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文化逆袭:对谈《无名指》
2018-09-29李陀毛尖
南方文坛 2018年5期
李陀 毛尖
毛尖(著名评论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陀爷好!最早在《今天》上读到《无名指》片段到今天读完修订版,一直觉得自己无法对这个作品下判断。后来断断续续看了您的相关访谈,看了黄平等人的评论,帮助我理解这个作品,但也加深了我的困惑。我坦率地回顾一下我自己的阅读感受。初次阅读,有点焦躁,大量的直接引语,有些甚至是电视剧似的回回合合,使我多次心生狐疑:“陀爷要干嘛!”就我自己而言,我的自我检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无名指》中这样细致的人物描写和人物对话,感到了不耐烦?这笔账,该算在现代主义的头上吗?然后,读到78页,主人公杨博奇喝得半醉,“一个人来到卢沟桥头”,我突然进入了这个小说,小说之前积累的大量北京空间在“卢沟桥、永定河”这里获得一次量变,或者说,经过80页左右的文本培训,我似乎重新获得了阅读这部小说的能力,您试图培训我们读者的,是一种重新阅读现实主义小说的耐心吗?此外,您花这么多时间来写这部《无名指》,旗帜鲜明倡议“反着来”,用长篇来做反向实验,恢复写人物传统,恢复对话传统,恢复写实传统,恢复日常生活传统,您核心的打击目标是什么?本质上,这个事情太冒险。用现实主义语法来更新现代主义,回到文学史上看,几乎是用“低级文化”来反攻“高级文化”,这场文化的逆袭,您的文化图景是什么?再说了,从小说发展看,至今都是一个做减法的过程,比如从直接引语到自由间接引语,《无名指》却是一个做加法的过程,加上引号,加上人物描写,加上人物身世,加上社会背景,这样一种加细加强加全的写法,艺术上看,甚至可以说是“反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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