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艺术界曾提出中国画的出路问题，李小山的《当代中国画之我见》集中体现了对于传统艺术如何发展的困惑，其实这种困惑与亟待找寻出路的决心在20世纪初就曾出现过。当时，西方文明，尤其是西方現代主义美术的观念随着“枪炮”进入中国后曾引起了一部分文化精英与艺术家的关注，他们期望将西方美术中的现代性与中国传统艺术相融合，找到切实有效的表达方式，开创中国绘画新的发展之路，他们自觉地进行着艺术实践和理论探索，在中国美术的现代性变革中提出策略性的应对。在潘公凯主撰的《中国现代美术之路》一书中提出，知识精英以自觉选择为标识对20世纪美术提出了策略性的“四大主义”，即“西方主义”“融合主义”“传统主义”和“大众主义”。

在开始论述前，我们有必要先对这“四大主义”在20世纪初的背景做一个简要的概述。“传统主义”肇始于鸦片战争时，当时只是一种自律性的演进状态，直到五四运动后才出现了传统派得以生存的理论支撑，即“中西文化两源头论”。“融合主义”早先也只是西学东渐式的渗透，后来才有“中西合璧”的理论。“西方主义”最早是实业救国，随后发展成“全盘西化”的理论。“大众主义”最早表现为上海的市民文化，后来形成了“走出象牙塔，面向普罗大众”的精英拯救。新中国成立以后，这“四大主义”又继续不断地发展变化，形成不同的策略来帮助艺术家和理论家改造美术、革新美术，直到20世纪末期逐渐消解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