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生经历或成长际遇来说，鲁迅先生也是一个相当繁复的存在，在作为文学家的大纛背后其实相当长一段时间内（1912—1926）隐藏着中华民国佥事的公务身份（其间亦有在北京高校的兼课讲师角色），在成为专职教授（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短暂一年以后，他却选择了自由撰稿人的身份角色，当然期间也牵涉到由官场到文坛的收入变化，“鲁迅在北京的经济收入在1915年前后比较稳定，生活安定，1921年前后政府拖欠薪水显著，经常举债，为生计奔波。鲁迅经济收入在1924年是个转折点，出现业余收入高于工资收入，统计发现，讲课费、稿酬、版税占全年收入的59%。从经济上讲，鲁迅开始了由公务员向自由职业者身份的转变。”①

对于鲁迅担任教育部官员14年的历史，吴海勇曾用《时为公务员的鲁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一本书的篇幅进行了专门描述，相当清晰地梳理了鲁迅不同时间段的公务生涯、优胜劣汰记略、上司与同事、公余时间、气质契合与否，资料翔实，亦有一些论断切中肯綮，他曾经如此界定公务员，“公务员，顾名思义，也就是服务于政府机关的公职人员。试用于民国时期的中国公务员制度，是西方现代政治体制的‘舶来品，而西方的公务员制度又转受中国科举取仕传统的启发，缘此公务员原本是中国士人的势力范围，具有天然的亲和力。鲁迅如何就不能做这个‘官？任职教育部十数年而最终离去，鲁迅实在是民国早期公务员制度的一个生动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