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忠泽

(中央财经大学 1.财经研究院 2.北京财经研究基地，北京 100081)

一、引言

在21世纪，中国崛起与人口的快速老龄化问题均备受世人瞩目(陈社英 等,2011)。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中国65岁及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8.87%。如果按照惯例，把65岁及65岁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的人口结构称作老龄化人口，则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①详见:蔡昉，“求解中国‘未富先老’:开发二次人口红利，改革养老保险制度”，《东方早报》，2012-02-01(A38-A39)。。目前，中国老年人口已超过1.67亿，是世界上唯一的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预计到202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增长到2.47亿，2030年达3.63亿，2054年更是达到峰值的4.72 亿，老年人口届时约占全国总人口的34%，中国正处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时期(陈传书,2010)。

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使我们的世界迅速地变老，并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人口老龄化给社会保险和养老体系带来巨大压力，对传统家庭为主的社会养老模式提出了挑战。人口老龄化还影响着经济增长、对外贸易、人口迁移、疾病的传播和流行。人口老龄化会对当地经济、地区经济以及全球经济产生巨大影响(Powell et al.，2009)。Pifer et al.(1986)曾断言“人口老龄化继续发展下去所产生的冲击将不亚于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等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伟大的经济与社会革命”。

在封闭经济中，人口老龄化一般由两个因素所驱动：长寿和出生率的下降。对老龄化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新古典增长模型(Solow,1956)。根据新古典增长模型，如果储蓄率不变，较慢的人口增长率将会引起资本深化，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消费水平。

与新古典增长模型不同，现有文献明确地将人口年龄分布(从而将老龄化问题)引入到经济理论和实证分析模型中，具体主要沿着两条研究路径展开：一条研究路径由Samuelson(1958)所开创，通过构建不包含耐久品的世代交叠模型，进而探讨了代际转移理论的重要性，研究认为代际转移起着财富储藏的作用，能够使得经济达到更令人满意的稳态增长水平;另一条研究路径是由Becker et al.(1988a)、Becker et al.(1976)、Becker et al.(1988b)等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有关生育、人力资本投资、遗赠以及公共部门教育和养老金的理论。

沿着Samuelson(1958)的研究路径，基于Samuelson(1958)世代交叠模型和Modigliani et al.(1954)的生命周期假说，主要侧重于描述人口年龄结构如何影响储蓄、消费等经济行为。虽然生命周期假说的一些关键要素得到了经验研究的支持，但是对老年人储蓄行为并没有达成研究结论共识。早期的生命周期理论暗示老年人存在负储蓄倾向，然而现实中许多老年人退休后仍然在不断增加自己的储蓄，这就是所谓的“老年人储蓄之谜”。后文将对老年人储蓄行为的经验研究成果进行了评论，对试图将这种行为与生命周期假说进行调和的各种解释进行评价。

沿着第二条研究路径，基于Becker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讨论了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和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Prskawetz et al.,2007;Guest,2007;Cipriani et al.,2006;Lee et al.,2010)。在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方面，现有研究往往忽略了人口老龄化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着如下联系:人口老龄化通过影响资本密集度，从而导致部门间商品和服务需求发生变化，最终对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

近年来，研究人口老龄化还存在着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将关注的重点转向人口老龄化的国际影响上，特别是对资本流动和贸易平衡的影响上(Taylor et al.,1994；Fougere et al.,1999;Brooks,2003;Henriksen,2002;Kim et al.,2008;Karras,2009)。

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通过对人口老龄化影响储蓄和消费、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形成、资本流动以及贸易平衡等方面进行的理论和经验文献的评述，以厘清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的逻辑思路，分析现有文献存在的不足，明确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二、老龄化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对生命周期假说的实证检验

最早将年龄因素引入消费数量决定的理论是Modigliani et al.(1954)的生命周期假说(Aigner-Walder et al.,2012)。生命周期理论强调，人们在工作时储蓄以维持老年时的消费。Modigliani et al.(2004)的经验研究表明，经济体中的人口统计特征可以看成是该经济体私人储蓄率的最为关键的决定因素。生命周期假说主要是一种有关消费的理论，该理论与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不同，后者认为消费和储蓄是由当前收入和年龄状况所决定的。生命周期假说考虑了资源的代际间转移以平滑经济人在整个生命期内的消费(Hassan et al.,2011)。

假定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人们的储蓄率和边际消费倾向存在着差别，那么有理由认为人口因素可能会对诸如收入、消费和储蓄等宏观经济变量产生影响。一些研究(Leff,1969;Lewis,1983;Cutler,1990;Elmendorf et al.,2000;Guest,2006;Creedy et al.,2008;Romero,2009;Aigner-Walder et al.,2012)使用时间序列数据试图证明这种影响，但由于人口变化更为缓慢，增加了准确估计这种影响的难度；Dynan et al.(2009)使用家庭层面的数据资料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消费、储蓄和收入的影响。由于美国家庭调查数据资料非常丰富(如消费者支出调查CEX)，因此能够更为精确的分析这种影响。

人口老龄化不仅会对消费和储蓄的数量产生影响，还会对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产生影响。对OECD国家进行的研究表明，随着人口年龄的增加，人们用于住房、能源和健康方面的消费比例将会增加，而用于交通、娱乐和教育方面的消费支出则会减少(Martins et al.,2005；Foot et al.,2007)。Aigner-Walder et al.(2012)利用消费者预算调查数据模拟了2010—2050年人口老龄化对奥地利私人消费的数量和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 2050年奥地利的私人储蓄率将增加1.2%，私人消费结构也将发生改变——交通方面的消费支出将会减少，住房、水电、食品、饮料以及保健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支出将增加。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的个人储蓄率大约占GDP的30%左右。而在1958—1975年间，中国的个人储蓄率却仅占GDP的5.3%(Modigliani et al.,2004)。生命周期假说被Modigliani et al.(2004)看作是对中国“储蓄之谜”的一种解释——私人储蓄率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收入增长与经济中的人口结构特征，而人均收入以及其它传统理论的解释力较弱。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导致“15岁以下人口占劳动人口比例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0.96急剧下降到世纪之交的0.41”，人口结构的转换造成中国储蓄率的快速增长。

目前，国内少有研究老龄化对消费和储蓄影响的实证研究成果，王宇鹏(2011)、徐升艳(2011)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王宇鹏(2011)在跨期最优消费理论基础上，以平均消费倾向作为居民消费行为评价指标，通过建立分析人口老龄化与平均消费倾向关系的理论模型和计量模型，对2001—2008 年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因素会显著影响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老年人口抚养比越高，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越高。徐升艳(2011)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影响储蓄的结论表明，老龄化对储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少儿和老年抚养比变化对储蓄的影响；少儿和老年抚养比对国民储蓄影响为负，少儿抚养比影响显著，老年抚养比的影响不显著，这验证了生命周期假说。

生命周期假说虽然在储蓄理论和人口经济学方面具有重要影响，但是该假说仍然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缺陷。Carroll(1997)注意到，在美联储1983年开展的“消费者金融调查”(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中，只有15%的受访者表示主要储蓄动机是老年消费融资，而高达43%的受访者表示主要储蓄动机是为应对不时之需。这表明收入不确定性是影响储蓄决策的重要因素，收入不确定性在生命周期假说中并没有得到考虑。

考虑到收入风险因素的存在以及个人的储蓄决策，Carroll(1997)认为储蓄的缓冲储备(Buffer-Stock)理论比生命周期假说能更好地解释个人的储蓄行为。储蓄的缓冲储备理论强调，个人存在着一个财富相对于持久收入的目标比率，如果个人的财富——即持久收入比例低于该目标比率，人们将会进行储蓄，以维持该目标比率；相反，如果个人的财富——持久收入比例高于该目标比率，人们将会进行负储蓄(消费)，这也是为维持该目标比率。

除了收入不确定性之外，未来财富的不确定性也会使人们倾向于储蓄。Chou et al.(2003)研究表明，台湾1995年建立的综合性全民健康保险减小了未来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使得民众敢于增加消费支出，从而有效降低了家庭储蓄水平。

生命周期假说的另一个缺陷是个人的理性假设。个人理性假设认为，个人是理性的，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即最大化他们的跨期效用函数)做出消费和储蓄决策。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私人的储蓄决策将是最优的，然而基于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Akerlof(2002)认为，认知心理学能很好地解释个人的决策行为。根据认知心理学理论，个人利用掌握的有关信息，以简化的心理框架为基础，凭直觉做出决策。个人根据拇指规则做出决策，从而忽略了那些对效用影响较小的因素。

生命周期假说认为，老年人通过花光储蓄来为消费融资。这意味着较高的老龄人口赡养率将会造成储蓄率的下降(IMF,2005;Kim et al.,2007)。然而对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Mirer(1979)、Danziger et al.(1983)发现：在同样的收入水平下，老年人比非老年人花费的更少，最老的老年人拥有最低的平均消费倾向。Futagami et al.(2001)将生命周期假说与Romer(1986)的内生增长模型结合起来，得出了以下研究结论：人均寿命延长将使储蓄率上升。其原因可能在于，储蓄率取决于经济增长率与人口预期寿命，人口预期寿命对储蓄率的直接效应是负向的；而通过经济增长率产生的间接效应方面，由于预期寿命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正向关系，经济增长率与总收人消费比存在负向关系，导致人均预期寿命对储蓄率的影响为正向，最终人口预期寿命对储蓄率影响的间接效应超过了直接效应。

通过将储蓄和投资看成是由人口变化决定的两个变量，Li et al.(2012)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提高了储蓄率，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储蓄往往作为老年人风险防范的手段。老年人的高储蓄率会带来较高的投资率，这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驱动力量。

“老年人的储蓄之谜”可以从老年人行为动机的微观角度予以解释。老年人的储蓄行为包含着几种复杂的行为动机：赠与动机、健康和长寿动机(对健康的关心和对长寿的渴望)、应对不确定性的未雨绸缪动机。首先，当赠与动机支配着消费动机时，由于将财产遗赠给后代的边际效用大于老年人自己消费的边际效用，老年人会倾向于继续储蓄；其次，年老时对健康状况的关心和对长寿的渴望(实际寿命超过预期寿命)会通过对消费行为的影响，进而作用于老年人的储蓄行为；最后，在退休时期，老年人的消费主要受到将来对他们财富的意外冲击和对医疗照顾支出融资的冲击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为应对不确定性的未雨绸缪动机，这些也会对老年人的消费和储蓄行为产生影响。Nardi et al.(2009)发现，长寿和老年时期较高的医疗支出风险能够有效地解释老年人的财富为什么减少的那么慢。Chamon et al.(2008)也指出，与不确定性有关的健康支出能够解释“1995—2005年中国老年人的储蓄为什么会出现急剧增长”现象。通过研究老年人行为动机，为探讨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储蓄、消费和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夯实了宏观研究的微观基础。

尽管存在上述各种缺点，生命周期假说仍然是分析家庭部门储蓄行为最有力的工具。

三、人力资本、老龄化与劳动生产率

(一)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

教育形成知识性人力资本，医疗服务形成健康人力资本，并且后者是前者发挥作用的基础。这两种人力资本都具有生产性，因此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生产者增加产出的一种方式。健康投资收益是一个经验问题，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与研究“教育的收益”的文献(Card,1999;Goldin et al.,2008;Heckman et al.,2008)相比，有关健康研究的文献(Bloom et al.,2001;Kelley et al.,2005;Acemoglu et al.,2007)数量更为有限，且研究结论更少形成共识。

Fougere et al.(1999)分析了OECD国家1954—2050年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后认为，人口老龄化会给后代创造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机会，从而刺激了经济增长，缓解了人口老龄化对人均产出的负面影响；人口老龄化会通过以下两个途径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提高:(1)物质资本收入下降会提高未来工资收入的现值，促使人们减少物质资本投资，增加人力资本投资;(2)由于现收现付养老制度所需的养老金全都来源于工资收入税，人口老龄化短期内将造成工资收入税率上升，税后工资收入下降，但长期内税率将恢复至最初水平。工资收入税率的上述变化将使不同代际间投资内容发生改变，年青一代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中年人则增加劳动供给。Cipriani et al.(2006)从预期寿命与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关系角度入手，在寿命内生化的世代交替模型中证明了预期寿命与个人人力资本投资之间存在相互促进关系,并得出如下研究结论：高水平人均人力资本将提高人们的预期寿命，而预期寿命的提高又将促使人们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使人口老龄化的自我实现预言将得以实现。

Zhang et al. (2003)研究发现，成年人死亡率与公共教育投资之间呈现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在死亡率下降初期，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所提高的退休储蓄收益率效应超过了老龄人口为增加晚年消费而减少的人力资本投资效应；但当死亡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后，如果死亡率再下降，上述两个效应的力量对比将发生逆转。然而，Gradstein et al. (2004)的实证研究所得结论却与Zhang et al. (2003)不同，由于无法从教育投资中获利，退休人员往往倾向于将私人教育投资减少到最少，因而人均寿命延长将增加公共教育投资。支持教育投资的力量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的互补性，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提高了物质资本的收益率，劳动者预期会从教育投资中获得更多的退休储蓄利息收入；二是源于寿命延长的人口老龄化对教育投资存在着支持与反对两个方向的作用关系，最终支持力量会超过反对力量，人口老龄化将促使公共教育投资增加。

Van et al.(2001)将体现为健康和教育的人力资本视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健康投资的报酬将递减，教育投资的报酬将递增。此外，健康还是仅次于消费的效用与福利的来源。Van et al.(2001)认为，收入水平提高和人口老龄化将增加人们对健康的偏好，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同时，代际替代弹性下降、贴现率上升将造成现时消费、健康服务需求的增加，再加上健康部门的低效率，这会使经济增长速度完全消失。在贫困的发展中国家，若致力于提高健康部门的生产效率和非健康部门的人力资源的有用性，则能引致经济起飞。

由于人口老龄化很大程度上由出生率水平所决定，一些研究对出生率水平和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关系特别关注。Lee et al.(2010)根据人力资本投资与出生率之间的关系，在附加了工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对生产率影响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简单的世代交叠模型，研究结论认为，较低的出生率将导致较少的工人、更老的人口以及较高的老年人口赡养率，但也可能会对孩子进行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使得较少的工人中每一个都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工人的人均劳动生产率可能更高)，这会抵消老年人口赡养率提高带来的影响；同时Lee et al.(2010)也模拟了人口转变过程中的经济结果，随着出生率下降，最初赡养率提高了，然而较高的赡养率带来了较高的人力资本投资(结果第一次人口红利就这样部分地产生了)，这带来了工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长期内消费水平并没有降低。

徐升艳(2011)通过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影响人力资本形成进行实证研究结论表明，老龄化过程中老年抚养比的提高对人力资本投资具有重要影响，老龄化对中国教育投资的影响随时间而变化。老年抚养比对人均政府教育支出具有促进作用，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深入，老年抚养比对政府的财政支出构成约束时，老年抚养比将对政府的教育支出产生负影响。

(二)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能够潜在地降低就业率下降产生的经济负担，因此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就显得非常重要。一般而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两个主要来源：技术进步和平均资本劳动比率(K/L)的增加。对于前者而言，人口变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在现有研究中并没有达成共识(Birdsall et al.,2001)。大多数经验研究都假设人口变化对技术进步的净影响为零，如Martins et al.(2005)对OECD国家的研究以及Bintu et al.(2005)对澳大利亚的研究。

人口变化通过两种方式影响平均资本劳动比率，并最终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影响。第一种方式是一种机械效应：对于任何均衡的资本劳动比率而言，资本需要时间来适应劳动力的变化，这意味着短期内人口老龄化将会带来资本劳动比率的上升；第二种方式是均衡的平均资本劳动比率的变化，平均资本劳动比率会受到不同资本劳动比率的部门需求变化的影响。

下面的公式有助于理解人口老龄化对消费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其中：C为总消费；Y为GNP；N为人口总数；L为就业人口数量。人口老龄化降低了L/N(劳动人口比例)，对于给定的劳动生产率(Y/L)水平和消费产出比例(C/Y)而言，这将会降低生活水平(C/N)。然而Y/L和C/Y都会受到老龄化的影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老龄化通过降低资本扩张要求而增加了C/Y，老龄化意味着劳动力的缓慢增长，为了维持给定的资本劳动比率，只需要较少的投资便可，在封闭经济中，恒等式为C/Y≡1-I/Y,较低的I/Y意味着较高的C/Y；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会通过资本密集度(K/Y)对劳动生产率(Y/L)产生影响。

Prskawetz et al.(2007)以模糊固定替代弹性生产函数分析了澳大利亚劳动力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Guest(2007)使用CRESH函数研究了澳大利亚劳动力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段劳动力之间的相对替代弹性和绝对替代弹性都取决于不同年龄段劳动力的灵活性与适应性，两个具有高度适应性年龄段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弹性大于适应性较小的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弹性。Guest(2011)进一步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产出的资本密集度(资本/产出比率)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人口老龄化会带来商品和服务需求的部门转变(变化)，如果这种转变发生在资本密集度不同的商品之间，经济平均资本密集度将会发生变化，平均劳动生产率也会相应地发生改变。

对老年劳动生产率的实证研究是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宏观层面研究表明，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但在具体年龄段上存在着分歧。

Kurokawa(2004)对日本1980—1998年受过教育的40岁及40岁以上工人占工人总数的比例与工业技术进步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两者的关系为正向，而20世纪90年代后为负向，原因是20世纪90年代快速的技术进步使生产率的高峰向年青人转移。Tang et al.(2006)实证分析了加拿大1981—2001年劳动力年龄结构对生产率的影响后发现，55岁及55岁以上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要低于年轻劳动力，并且劳动力老龄化对加拿大的生产率增长存在温和的负面影响。Feyrer(2007)从分解索罗余值入手，认为劳动力年龄结构对生产率存在重要影响。其中，40～49岁劳动力与生产率之间存在明显正向关系，50岁及50岁以上劳动力与生产率之间为负向关系。

四、老龄化、资本流动与贸易平衡

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储蓄(S)等于投资(I)。而在一个开放经济中，公式则变为：CA=S-I，其中CA为经常账户余额。因此，如果人口老龄化影响着储蓄，也会影响经常账户平衡以及资本流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研究集中考察了人口年龄结构对经常账户、资本流动以及实际汇率的影响。

(一)老龄化对资本流动的影响

Taylor et al.(1994)的经验研究显示，19世纪后半期，特别是1870—1913年间，从不列颠(旧大陆)到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新大陆)的资本流动，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用旧大陆和新大陆之间的赡养率差别来解释；1900年阿根廷的赡养率比旧大陆的赡养率高7.7%，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则分别要比旧大陆高2.7%、2.0%和1.8%，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等3个新大陆国家在统计上存在着支持赡养人口假说的证据，因而新大陆国家较低的储蓄率迫使这些国家从旧大陆引进资本。

Fougere et al.(1999)基于生命周期假说，使用了一个开放经济中的世代交叠模型(OLG)对部分OECD国家(加拿大、法国、意大利、日本、瑞典和英国)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并没有支持“老龄社会将会面临储蓄短缺，进而导致资本内流”的生命周期假说，事实上人口老龄化国家的经常账户得到了改善而非恶化。人口老龄化国家国内投资需求的降低要大于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国民储蓄的降低。这意味着，即使老龄化导致储蓄水平下降，人口老龄化国家依然存在着超额储蓄，从而能够使资本流动到人口相对年轻的国家。Higgins et al.(1997)对亚洲国家赡养负担和对外资本依赖的研究，给生命周期假说影响资本流动提供了更多支持，即20世纪50年代早期，由于年轻人和老年人的赡养负担都较高，亚洲国家成为外国资本的净流入国，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赡养率的下降，亚洲国家变成了资本的净出口国。Brooks(2003)使用OLG模型模拟了1770—2230年间全球人口的历史变迁，预测这段时期欧洲与北美国家储蓄非常短缺，其资金缺口则依赖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Feroli(2003)对G7国家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发现过去50年主要工业化国家的人口特征差异能够解释这些国家的长期资本运动，特别是美国的长期经常账户赤字，日本的经常账户盈余也能够由它的人口结构特征来解释。

简永军等(2011)基于地区人口老龄化进程和经济发展的不对称性构建“先富后老”、“先富未老”、“未富先老”的模型结构，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建立“四地区”世代交叠模型分析中国人口老龄化对资本流动的影响。通过分析初始均衡和最终均衡之间经济变量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资本会由人口快速老龄化地区流向老龄化速度相对较慢地区，这意味着人口的快速老龄化使得中国成为“资本输出”大国。随着“人口红利”拐点到来，人口老龄化会显著降低中国的储蓄率，并导致资本输出减少。

(二)老龄化对经常账户平衡的影响

Higgins(1998)考察100个国家1950—1989年间人口年龄分布对国民储蓄和经常账户的影响发现，较高(低)的赡养率通常伴随着较低(高)的国民储蓄、较低(高)的经常账户余额以及较高(低)的资本流入。Kim et al.(2007,2008)也得出如下研究结论：亚洲国家的赡养率及储蓄和经常账户项目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Karras(2009)利用开放经济中的世代交叠模型(OLG)考察了人口增长率对储蓄和经常账户平衡的影响，研究表明人口增长率对储蓄率和经常账户余额具有负的影响。这项研究结果为以下观点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较高的人口增长率意味着年轻的赡养人口比重较高，较高的年轻人口赡养率对储蓄和经常账户余额施加了向下压力，从而导致资本流入。

如果年龄结构对储蓄和经常账户项目存在着显著的影响，那么可以合乎逻辑地做出如下推断：两个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平衡一定与两个国家的人口特征有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一直是经常账户赤字，日本则一直是经常账户盈余(Henriksen,2002)。

Henriksen(2002)认为，上述现象可以用美国和日本之间的人口年龄结构差异来解释。Henriksen(2002)使用两国世代交叠模型(OLG)对日美两国的人口特征与双边贸易平衡进行模拟发现，日本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和工人的平均年龄都比美国要高，这意味着日本有更多的人口处于最赚钱的工作阶段，为退休而准备的储蓄较高，这增加了日本的总储蓄和资本供给能力，而美国则正好相反。Henriksen(2002)的研究则支持了生命周期假说的观点：一国较高的劳动人口比例增加了该国的储蓄率。

Feroli(2003)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在高储蓄时期拥有较高劳动人口比例的国家往往会对外输出过量的储蓄，从而产生经常账户盈余。Feroli(2003)认为，人口统计特征在理解日美之间的贸易失衡方面可能扮演着重要作用，这能够解释“过去20多年国际宏观经济学中持续时间最长、最令人困惑的特征”。

Domeij et al.(2006)也注意到，人口特征变化可能是隐藏在“日本持续的贸易盈余以及美国持续的贸易赤字”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Domeij et al.(2006)使用与生命周期假说一致的标准的新古典模型对18个OECD国家的人口特征进行了模拟分析，以此来解释模型所产生的数据是否能解释真实世界中的资本流动。结果表明，模型能够以较低的频度解释资本流动的大部分事实。

(三)老龄化对实际汇率的影响

在开放经济中，一国国内储蓄影响经常账户和资本流动。如果再进一步，可以通过前述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的论述将人口老龄化与实际汇率联系起来。

Salter(1959)曾经指出，实际汇率反映了国际资本流动；国际资本流入增加了支出，支出的一部分用在了非贸易品上，从而导致实际汇率的升值。Edwards(1998)认为，资本流动影响实际汇率的方式依赖于汇率制度的选择。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资本流入会导致国内货币的扩张和较高的通货膨胀，引起实际汇率升值。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资本流入则会导致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同时升值。根据Athukorala et al.(2003)的观点，如果一国依赖于外国资本以保持较高的国内吸收(domestic absorption)水平，那么不管该国汇率制度如何，该国的实际汇率都会升值。

Cantor et al.(1999)开创性地将人口与实际汇率联系起来，在一个世代交叠模型(OLG)框架下考察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以及财政政策对实际汇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口特征变化对实际汇率的影响贯穿于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变化带来的稳态净外债的变化中。

一些经验研究注意到了年龄结构与实际汇率之间的联系。Andersson et al.(2005)最早对单个国家的情况进行了研究，通过集中考察瑞典经济中实际汇率与年龄结构之间的关系发现，当年轻人、年轻的退休者和年老的退休者这3个年龄组对外借款或动用储蓄金时，实际汇率将会升值，而青年人和中年人这2个年龄组处于工作期，储蓄行为将会产生资本外流，从而造成实际汇率贬值。以上述研究为基础，Andersson et al.(2006)将研究范围扩展到多国，通过对25个OECD国家1971—2002年间的年度数据研究，发现青年人和中年人这2个年龄组对实际汇率施加了贬值的压力，这2个年龄组具有的典型特征是：需要养家，生产率高。为退休而储蓄，造成资本外流，从而产生实际汇率的贬值效应。对于年轻人和年轻的退休者而言，则没有发现对实际汇率存在显著影响。然而年老的退休者的系数显著为正，则暗示该年龄组通过负储蓄行为对实际汇率产生正的影响。

Aloy et al.(2009)通过一个世代交叠模型(OLG)考察日本人口因素对实际汇率的影响发现，一国金融财富的变化决定于该国的净金融地位。如果该国是债权国，人口增长的下降将会增加金融财富，如果该国是债务国，人口增长的下降将会减少金融财富。人口增长下降带来的金融财富的增加(减少)会导致消费的增加(减少)，最终引起实际汇率的升值(贬值)。Aloy et al.(2009)使用1966—2001年间日元与美元的双边实际汇率证实了该理论预测。

Rose et al.(2009)从不同角度分析人口结构和实际汇率之间的联系发现，生育率的下降是与较低的育儿成本相联系的，而这增加了储蓄。低生育率带来的人口规模下降会带来投资水平的降低。因此较高的储蓄和较低的投资改善了经常账户，造成实际汇率的贬值。通过使用1975—2005年间8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发现了支持该理论假说的经验证据。

五、结论和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人口老龄化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人口问题或养老问题，通过消费、储蓄、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形成、资本流动和贸易平衡等途径，人口老龄化将对一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本文发现：

(一)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影响研究主要沿着两条研究路径展开

在封闭经济中，人口老龄化一般由两个因素驱动：长寿和出生率的下降带来的较慢的人口增长率。对老龄化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新古典增长模型(Solow,1956)。

与新古典增长模型不同，现有文献主要沿着两条逻辑思路进行，明确地将人口老龄化问题引入到经济理论和实证分析模型中。一条研究路径来自于Samuelson(1958)的开创性论文，该文在一个世代交叠模型中探讨了代际转移的重要性，认为代际转移发挥着财富储藏作用，使得经济能够达到更令人满意的稳态增长水平；另一条平行研究路径则是由Becker et al.(1988)、Becker et al.(1988)等人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有关生育、人力资本投资、遗赠以及公共部门教育和养老金的理论。

(二)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影响关键问题上并未达成共识

在人口老龄化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中，研究结论与研究所使用的理论模型、变量的选择、变量间关系的假设、参数值的大小等密切相关，所有这些都可能导致不同的结论出现。国外学者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影响开展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由于实证研究所使用的模型存在差异，因而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并未达成共识：

(1)虽然生命周期假说的一些关键要素得到了经验研究的支持，但是对老年人储蓄行为的研究并没有达成共识，“老年人储蓄之谜”成为有待解释的现象。

(2)一般而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两个主要来源：技术进步和平均资本劳动比率(K/L)的增加。对于前者而言，人口变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在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上都没有达成共识(Birdsall et al.,2001)。

(3)教育形成知识性人力资本，医疗服务形成健康人力资本，并且后者是前者发挥作用的基础。健康投资的收益是一个经验问题，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与“教育的收益”有关的文献相比，有关健康的文献数量更为有限，且更少达成共识。

(4)沿着人口老龄化与资本流动之间存在联系的逻辑思路，人们能够合理地做出如下假设：老龄化通过对资本流动的影响能够作用到实际汇率。这个领域目前还只是处于开始探索的阶段。一些研究进行了初步探索，但是这些研究要么缺乏一个正式的理论模型(如Andersson et al.,2005，2006)，要么本质上不是一个实际汇率模型(如Cantor et al.,1999)，要么存在的是只适用于特殊案例而不具有普遍性的缺陷(如Aloy et al.,2009)。

(三)人口老龄化的理论模型运用于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尚存疑问

近年来，研究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与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存在显著差异，集中体现在研究侧重点与方法上。研究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主要是对人口老龄化与贫困问题、养老制度问题的研究，研究方法以描述和案例分析居多(袁蓓 等,2009)。

对上述有关人口老龄化与消费、储蓄、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形成、资本流动和贸易平衡之间关系的文献的评述表明，研究可以沿着以下方向做进一步扩展：

(1)许多经验研究是非常支持生命周期假说和世代交叠模型在理论上所预测的结果的，特别是“处于劳动年龄阶段的人口比例对国民储蓄具有正的影响，而年轻的赡养人口比例则对国民储蓄具有负的影响”。有关处于退休阶段老年人口的影响并不清晰，尽管通过对异常结果的解释提出了大量的子假说(附属假说)。对“老年人储蓄之谜”的解释可以借鉴更多的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的理论知识，从老年人的行为动机(赠与动机、健康和长寿动机、应对不确定性的未雨绸缪动机)角度出发展开研究。我们认为，对老年人行为动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探讨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储蓄、消费和经济增长的新视角，夯实了宏观研究的微观基础。

(2)作为始发因素，人口老龄化对经济产生影响需要经过诸多环节，以下两个相互关联的中间环节是分歧产生的关键，预计会成为未来研究的焦点：一是物质资本收益率。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物质资本收益率对经济增长同时存在着促进与阻碍两种作用(袁蓓 等,2009);二是人力资本投资。现有文献一致认同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认为人口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稀缺必须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加以弥补。人口因素诱导的人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很容易压倒和颠覆由赡养率带来的人口老龄化负效应，情况是否如此部分则取决于公共政策(Lee et al.,2010)。关键在于能否保证足够多的私人与公共人力资本投资额、人力资本投资效果和指向涉及这几个方面。

(3)当生命周期假说与世代交叠模型扩展到开放经济中时，它们暗示着人口老龄化将会对资本流动、贸易平衡产生影响。有关人口老龄化与资本流动之间的实证研究结果并没有最终定论。近年来，世界上许多国家经历着重大的人口变化。因此，对文献的一个重大贡献来自于：将经验研究扩展到发生重大人口变化以及拥有发达资本市场的其它国家。如果人口老龄化的确影响到了国内资本市场，那么通过跨国之间资产价格的相互运动，老龄化与资本市场国际联系的进一步传导渠道将会产生。

(4)目前，无论是在理论研究上，还是在经验研究上，人口老龄化与实际汇率之间的关系都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实际汇率在保持一个经济体的国际竞争力方面扮演着重要作用。因此，当务之急是，通过开发一个将人口年龄结构作为解释变量的模型，以更正式地考察年龄结构与实际汇率之间的关系(Hassan et al.,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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