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雄浪 刘芝芝

[摘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关系到我国整体的发展，更关系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长期繁荣与稳定。在新的历史条件、新的历史要求下，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困境。由于产业产品同质化、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缺乏有效的区域协调，民族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带来了“资源诅咒”效应。然而作为经济发展的落后地区，民族地区在技术性、制度性、产业结构、市场敏感度、政策等方面又具有后发优势。因此，民族地区应抓住“一带一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新契机，充分挖掘自己所具有的独特的后发优势，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严格控制新增产能；真正转变政府职能，积极为地方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服务；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培育民族地区的新增长点；始终坚持走绿色经济的发展道路，通过智力扶贫或科教扶贫的理念引领民族地区绿色经济的发展；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对外开放交流合作水平进一步提升。

[关键词]民族地区；资源诅咒；后发优势；跨越式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7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8）04-0021-06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关系到我国整体的发展水平，更关系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长期繁荣与稳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我国民族地区的发展迎来了新的重大机遇。建国以来，为了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与进步，中央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帮助民族地区发展，比较显著的有“一五”时期、“三线”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初期和西部大开发时期等，一系列的财政资金倾斜支持、项目援建等使得民族地区获得了快速发展，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绩效。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新的历史要求下，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仍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困境，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短板，是阻碍区域实现协调发展的障碍。长期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等问题已成为阻碍民族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的桎梏，而且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也十分严重，经济持续增长缺乏强有力的动力。鉴此，在新时代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民族地区如何打破自身发展桎梏，借鉴历史经验与教训，抓住新的重大历史机遇，实现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成了当前民族地区乃至全国人民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资源诅咒”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困境

纵观近代世界各国对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大致存在两种理论观点。一种观点是“资源祝福”或叫“资源福音”，另一种观点是“资源诅咒”。所谓的“资源祝福”是指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得益于丰裕的自然资源，从而，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是一种祝福，可以刺激经济的高速发展。较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或地区而言，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或地区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发展。“资源诅咒”则是指拥有丰裕自然资源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反而较慢，也就是说经济发展速度与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呈现一种反向的关系，自然资源越丰裕对经济的阻碍作用越强，从而丰裕的自然资源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诅咒。很多盛产石油、钻石以及其他矿产资源的非洲国家人均收入增长缓慢，生活质量低下，例如，安哥拉、尼日利亚、苏丹、刚果等国，而东亚的一些资源相对贫瘠的经济体却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例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Auty（1993）在研究产矿国经济发展问题时提出了“资源诅咒”这一假说，即丰裕的资源制约经济的发展，资源相对丰裕的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显著低于资源匮乏的国家。[1]Sachs and Warner（1995）对97个国家在1971-1989年间的情况做了考察，发现资源丰裕的国家更容易陷入经济增长的困境。[2]Sachs and Warner（2001）对“资源诅咒”这一命题进一步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到了同样的结论。[3]因此，事实表明，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往往贫穷，而不是富裕。

我国民族地区蕴藏着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无论是地下的矿藏资源，还是地上的淡水、耕地、草原、森林等资源，都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与重要的物质基础，从总体发展历程来看，民族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促进了经济增长，特别是在西部大开发这一战略实施的初期，国家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使得民族地区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较大发展，丰裕的自然资源支持了民族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这是一种资源“祝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支持作用逐渐减弱，两者间甚至呈现出反向的联系，并且这一现象也得到证实。张千友、王兴华（2011）基于2000-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为多数西部民族地区自然资源生产对本地区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认为西部民族地区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 “资源诅咒” 效应在一定范围内是普遍存在的。[4]鲁金萍等（2009）选取贵州欠发达资源富集区作为实例，证实了该类地区产生了一些不利于济发展的现象，例如工业产业结构日渐单一、采掘业的迅速发展削弱了制造业的发展、财政总支出中科学事业、科技项以及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逐年递减等等，这都是“ 荷兰病”效应的典型体现，最终具有陷入“资源诅咒”困境的可能性。[5]邵帅、齐中英（2008）通过1991-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能源开发确实带来了“资源诅咒”效应。[6]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自然资源的開发带来了“资源诅咒”效应，导致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逐渐陷入了“资源诅咒”的漩涡当中。这其中主要的原因是：

（一）产业、产品同质化，缺乏竞争优势

纵观各民族地区各时期引进的产业项目，我们发现这些项目具有同质性，这使得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全国其他地方的产业结构有着趋同的趋势，这对民族地区有限的生产资料产生了很大的压力，使得民族地区资源的比较优势不能得到有效发挥，此外，民族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以及偏远的地理位置，也使得民族地区产品销售的运输成本增加，产品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从而导致产品滞销。再加上地方政府的政绩需求和对市场的盲目跟风，导致重复建设和产能严重过剩，无效供给的产品增多，企业经营困难。工厂面临亏损时，或关停或勉强维持，使得经济效益下滑，工人失业增加，企业技术骨干人才流失严重，这些都非常不利于民族地区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

（二）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过度浪费

众所周知，长时间以来，民族地区的工业发展主要依靠當地特有的矿产资源，民族地区的工业属于资源型产业，随着人们对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的青睐以及近年来民族地区资源总量的骤减，民族地区第二产业开始式微，而一、三产业也一直处于低迷、层次低的状态，这种产业结构的低级化最终导致民族地区经济较其他地区而言，发展速度缓慢，且缺乏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同时，中国在很长时间走的是一条高污染、高耗能、低附加值的经济发展之路，只注重经济效益，片面追求GDP的增长，自然资源利用效率非常低。资源掠夺式开采，产业结构单一且多处于产业链末端，低附加值的原始产品和初级加工产品对经济增长贡献了很大份额。受到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态势的影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向、态势与国家经济发展态势基本吻合。民族地区是我国的资源宝库，是能源和原材料的产地，由于技术设备和观念的限制，使得民族地区的资源被过度消耗，再加上自然资源固有的再生周期长的特点，民族地区的资源总量骤减，日渐枯竭。短期内，这种“自杀式”的发展方式使得经济增速迅猛上升，但从长远来看，民族地区终将陷入“资源诅咒”的困境当中。

（三） 对“外”开放力度不够，缺乏区域协调发展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见开放之重要。经济发展，不是苦思冥想，也不是闭门造车，应该与外界交流，吸收外界的优质信息，借助外界的丰富的资源和经验，结合自己的优势，探究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然而，民族地区各地区与外界交流少，相互之间联系不够，与其他较发达的地区的联系更少，要素之间流动壁垒也较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创新的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民族地区缺乏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偏弱，导致经济发展质量也难以提高。

二、后发优势及其在民族地区的体现

美国经济史学家Gerschenkron（1962）在总结德国、意大利等国经济成功追赶的经验上，首次提出了后发优势概论，认为相对的经济落后并非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种劣势，它也具有积极的作用，从而可以变成一种优势[7]。Levy（1966）从现代化的角度将后发优势理论具体化，他认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后发国家具有更宽阔的视野，可以吸收和借鉴先发国已经获得的先进的技术、设备，避免走更多的弯路，同时后发国还可以向先发国家寻求资金和技术上的帮助[8]。Gerschenkron（1968）对后发优势理论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认为对于后发国家而言，落后的经济发展和各方面的压力激发了快速工业化的需求，而引进技术又是后发国家能够快速工业化的必然之路，学习和借鉴先发国家成功的经验，不仅可以从先发国家失败中吸取教训，而且可以从先发国家的成功中总结经验，巧妙的选择替代产品，走一条殊途同归的工业化道路[9]。而后Abramovitz（1986）又提出了“追赶假说”[10]，Brezis et al.（1993）在总结发展中国家成功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后发优势的技术发展的“蛙跳”（Leap-frogging）增长模型[11]。通过以上学者对后发优势的研究我们发现，落后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潜在的优势，是落后国家或地区能够超常规的发展和赶超先进国家或地区的一种潜在可能性，落后国家或地区如果能够较好的利用这种落后得益，就能避免陷入发达国家或地区曾陷入的困境，在经济上实现跨越式发展。由此，后发优势是一种源于落后的、与落后共生的优势，也常被称为“落后的有利性”“落后得益”“落后的优势”“赶超效应”等。

牛顿曾说过：“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上”。我国民族地区目前虽然在“贫困落后榜” 榜上有名，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地区没有跨越式发展的可能，相反，我们可以利用与落后共生的后发优势，站在其他经济发达的地区这些“巨人”的肩膀上，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民族地区的这种后发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技术性优势

技术研发流程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概念的提出、研发策划、开发研究、测试运行、投入使用。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且需要大量的资金、人力投入，而研发流程成功后的改进也是个持续的过程，需要不断的持续改进研发流程。对于落后的民族地区而言，要想在短时间内完成技术的自主创新和研发，显然是不太可能的。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初期，与英国、法国等国相比，德国并不是工业强国，但是德国却能很好的利用自己的后发优势，从英、法等国引进先进的技术，把英、法等国的先进技术转移到本国，再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培育出大批的高科技人才，德国的这一举措使得自己的工业水平迅速达到工业强国的水准， 从而在工业革命结束后德国成为了工业化超过英国的世界大国。我国民族地区作为经济发展的后起地区，研发资金的不足、研发技术人员的缺乏始终是制约民族地区自主研发顺利完成的障碍，因此民族地区没有必要一开始就进行自主研发创新，民族地区可以先引进其他发达地区或国家的先进的设备、先进的技术和高科技产品，再完成对民族地区科研人员的科技思想的灌输和培训，以此来节约研发成本和时间，使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在短时间内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与其他地区站在一个更加趋同的竞争平台上。

（二）制度性优势

Douglas（1991）指出，制度提供了一种经济的刺激结构，随着该结构的演进，它规定了经济朝着增长、停滞或衰退变化的方向[12]。可见制度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有多重要，制度的一点失误都将导致经济发展朝着无法想象的后果发展。而现实中，一个制度在制定时并不能够准确预测其未来的发展方向，究竟正效应大于负效应还是负效应更大些，在结果出来之前我们都不得而知。对于经济发展落后的民族地区而言，制度的一点失误，将导致民族地区的发展陷入“低水平的均衡陷阱”而不可自拔。因此，落后反而成了民族地区的优势，民族地区可以模仿、学习其他地区的制度，再结合民族地区自身的特点，制定符合本地区情实际情况的制度，这样民族地区能从其他制度中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新制度的有效性，降低新制度在民族地区实施的的负面效应。

（三）产业结构优势

有着“汽车城”美誉的底特律19世纪末期，凭借交通优势和工业基础开始发展汽车產业，随后一跃成为世界汽车工业之都。上世纪80年代汽车产业开始衰退，政府采取以汽车龙头企业带头整合汽车产业，投资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刺激经济增长的战略，这种固化单一产业的措施使底特律错失了转型的机遇，从此逐渐沉沦，并于2013年12月宣告破产，从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城市。我国的山西省，也曾因为丰富的矿产资源，一度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富裕的省份之一，但近些年由于矿产资源逐渐匮乏，产业结构单一的山西省经济也渐渐衰落；而我国的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自然资源与民族地区相比较而言属于资源匮乏区域，但这部分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却异常的快，这都得益于合理的产业结构规划，以及对高附加值产品的追求。走成功者走过的路不一定能够超越他，但是至少可以让我们少走弯路。落后的民族地区亦是如此，民族地区要借鉴其他地区产业成功转型的经验，与本地区情况相结合，合理规划自己的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的成功转型与升级。

（四）市场敏感度优势

一个经济体最终要发展，必然离不开市场。于厂家而言，如何能够精准的定位自己的供给以符合市场需求是厂商需要考虑的第一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对落后的民族地区而言，要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选择发展有别于其他地区的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选择发展潜力大且目前尚处于发展初期的产业，生产市场需求大、经济价值高的产品，扩大符合市场需求的优质供给，减少不必要的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

（五）政策倾斜优势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经济发展落后的民族地区始终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障碍区，也是减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的重灾区。因此，国家要想同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会给予民族地区大量的政策倾斜，加大资金补贴力度，加大人才引进与援助力度，协助民族地区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以此来帮助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

三、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促进民族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思路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地区幅员辽阔，经济发展状况好坏将直接影响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就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现状而言，民族地区是否能快速发展成了全国整体发展的关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既是习近平总书记给扶贫开发提出的要求，也是全国各民族的殷切期望，同时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要条件。我国民族地区虽然受地理位置偏僻、技术落后、资金短缺等因素的影响，甚至可能因为一系列的原因陷入“资源诅咒”的困境，但仍然是一块正待开发的宝地。当前我国正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全国各地得到贯彻落实，政府转变服务职能，还权于市场的改革也在紧密推进。形成合力促进世界共同繁荣发展的“一带一路”建设正在全方位推进，而我国民族地区处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前沿地带，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主要任务和战略取向，这些都昭示着我国民族地区发展迎来了新的重大历史发展机遇。在有利的国内外环境下，我国民族地区要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避免陷入“资源诅咒”的困境，扬长避短，吸收和借鉴先发国家或地区的经验和教训，紧紧把握住民族地区所具有的独特的后发优势，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作为：

首先，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严格控制新增产能，真正转变政府职能，积极为地方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服务。要为企业技术革新提供便利的金融支持，促进政产学研的有效结合，在把握宏观调控的前提下，还权于市场，让市场自主调节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配置，改变以往对经济发展过多干涉的做法。林毅夫（2003）认为，给定生产要素，如果将这些生产要素从附加值比较低的产业，重新配置到附加值比较高的产业，尽管要素总量并没有增加，经济总体水平也会提高[13]。因此要完善产业政策和行业规划，坚决淘汰掉一些低效落后产能，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对趋同产业增加进入壁垒，严格控制民族地区同类产业总量供给，在严格控制总量供给的前提下，对于企业的优质增量供给给予一定的资金奖励，同时主动为民族地区提供技术支持，给自主变革，想要创新的企业提供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鼓励企业自主研发，自主创新，发展高端供应链，提高优质产量供给。市场规则始终是优胜劣汰，只要市场中有创新、变革的企业，产品质量便会逐渐提高，随着人们对优质产品的偏好越来越深，其他企业想要在长期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就不得不跟着进行变革。

其次，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培育民族地区的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纵观国内外经济发展成功的国家或地区，我们很容易发现，他们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抓住历史变革的机遇，在原来的经济基础上探究新的供能点，发展新的产业，各产业协同发展，避免经济发展陷入“锈带”的困境。“锈带”是指一些老工业区由于时代变迁下的工业衰退、工人失业，致使大量机器设备闲置生锈，于是被人们形象的称为“工业锈带”。英国的伯明翰、法国的洛林、德国的鲁尔与美国的匹兹堡是人们讨论“锈带复兴”成功的典范，同时复兴失败的底特律则成为反面教材，被称为“底特律沉沦”。“资源诅咒”必然带来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锈带”困境，产业转型成功，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将实现复兴，转型失败，则很有可能在沉沦的泥潭越陷越深。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落实到民族地区，我们应该基于地方的资源特色和产业基础，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优化第二产业，升级第一产业，使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在一二三产业中都应该加大资金、技术支持，谨防产业单一化发展，避免成为第二个“底特律”。借助当前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革新和中央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积极发展电子、生物医药、金融、民族地区特色旅游等高科技产业和新型服务业，要充分利用好民族地区丰富多样的传统文化、民俗风情等这些特殊资源优势，以此发展特色行业，使之成为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民族地区应抢抓机遇，充分利用本地的优势资源和特殊政策优势，降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交易成本和要素成本，构建民族地区优势产业集群，促进要素集聚投入、产业集中布局、资源集约利用，从而以产业联系为纽带，逐步转变以往产业单一的状况，开创出多元化产业发展布局，找到新的增长动力，提升经济活力，实现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再次，民族地区要始终坚持走绿色经济的发展道路，通过智力扶贫或科教扶贫的理念引领民族地区绿色经济的发展。民族地区因其生态的多样性和脆弱性，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在新的时代，进行资源开发时，必须树立生态红线意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奖惩并用。当前有助于民族地区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新技术的突破处于孕育期，在营造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的基础上，可以通过财税优惠政策激励企业持续的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技术升级，研发出绿色、节能、高效的产品，提升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切实增强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民族地区大多数企业研发创新能力明显不足，其中人才不足是关键因素，这严重制约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使得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从而资源利用水平较低，导致企业经济效益不高，同时也引发严重的环境污染，优美生态环境是人民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的重要期待，因此，生态环境的变差会进一步导致民族地区人才的流失。民族地区人才的增加有利于民族地区绿色经济的发展，因此，扶贫不如扶智，民族地区要树立起智力扶贫或科教扶贫的理念，扩大义务教育范围，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要将科技创新与绿色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加大财政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力度，发挥资金导向作用，令科技资源集中化。

最后，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对外开放交流合作水平进一步提升。“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在“一带一路”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背景下，民族地区有了更为便利的对外开放条件，一方面，民族地区要加快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以保障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同时，这也是提升我国产业链地位的有利时机，以前我们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占据很大比重，由于经济发展差距，我们一直处在产业链的低端位置，而“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将使我们将与沿线国家有更为密切的经济贸易互动，这为民族地区提升产业链位次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一带一路”建设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实现战略对接、优势互补，民族地区要与沿线国家深入开展产业合作，推动各国产业发展规划相互兼容、相互促进，抓好大项目建设。同时，要加强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合作与交流，共同构造高端的产业链促进区域间的合作与共赢，为民族地区去产能，调结构，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良好的机会与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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