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章 灿

陆倕是南朝梁代重要的文学家，《文选》卷56选录其铭文两篇，即《石阙铭》和《新刻漏铭》。它们不仅是南朝铭文的典范之作，也是考察梁代初年政治文化的重要文献。无论就其文学意义还是文化意义来说，这两篇铭文在整部《文选》之中都显得与众不同，值得特别关注。千百年来，《文选》研读者们汗牛充栋，遗憾的是，人们对这两篇铭文意义的认识似乎仍有未足。几年前，笔者曾撰文讨论《石阙铭》的文学文化意义*程章灿：《象阙与萧梁政权始建期的正统焦虑——读陆倕〈石阙铭〉》，《文史》2013年第2辑。，今再撰此文，讨论《新刻漏铭》的文学文化意义，并与前文相互配合，互文为义，系列成文。

一、刻漏与历代王朝的时间管理

刻漏是中国古代的时间计量工具。刻漏的制作与使用，代表着中国古代有关时间衡量与管理的文化传统。司马彪《续汉书·律历志》下曰：“孔壶为漏，浮箭为刻，下漏数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刘宋范晔撰《后汉书》，十志未成而被杀，后人以司马彪《续汉书》八志补入，为《后汉书志》。此处引文即出自(晋)司马彪撰，(南朝梁)刘昭注补：《后汉书志》，见(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056页。《文选》卷56《新刻漏铭》李善注引司马彪《续汉书》，“昏明生焉”作“昏明星焉”，见(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缩印胡刻本，1977年，第775页。今按：《后汉书志》“昏明生焉”一句与其前后的“光道生焉”“亏薄生焉”“步术生焉”“晨夕生焉”“七元生焉”“率数生焉”“会终生焉”诸句构成排比关系，可见《文选》李善注“昏明星焉”应作“昏明生焉”，“星”字乃涉上句而讹。这是对刻漏的精确释义。值得注意的是，从组词结构角度来看，“刻”“漏”二字并列，并无轩轾，故“刻漏”亦可称为“漏刻”，字序可以互换。例如，《文选》卷56收录陆倕此铭，题为《新刻漏铭》，而《梁书·陆倕传》则称“高祖雅爱倕才，乃敕撰《新漏刻铭》”，篇名虽有一字之差，其实指的是同一篇作品*(唐)姚思廉：《梁书》卷27，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402页。。从语义角度来看，“刻”“漏”二字的含义恰好相反相成。“漏”标志着时间的无情流逝，而“刻”则标志着对流逝时间的努力铭记。从时间管理的角度来看，刻漏意味着对毫无痕迹的时间流逝进程的铭刻和记忆。这不是一般的铭刻工具或记忆手段，在这个貌似简单的工具设计背后，隐含着人类对于时间的无限关怀，蕴藏着社会文化的深刻意义。

刻漏的制作与设置，涉及天地、日夜与水火之事，既与古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又深深地介入古人的政治与礼仪制度，是这些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实用意义上说，刻漏是时间设定与时间管理的工具，时辰、昼夜、晦明等固然与之相联，日月、阴阳、四季等较大尺度的时间刻度，也莫不与刻漏相关。准确的时间刻度，可以指导人们的起居作息，帮助人们准确把握农时，乃至保证在军事行动中做到准时无误。东汉蔡邕《独断》卷下写到君主的作息时间表：“鼓以动众，钟以止众，夜漏尽，鼓鸣则起；昼漏尽，钟鸣则息。”*(汉)蔡邕：《独断》卷下，《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弘治十六年刊本。刘昭注《后汉书志·礼仪志》，亦引《独断》此节，可见刻漏与礼仪制度之关系。刘注见《后汉书》，第3127页。实际上，不仅君主，贵族士大夫以及一般平民百姓，无论动止作息，都要以刻漏所标识的时间为标准。

梁代所编《漏刻经》认为：“漏刻之作，盖肇于轩辕之日，宣乎夏商之代。”*(唐)徐坚：《初学记》卷25，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95页。这种说法是否经得起考实，另当别论，但至少由来已久，代表一种在古代尤其梁代通行的传统观念。但是，刻漏之制，至少可以追溯到周代的挈壶氏。《周礼注疏》卷30《夏官挈壶氏》：“挈壶氏掌挈壶以令军井……凡军事，县壶以序聚[]，凡丧，县壶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则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824页。这里的“壶”就是漏壶；“挈壶氏”就是掌管漏壶的官守，《周礼》将挈壶氏列为夏官，可见刻漏已进入周代制度之中。“挈壶氏掌挈壶以令军井”，说明此器除了日常民用之外，还大有关于军事。

正史中记载刻漏之事，多系于天文志或律历志之中。例如，《后汉书》(亦即《续汉书》)有《律历志》，其中就有一条关于漏刻的记载：“永元十年，太史霍融上言，官漏刻率九日增减一刻，不与天相应，或时差至二刻半，不如夏历密。”*(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第3032页。刻漏的准确与否，是关系天时的大事。刻漏之用，在下则不失农时，在上则不违天时。在反映传统知识体系的类书分类细目中，刻漏或属于仪饰部，与节、黄钺、鼓吹、相风等并列，如《艺文类聚》卷68；或列在器用部，与帷幕、屏风、帘、床、席、扇等并列，如《初学记》卷25；或列在天部，与浑仪、日、星等并列，如《太平御览》卷2；或列在律历部，与历法、时令等并列，如《玉海》卷11。除了《初学记》强调的是刻漏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之外，其他诸书皆强调其与天地、正朔、礼仪、制度等方面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任何一次新刻漏的制作，都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器具改良，而且是有关礼仪制度方面的调整甚至变革，是实现王朝对时间管理的重要政策，不仅具有礼仪制度上的象征意义，而且具有政治文化上的现实意义。

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新刻漏的制作，在国家分裂、南北对峙或多个政权并立的时代，帝王们尤其重视刻漏的制作及其时间管理制度的完善，通过彰显自身的时间管理能力与有效性，确认自身的历史身份与文化正统地位。《初学记》卷25引《晋起居注》曰：“孝武太元十二年，有司奏储宫初建，未有漏刻，参详永安宫铜漏刻，置漏刻史。”*(唐)徐坚：《初学记》卷25引，第596页。东晋之世，北方正是五胡十六国时代，天下分裂，政局扰攘，为东宫建立完善的刻漏制度，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在南北朝对峙的时代，双方的统治者同样重视刻漏的设置。宋文帝元嘉二十年(443)，何承天“奏上尚书：‘今既改用元嘉历，漏刻与先不同，宜应改革……今二至二分，各据其正。则至之前后，无复差异。更增损旧刻，参以晷影，删定为经，改用二十五箭。请台勒漏郎将考验施用。’从之”*(南朝梁)沈约：《宋书》卷13《律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85页。按：《钦定历代职官表》卷35：“谨案：漏郎将，沈约《百官志》无此官，盖郎将之司漏刻者，如今挈壶正之职也。”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0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73页。。齐梁陈隋诸朝的情况，《隋书》卷19《天文志》有较为详细的记载：“齐及梁初，因循不改。至天监六年，武帝以昼夜百刻，分配十二辰，辰得八刻，仍有余分。乃以昼夜为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刻八焉。至大同十年，又改用一百八刻……先令祖暅为《漏经》，皆依浑天黄道日行去极远近，为用箭日率。”“陈文帝天嘉中，亦命舍人朱史造漏，依古百刻为法。周、齐因循魏漏。晋、宋、梁大同，并以百刻分于昼夜。”总之，从齐到梁，刻漏多次改进，从96刻到108刻，日趋精良。“隋初，用周朝尹公正、马显所造《漏经》。至开皇十四年，鄜州司马袁充上晷影漏刻。充以短影平仪，均布十二辰，立表，随日影所指辰刻，以验漏水之节。十二辰刻，互有多少，时正前后，刻亦不同。”*(唐)魏徵、(唐)令狐德棻：《隋书》卷19，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27—528页。总之，汉魏六朝时代，刻漏始终受到王朝统治者的重视，也一直处于改良过程之中。

《隋书·经籍志》著录多种《漏刻经》，出自不同时代的不同作者，从中亦可看出不同时代对此事的重视：

《漏刻经》一卷(何承天撰。梁有后汉待诏太史霍融、何承天、杨伟等撰三卷，亡)

《漏刻经》一卷(祖暅撰)

《漏刻经》一卷(梁中书舍人朱史撰)

《漏刻经》一卷(梁代撰。梁有《天监五年修漏刻事》一卷，亡)

《漏刻经》一卷(陈太史令宋景撰)

《杂漏刻法》十一卷(皇甫洪泽撰)

《晷漏经》一卷。*(唐)魏徵、(唐)令狐德棻：《隋书》卷34，第1025页。

上述诸种《漏刻经》的作者，主要出自南朝，其中祖暅、朱史二人皆属于梁代作者，可见梁代对此事的郑重。梁代又有佚名作者的《漏刻经》与《天监五年修漏刻事》各一卷。前者不知是否即《初学记》卷25所引梁《漏刻经》，而后者虽然在唐初已佚，但通过精读《文选》所录陆倕《新刻漏铭》，仍然可以窥见此一史事大略过程及其实质真相。

二、新刻漏与《新刻漏铭》的意义

《文选》卷56陆倕《新刻漏铭》李善注引刘璠《梁典》曰：“天监六年，帝以旧漏乖舛，乃敕员外郎祖暅治之，漏刻成，太子中舍人陆倕为文。”*(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56，第775页。显然，李善依据刘璠《梁典》的说法，将陆倕此篇铭文的写作时间确定在梁武帝天监六年(507)。《隋书经籍志》著录《天监五年修漏刻事》一卷，与《新刻漏铭》所记实为同一事，二者之所以有一年的出入，是因为天监五年为此事起始之时，而六年则是此事完成之时*陆倕《新刻漏铭》云：“皇帝有天下之五载也……爰命日官，草创新器。”又云：“天监六年，太岁丁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进御。”。

制作新刻漏，是萧梁政权建政初期制礼作乐诸大事之一。梁武帝萧衍本人对此事极为重视，亲自布置。一方面，这与他对天文的谙熟与热衷有关。仅以今存梁武帝文章为例，就有《制旨解释天象》《天象论》《即位告天文》诸篇*分别见(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卷1，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951页；卷6，第2981页；卷6，第2985页。。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将制作新刻漏视为新朝时间管理的重要措施之一。他要通过设立新的时间标准来管理时间，利用新的时间标准来确定秩序，确立新的时间起点，以达到“与天作始”、创造历史的政治目的。

梁武帝饱读诗书，深谙典籍，具有深厚的历史知识与丰富的政治经验。他深知时间管理对于王朝兴衰治乱的意义，“不时”，意味着对时间没有良好的管理，往往被视为乱世的征象之一。例如，《毛诗序》释《东方未明》一诗，以为其意在“刺无节也；朝廷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挈壶氏不能掌其职焉”*(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本，第741页。。而在《毛诗序》看来，“号令不时”正是衰世之征。相反，盛世或治世都是有良好的时间管理制度与措施的，而精确的刻漏正是实现时间管理、杜绝“不时”现象发生的重要保证。

具有时间管理意识的君主，并非只有梁武帝一人。古代帝王的年号中，往往具有管理时间与使用时间的意识。齐东昏侯的年号是永元(499—500)，以时间无穷无尽的寓意，寄托他对政权长固永久的期望；齐和帝的年号是中兴(501)，也有在萧齐的历史序列中中兴而起的寓意。梁武帝即位伊始，就煞费苦心，将其年号确定为天监，这一沿用了18年(502—519)的年号，昭示了新政权与天意、天命的关系。*古代帝王在选择年号时，十分注意通过年号展示其对时间承续与时间管理之意识，如晚清最后两个年号“光绪”(意即“道光的统绪”)与“宣统”(意即“宣宗的统绪”)。此据俞汝捷在《花朝长忆蜕园师》中引述瞿蜕园氏之说，瞿氏并谓此二年号皆为张之洞所定，如此语义趋同且缺乏变化，实为张氏不学之证云云。参见蒋锡武主编：《艺坛》第3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94页。对于梁武帝这一良苦用心，陆倕是心领神会的，他在《新刻漏铭》中一方面强调没有精良的刻漏，便无法“轨物字民，作范垂训”，一方面强调制作新刻漏是“皇帝有天下之五载也，乐迁夏谚，礼变商俗”的礼乐功业的一部分，歌颂此举“业类补天，功均柱地”，具有“作范垂训”的历史意义。毫无疑问，这篇铭文乃是梁代作品，其具体作年在天监六年(507)。《初学记》卷25引此铭文，称为“南齐陆倕《新漏刻铭》”*(唐)徐坚：《初学记》卷25，第597页。，所谓“南齐陆倕”，不仅名不符实，而且容易误导读者。

实际上，陆倕《新刻漏铭》是奉敕之作。《梁书》卷27《陆倕传》记，天监初年“礼乐制度，多所创革，髙祖雅爱倕才，乃敕撰《新漏刻铭》，其文甚美。迁太子中舍人，管东宫书记”*(唐)姚思廉：《梁书》卷27，第402页。《文选旁证》于“陆佐公石阙铭”下注：“诏使为《漏刻》、《石阙》二铭，冠绝当世。”参见梁章钜：《文选旁证》卷44，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26页。。无论是梁武帝还是陆倕，对撰写《新刻漏铭》之事都十分郑重。梁武帝的郑重，首先体现在其亲自选定《新刻漏铭》之作者，在铭文完成之后，又亲自审读、修改。受益于李善注，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确认梁武帝的具体改动之处。《新刻漏铭》“乃诏小臣为其铭曰”句下，李善注云：“《集》曰：‘铭一字，至尊所改，敕书辞曰：“故当云铭。”’”*(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56，第777,776页。由此可见，陆倕最初的版本是：“乃诏小臣为其辞曰”，而梁武帝将“辞曰”改为“铭曰”，是有意突出此文的铭体属性。单纯从修辞上说，“铭曰”也许比“辞曰”更为质实有力，但这也可以说是见仁见智的事。更重要的是，梁武帝对陆文虽然只改动了一个字，但这一改动足以体现他对此文的重视，也足以体现他的文学素养，体现他对文章字斟句酌的认真态度。此外，梁武帝的郑重，还表现在他又请当世大文豪沈约审读这篇铭文。今本铭文有“属传漏之音，听鸡人之响”二句，其中“鸡人”二字，就出自沈约所改定。李善注云：“《周礼》曰：‘鸡人掌大祭祀，夜呼旦以叫百官。’《集》云：‘鸡人二字，是沈约所改作也。’”*(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56，第777,776页。至于陆倕原文如何，由于李善注未加说明，现在已无从得知了。

陆倕对这篇铭文的郑重，首先表现在制题上。他将此文定名为《新刻漏铭》，标举其“新”。确实，这篇铭文在很多方面堪称标新立异。它的新，首先体现在题材选择上。这是一篇铭刻时间的铭文，其题材内容与《文选》卷56“铭”体所收其他各家名篇迥然不同：班孟坚(固)《封燕然山铭》的重点在政治军事；崔子玉(瑗)《座右铭》的重点在个人的道德修养；张孟阳(载)《剑阁铭》重点在军事地理。而陆倕《新刻漏铭》及其《石阙铭》，虽然从题面上看都是以名物为中心，实质上却是对各自政治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

其次，陆倕对《新刻漏铭》的郑重，还表现在立意创新上。这一点，通过陆文与汉魏六朝其他同类题材作品的比较，可以看得更清楚。在陆倕之前，东汉李尤撰有《漏刻铭》，西晋陆机也有《漏刻铭》*陆倕《新刻漏铭》：“陆机之赋，虚握灵珠；孙绰之铭，空擅昆玉。”李善注：“陆机、孙绰皆有《漏刻铭》。”《新刻漏铭》又云：“以为星火謬中，金水违用。”李善注引陆机《漏刻铭》曰：“寤蟾蜍之栖月，识金水之相缘。”但是，《玉海》卷11亦引此二句，却题作陆机《漏刻赋》。杨明《陆机集校笺》录有陆机《漏刻赋》，又据《文选》李善注辑录陆机《漏刻赋》，并谓李善注“铭字乃赋字之赋”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67—168、849—850页)。而金涛声点校《陆机集》据《文选》李善注将此二句辑入《陆机集补遗》，仍题为《漏刻铭》(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53页)。然则，陆机或有《漏刻赋》《漏刻铭》二篇乎？，东晋孙绰亦撰有《漏刻铭》。西晋陆机有《漏刻赋》，刘宋鲍照也撰有《观漏赋》*以上诸文皆见录于(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6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1197—1199,1199页。。无论其文体为铭为赋，也无论其所处时代为东汉还是晋宋，这些作品中所着重的漏刻都是一种实用器具，而非文化符号；其所着眼的时间，都是自然时间而不是历史时间。也就是说，他们所挖掘的只是刻漏所代表的时间的自然意义，而没有发掘其中所蕴涵的历史文化意义。变自然时间为历史时间，正是陆倕此文立意上的一大创新。

不妨将陆倕此文与同时代另一作者、亦即后来成为梁元帝的萧绎的同题铭文作一比较。萧绎之铭曰：

玉衡称物，金壶博施。司南司火，未符兹义。

帝曰钦哉，纳隍斯譬。实惟简在，穷神体智。

宫槐晚合，月桂宵晖。清台莫爽，解谷胥依。

七分六日，五祀三微。事齐幽赞，乃会通几。

碧海有干，绛川犹竭。飞流五色，涓涓靡绝。

龙首傍注，仙衣俯裂。箭不停晷，声无暂辍。

用天之贞，分地之平。如弦斯直，如渭斯清。*以上诸文皆见录于(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6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1197—1199,1199页。

显然，萧绎只看到器物之用，而未看到器物背后的文化意义，他只看到器物之形，而未看到器物之神，因而也就不能如陆倕那样超形入神，超越刻漏的工具层面，到达刻漏的文化价值层面。

也许，我们还可以将陆倕此文与王安石《明州新刻漏铭》作一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此漏同样作成于“丁亥孟冬”，而王安石也在这篇铭文的题目中，标榜“新”：

戊子王公，始治于明。丁亥孟冬，刻漏具成。追谓属人，嗟汝予铭。

自古在昔，挈壶有职。匪器则弊，人亡政息。

其政谓何，弗棘弗迟。君子小人，兴息维时。

东方未明，自公召之。彼宁不勤，得罪于时。

兹惟其中，俾我后思。*(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38，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08页。

实事求是地说，王安石这篇铭文的确有其新意。首先，在题材选择上，这是一个地方(明州，今浙江宁波)制造的刻漏，而不是中央政府制造的新漏。其次，在立意方面，王安石也将笔墨重点落在刻漏的时间意义上，并一再强调刻漏与政治的关系(“匪器则弊，人亡政息”“其政谓何，弗棘弗迟”“厥荒懈废，乃政之疵”)。但无论正面的“兴息维时”，还是反面的“得罪于时”，其实都不过拾陆倕之牙慧而已。

再将陆倕此铭与南宋洪迈《新刻漏铭》作一比较。洪铭云：

有智者创为一筩，方不能以尺，挹水中居，窍其颠以受箭，气叙长短，刻于箭间，以昔之升，为今之降。水尽箭沉，一日终矣，又挹水如式，以伺夜漏。

维天苍苍，维地直方。日星昭光，宰其阴阳。

燠夷寒凉，隐显迭相。孰为测量，肆有智囊。

缄机翕张，制乃短长。四周其皇，如辕服箱。

水声宫商，泄若线芒。箭之扬扬，匪棘匪详。

正式词：正式词也就是正式用语，只用于正式场合及正式文体。正式词在通用英语中常有一个或几个同义词或同义短语。例如：“改变”含义的英文词有convert、change、vary等,convert是正式词，用于科技英语（一种较正式的文体），而change、vary是普通词汇，用于通用英语。

由高而藏，有退不卬。大明煌煌，夜漏未央。

注之天浆，视我作纲。挈壶保章，周制则亡。

莲华洸洸，于用或妨。勒铭以飏，与燕雁行。*(宋)王应麟：《玉海》卷1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3册，第279页。

与陆铭相比，洪铭泥于色相，拘于器用，几乎等于是一篇说明文。

再次，陆倕对《新刻漏铭》的郑重，还表现在其结构经营上。简单地说，这篇铭文是一篇“三段论”的结构：第一段讲刻漏，第二段讲新刻漏，第三段才是新刻漏铭。

具体说来，第一段从文章开头到“六日无辨，五夜不分”为止，重点说刻漏之重要与前代包括当代之乖违。话分两头，一正一反，一扬一抑。正的方面，是极力抬升刻漏义用之高度，例如：“夫自天观象，昏旦之刻未分；治历明时，盈缩之度无准。挈壶命氏，远哉义用。”*(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56，第776,776,776,776—777，777页。这是撇开具体形制与日用功能，提升论述高度，突出刻漏具有分昏旦而度盈缩的大用。实际上，陆倕拈出“义用”二字，已经超越“器用”，而抵于深旨远义，天地、日月、昏旦、历法诸端，于是皆与刻漏不可须臾分离了。反的方面，则强调刻漏乖违之严重。这种乖违，肇自前代，其总体表现是“司历亡官，畴人废业，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其具体表现则是：“卫宏载传呼之节，较而未详；霍融叙分至之差，详而不密。陆机之赋，虚握灵珠；孙绰之铭，空擅昆玉。弘度遗篇，承天垂旨，布在方册，无彰器用。譬彼春华，同夫海枣。”乖违一至于此，则当然不足以“轨物字民，作范垂训”*(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56，第776,776,776,776—777，777页。。更严重的是，这种乖违一直延续到当代：“且今之官漏，出自会稽，积水违方，导流乖则。六日无辨，五夜不分”，*(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56，第776,776,776,776—777，777页。可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样的形容描绘，不免为了现实合理性而抹煞历史客观性。作者全盘否定历史上的诸多刻漏，正是为了突出“新刻漏”在当今的现实政治意义，提升其政治高度。

第二段从“岁躔阉茂”到“无得而称也”，专意赞颂梁武帝英明，乃能下令新造刻漏，永世贻则。此段亦话分两头。首先，从人的角度，歌颂梁武之英明敏锐，及时发现问题，果断采取措施。“……皇帝有天下之五载也，乐迁夏谚，礼变商俗，业类补天，功均柱地。河海夷晏，风云律吕，坐朝晏罢，每旦晨兴，属传漏之音，听鸡人之响，以为星火谬中，金水违用，时乖启闭，箭异锱铢，爰命日官，草创新器。”其次，从物的角度，歌颂新刻漏的精准度，具有超越前代的高水平：“于是俯察旁罗，登台升库，则于地四，参以天一，建武遗蠧，咸和余舛，金筒方圆之制，飞流吐纳之规，变律改经，一皆惩革。天监六年，太岁丁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进御，以考辰正晷，测表候阴，不谬圭撮，无乖黍累。又可以校运算之暌合，辨分天之邪正，察四气之盈虚，课六历之疏密，永世贻则，传之无穷，赫矣焕乎，无得而称也。”*(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56，第776,776,776,776—777，777页。此段赞扬的角度，与前段批评的角度，一褒一贬，恰成对应，耐人寻味。

第三段自“昔嘉量微物”到篇终，援引“铭典”之例，以作“昭德记功”之文。其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作者通过用典，巧妙地将梁武帝比于黄帝和周武王，为梁武帝寻找历史定位：“昔嘉量微物，盘盂小器，犹其昭德记功，载在铭典(黄帝)……勋倍楹席(武王)，事百巾机(黄帝)，宁可使多谢曾水，有陋昆吾，金字不传，银书未勒者哉？”*(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56，第776,776,776,776—777，777页。黄帝是人文始祖，武王是周朝的始创者，周朝郁郁乎文，为先圣所称。铭文如此推尊梁武帝，既是赞颂其制礼作乐乃效法于周，又通过由自然时间到历史秩序的过渡，将梁武帝置于自黄帝周公肇始的中国历史文化的正统序列之中。

最后，陆倕复缀以四言铭文六章，以曲终奏雅的赞颂作结。值得提出的是，这六章铭文，每章八句，换章徙韵，形式整齐而讲究*六章分别谐去声、平声、入声、去声、上声、平声韵，可见移章徒韵之间，尚有声韵类别之讲究。颇疑陆倕此铭谐韵，讲究的非是平仄韵相间，而是四声相间；彼时论韵，或不止析为平仄二类，而是析为平上去入四类。。还应该强调的是，这六章铭文虽与前文有散与整、有韵与无韵之别，在结构立意上却与前文亦步亦趋，殊途同归。铭文首二章云：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神道无迹，天工罕代。

乃置挈壶，是惟熙载。气均衡石，晷正权概。

世道交丧，礼术销亡。遽迁水火，争倒衣裳。

击刁舛次，聚木乖方。爰究爰度，时惟我皇。*(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56，第777，777—778，778页。

其内容相当于前文第一段，从时间的开始，叙到法度的破坏，再到标准的重建。铭文中间二章云：

方壶外次，圆流内袭。洪杀殊等，高卑异级。

灵虬承注，阴虫吐噏。倐往忽来，鬼出神入。

铜史司刻，金徒抱箭。履薄非兢，临深罔战。*(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56，第777，777—778，778页。

其内容相当于前文第二段，先述刻漏形制，再叙其功用，特别突出时间测量与管理之道精微而神秘。铭文末二章云：

授受靡諐，登降弗爽。惟精惟一，可法可象。

月不遁来，日无藏往。分以符契，至犹影响。

合昏暮卷，蓂荚晨生。尚辨天意，犹测地情。

况我神造，通幽洞灵。配皇等极，为世作程。*(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56，第777，777—778，778页。

其内容相当前文第三段，颂声高扬，臻于极致。如果将前面散体正文部分比作赋，那么，后面的这段韵文体铭文就是“乱曰”，其功能亦约略相似，亦即对前文主题作进一步的整理与总结。

总之，铭文进一步突出了刻漏的“义用”。漏刻的实际功用，本在测量时间，铭刻时间，而作为一种礼制，它又象征着制度之设置与权力的运用。所谓“气均衡石，晷正权概”，就是突出刻漏在礼制与权力方面的意义。所谓“乃置挈壶，是为熙载”“爰究爰度，时惟我皇”，则是将刻漏制度作为盛世之表征，而将梁武帝作为盛世之君的惟一代表。所谓“配皇等极，为世作程”，是说新的时间标准无与伦比，可参天地，“永世作程”。

在南北朝对峙之世，尤其是在梁武帝时代，南北政权之间对于政治正统和文化正统的竞争愈演愈烈。北齐王朝的奠基人高欢曾对手下人说过这样的话：“天下浊乱，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唐)李百药：《北齐书》卷24，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347—348页。参看周一良：《梁武帝及其时代》，《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可见“专事衣冠礼乐”，对中原士大夫的正统认同有极大影响。梁武帝汲汲于新制刻漏之事，将其树立为治世乃至盛世之表征，足以宣扬皇威，有重要的政治现实意义*在唐代诗篇中，诗人亦常将刻漏作为表现大唐王朝中兴气象的一个重要符号，如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绛帻鸡人报晓筹。”杜甫《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五夜漏声催晓箭。”皆以漏声衬托中兴。李商隐《马嵬》：“空闻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则以无复报漏之声，象征开天盛世之消亡，是反用此典也。。另一方面，新刻漏重建时间标准，设定了历史秩序，亦足以将梁朝置于古圣先贤的历史承传序列之中，长生久视，永垂不朽。

发现并深掘出刻漏的符号价值，正是陆倕《新刻漏铭》的重要意义之所在。实际上，不仅南朝人，北朝人对刻漏的符号价值，亦有一定深度的认识。据《梁书》卷36《江革传》记：

(彭)城既失守，(江)革素不便马，乃泛舟而还，途经下邳，遂为魏人所执。魏徐州刺史元延明闻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称患脚不拜，延明将加害焉，见革辞色严正，更相敬重。时祖暅同被拘执，延明使暅作《欹器》、《漏刻铭》，革骂暅曰：“卿荷国厚恩，已无报答，今乃为虏立铭，孤负朝廷。”延明闻之，乃令革作《丈八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辞以囚执既久，无复心思。延明逼之逾苦，将加箠扑，革厉色而言曰：“江革行年六十，不能杀身报主，今日得死为幸，誓不为人执笔！”延明知不可屈，乃止。*(唐)姚思廉：《梁书》，第524页。按：《丈八寺碑》与《祭彭祖文》两个书名号是笔者所加。

《南史》卷60《江革传》、《资治通鉴》卷150“普通六年”(525)亦记此事，其事略同，惟个别文字小有出入，如“祖暅”作“祖暅之”，“丈八寺”作“大小寺”等*按：此处所谓“大小寺碑”，《梁书》作“丈八寺碑”。《资治通鉴考异》曰：“《南史》作‘丈八寺碑’，今从《梁书》。”《通志》卷142、《册府元龟》卷758亦作“丈八寺碑”。。按：祖暅之即祖暅，是祖冲之之子，南朝齐梁时代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据上文所引《隋书·经籍志》，他曾撰有《漏刻经》一卷，可见是刻漏方面的专家。我很怀疑北魏虏获祖暅之后，乃逼迫其为北魏制作欹器和漏刻，而不只是强迫其撰写《欹器铭》与《漏刻铭》。因为，文章撰作并非祖暅的专长，北魏人何必用非其所长？况且，如果只是撰作《欹器铭》与《漏刻铭》，江革也不必有那么强烈的反应。

此外，据《魏书》记载，安丰王元延明性喜奇巧，曾“聚浑天、欹器、地动、铜乌、漏刻、候风诸巧事，并图画为《器准》”*(北齐)魏收：《魏书》卷91《术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55页。参看《北史》卷89《艺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933页。。可见他对欹器、漏刻等物很有兴趣，因此，他很有可能逼使祖暅制作欹器、漏刻。不过，《魏书》也同时记载，元延明“博极群书，兼有文藻，鸠集图籍万有余卷”，“所著诗赋赞颂铭诔三百余篇”*(北齐)魏收：《魏书》卷20《安丰王延明传》，第530页。。他出于文学的兴趣，命令祖暅作《欹器铭》与《漏刻铭》，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也许，元延明逼使祖暅作欹器和刻漏，只是为了满足个人对这些奇巧之物的兴趣，以及对这些奇巧知识的渴望，与南北朝正统之争并无直接关系。但无论如何，在江革看来，欹器和漏刻都是国之重器，不能随便落入敌手，更不能随便为敌国制作。换句话说，刻漏是代表政治文化正统的符号，是决不可以假于他人的，哪怕是一篇铭文，也没有让步的余地。

三、余论：时间管理与文学政治

1949年11月20日，胡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长达4 600多行的政治抒情诗《时间开始了》，以震耳欲聋的高声欢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其中有不少段落引人注目，而且令人居今思古，联想到《文选》中的这篇《新刻漏铭》。比如高呼“时间开始了”的这一段：

时间开始了——，

时间

奔腾在肃穆的呼吸里面……

毛泽东，他向时间发出了命令

进军！

又如气势宏阔、包揽宇宙的这一段：

我是海

我要大

大到能够

环抱世界

大到能够

流贯永远

我是海

要容纳应该容纳的一切

能澄清应该澄清的一切

我这晶莹无际的碧蓝

永远地

永远地

要用它纯洁的幸福光波

映照在这个大宇宙中间

再如提出“新生的时间”的这一段：

今天

中国人民底诗人毛泽东

在中国新生的时间大门上面

写下了

但丁没有幸运写下的

使人感到幸福

而不是感到痛苦的句子：

一切愿意新生的

到这里来罢

最美好最纯洁的希望

在等待着你！

还有如又一次说到“新生的时间”且强化为“神圣的时间”的下面这一段：

祖国，我的祖国

今天

在你新生的这神圣的时间

全地球都在向你敬礼

全宇宙都在向你祝贺*胡风著，绿原、牛汉编：《胡风诗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77—83页。

胡风所谓“新生的时间”，与那句广为人知的政治口号“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恰相对应。这句口号源自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致开幕词时所说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5页。后来，它被简化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样一句政治口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中国步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历史开创了新的纪元。

“时间开始了”，就是制定时间的新起点，或者说，设立“新生的时间”。胡风在这篇长篇政治抒情诗歌中所做的，与一千多年前陆倕在《新刻漏铭》所做的，堪称殊途同归，古今一轨。一方面，凭借政治权力来重新测量时间、管理时间、利用时间，另一方面，通过测量、管理和利用时间，来突显政治权力。二者相互为用。封建时代的中国，王朝周而复始，每个王朝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宣称自己掌握了时间的测量标淮，创立了时间的起点，也就是号称“时间开始了”。实际上，这也是权力展示的一种方式。在这一过程中，文学作品作为权力宣示的文字媒介，往往成为展示文学政治的生动例证。

作为一篇铭文，陆倕《新刻漏铭》所描写的对象，是具体的物。但作者有意超越具体物象的描写，将对象抽象化、历史化、神圣化。所谓抽象化，是将刻漏由器物之用，上升到天道之意义。所谓历史化，是将刻漏所指示的自然时间，变为历史的时间，嵌入历史的序列。所谓神圣化，是将权力赋予实物，使其成为权力的象征物，成为政治文化的符号。

《新刻漏铭》展示了文学的实力。它能够割断时间，重新确定时间的标准，设定新生的时间的起点；它能够重塑历史，制造短暂的永恒；它能够歌颂神圣，创造神化的时间。文学作品借由政治力之助推，一跃而为一代文学之经典；而昙花一现的政治力，又借由文学经典而跨越政治的代际，死灰复燃，重现昔日的光华。《新刻漏铭》就是这样一个例证。重读这篇名作，也正是为了重新确立它在历史上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