何意义?应当说目前的立法模式是通过“静态”观念去观察自然资源使用权、从应然角度去理解自然资源使用权的性质的，而没有发现自然资源使用权成为一种“物权”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没有发现自然资源使用权“物权化”是需要外部条件(外部制度的支撑)的，而这些外部制度的储备过程恰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外部条件没有成熟时，自然资源使用权过早地“物权化”会使其成为一个“早产儿”，既没有现实的运行空间也没有足够的法律制度支撑，最后往往让这种规定成为“具文”，成为一种超前的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