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计亮

“Series Exhibi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Needlework”has already raised the curtain at Folk Art Museum of China Academy of Art, which is hosted by Folk Art Museum of China Academy of Art. This event focuses on ancient literatures and pictures. Moreover, this event showcases the collectibles kept in Folk Art Museum of China Academy of Art and nearly 500 embroidery works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49) collected by Mr. Xu Ming and Mrs. Liao Chunmei.

少数民族衣裳、背扇

2018年7月20日，“民艺中国——女红系列展”在中国美术学院民艺博物馆开幕，该展览由中国美术学院民艺博物馆主办，总策划为杭间，策展人为吴光荣，吴炜晨担任展陈设计。集古文献、图片资料，展出了中国美术学院民艺博物馆馆藏以及许明先生、廖春妹女士收藏的近500余件清末民初的刺绣作品，有荷包、围涎、童帽、肚兜、喜庆织秀、少数民族衣裳、背扇等诸类。百年中国，生活智慧之源流，倘若“民艺中国——器物系列展”是乡绅文化变迁的呈现，“民艺中国——女红系列展”便是刺绣艺术魅力的展示，其链接了从传统工艺的历史到“新民艺”的当代线索。

荷包

民艺中国——女红系列展在中国美术学院民艺博物馆展出

剑河苗族服饰（上衣）近代 布，132×75cm

贴布绣凤穿牡丹鱼戏莲棉布肚兜民国 山西，51×52cm

蝴蝶花卉丝棉方荷包清 棉、丝，11.2×11.3cm

惠水摆金苗族背扇近代 刺绣，330×94cm

数千年来，中国农业社会“男耕女织”的生活方式，造就了“女红”艺术。“女红”也称“女工”、“女功”、“女事”，多指女子的针线活。唐颜师古注曰：“红亦工也”。《考工记》，开篇即有：“国有六职，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六职”指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妇功。最后一职，妇功即女红。张道一先生说：“中国‘女红’是母亲的艺术。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又在特殊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其天时、地利、材美、手巧，与深厚的社会文化、日常生活密不可分，更反映了中国传统工艺文化的内容，彰显了独特的内涵与精神。可见，“女红”艺术之魅力。

刺绣是中国“女红”艺术中最突出的，不但历史悠久，其功力深厚，还渗透了中国女性的生活智慧与美好愿望。祈福、纳吉、伦理教化，其十指间，技艺高超“凡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展览共分为五个部分：一、活色生香——荷包。二、颈上添花——民国围涎、童帽。三、绣中寻梦——肚兜。四、锦堂焕彩——喜庆织绣。五、春晖苗绣——少数民族衣裳、背扇。展示了一百年来“女红”生活智慧的结晶，体现了“女红”工艺之精美，纹饰图案之丰富。值得关注的是，“女红”文化对于当代“新民艺”的影响，尤为重要。

一 “女红”的意匠之美

“女红”既是技术，也是艺术，更是中国传统工艺美学的重要力量。女子自幼学习描花刺绣，江南一带尤为重视。针法的艺术表现，凝结着劳动智慧，寄托了情思，美化了生活。可谓“覃精运巧，寝寐经营”，其工艺精致、柔和、素雅、秀美，是“东方美学”的集成。

荷包是礼仪饰品，有方形与扁圆形两种样式。从剪裁纸样、裱糊素缎、烫平折边、缀缝布面，工艺精巧。平针绣、打籽绣、垫绣、套针绣、网绣、画绣、戳纱绣、盘金绣、锁绣、贴补绣等，针法细密。围涎、童帽是日常穿戴之物，实用与审美相合，围涎外形如花，多瓣不等；童帽多见“虎头”形象，体现了“母亲”的博爱之心与手工艺术的生活智慧。肚兜是中国传统内在衣饰，男女老少皆有。针法丰富，常有平针绣、掺针绣、打籽绣、布贴绣。穿着方式上的吊、系、扣、裹、挂、缠，各有所用。肚兜形制有方形、圆形、菱形、葫芦形、长方形等。喜庆织绣的“装饰性”与社会礼制的规范有关，其礼制社会秩序中的喜庆装饰桌围、椅套、中堂、喜帐组成了传统礼俗生活的特质。少数民族衣裳以苗族服饰为主，九曲江河纹、城池纹、田地沟壑纹等，讲述着生动故事，记录着民族文化的历史。寨乡日月，背扇亦如此，足以证明“女红”的意匠之美。

二 “时尚”的吉祥文化

圆形布贴刺绣围涎近代 浙南地区，27.4×26.3cm

张道一先生的《吉祥文化论》是一部记述中国传统文化“语、俗、礼、艺”（即：语言、习俗、礼仪、艺术）的著作。其中，涉猎的纹饰是图案与设计的最初形态，也是“女红”文化的重要载体。在诸多图案中，均含吉祥之意，给人祝福。日常生活的“女红”足以称之为“时尚”的艺术。

荷包上的图案，寓意丰富，触动“女红”的创作情感，使生活中熟悉的形象和情节，更为真切。围涎、童帽上的图案多见吉祥纹样，花卉、动物之形，期以年年有余、多子多福、荣华富贵之文化意义。肚兜上的图案极为讲究，构图巧妙，寓意深刻。有人物、动物、花卉纹、鱼戏莲、蝶恋花，还有麒麟送子、指日高升、官上加官、长命富贵等。喜庆织绣上的图案传达礼学文化，即传统婚仪如何促成有礼有节、秩序和谐的社会文化。少数民族衣裳、背扇上的图案，更为精彩。蝴蝶、枫叶、鸟是苗族的图腾，是服饰中使用的最常见的纹样。在苗人的观念中，穿着代表祖先纹样的服饰可以与其沟通，得其庇佑。或写实，或抽象；或对称，或交叠；或与鱼鸟龙蛇组合，或与花草一体，或衍化为人形等。背扇是母爱的体现，纹饰寄托了健康成长的美好愿望。

总而言之，“女红”不奢华，但精彩。一针一线的经营与创造是自然、生动的“母亲的艺术”。同时，“女红”具有东方美学的特殊意义，意象化、情感化的艺术规律，表现了“女红”情怀的生活艺术与生命意义。

福禄寿喜天官赐福贴布绣大喜账，清末民初，福建，布、棉、丝，280×130cm

花耳卷须红地虎头帽，近代，山西，布、棉、丝，16×13.5×11.5cm

荷包（中间三个）清 兰竹瓶型荷包 天仙送子方荷包 石榴型荷包 棉、丝，19×8.5cm 12×7×7.4cm 10×10.5cm

五彩花鸟纹儿童状元帽 近代 云贵地区 布、棉、丝，12×9×17.5cm

盛夏开展，缤纷之至。中国美术学院民艺博物馆策划、主办的“民艺中国——女红系列展”是一次寻根传统、展望未来的艺术之旅。策展人吴光荣先生说：“通过展览，将那些曾经有过的、并不富裕的，但很精彩的生活习俗，通过‘新民艺’研究的方式，呈现在今人面前，唤起万象更新的真正意义。”也就是说，展览的意义不止于视觉呈现，更在于‘新民艺’的探索，这也是展览的价值所在。因此，它让我们不仅看到了以前，也看到了崭新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