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安侠

那座楼

那时候，永坪是个让人歆慕的所在，那是我们这个石油企业的机关所在，据说能到那里工作的人都是有本事的。可是万料不到，有一天，我居然也在永坪工作了。当然，不是我有本事，而是一个很偶然的原因，我写的文章被领导赏识。轻轻一句话，我就调过去了。写文章不算本事，只不过，当时刚好需要这样一个人，用陕北的俗话就是，瞌睡了遇见个枕头。

如果说永坪是“油矿的中南海”，那么，那座大楼就是中南海的心脏。它始建于上世纪70年代，中性的灰色，既不招眼，也不特别。中规中矩，方方正正，符合人们对于权力的想象，没有好恶，没有表情，你永远猜不透。当然也符合我们这个企业对自己的定位，艰苦朴素，勤俭节约。

我不止一次地听到领导自豪地对前来视察的上级言说企业的历史，大致意思就是，我们只知道为社会奉献财富，我们从来也不懂得享受。上级部门的人双手朝后背着，点点头，露出不那么饱满的，微微赞许的表情，让期待表扬的人心里有一点点满足，但又有格外的遗憾。就像一个烟瘾犯了的人，闻到人家抽烟的香味，偏偏自己兜里没有了香烟。

企业就是这样，不管规模多大，效益多好，只要是政府部门来了，大小单位都能管得着，撕一张罚单，都得企业出一头汗，所以都要好好应付，不敢马虎。每次来了上级视察，领导要提前半个小时到场，办公室要求宣传部再提前半小时，我们的领导为了谨慎起见，又要求我们再提前半小时。有时候，整整等一天，却听到消息说上级不来了。我们只好拖着疲惫的身体，背相机的背相机,扛摄像机的扛摄像机，徒劳无功地回去。

多年以后，当我回顾那段时光，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那无穷无尽枯燥无味的等候。那时候，不懂得时光可贵，大把光阴就这么白白溜走，好像生命里一个又一个的窟窿，密如筛眼。我常常想，如果我能织补生命里的窟窿那多好，可能少很多的遗憾。可是，谁也无法让时光重来，那些窟窿就那样停留在生命里，像一只只眼睛瞪视着我。

刚开始在这座楼里上班，上楼梯的时候三步两跨的，还哼着歌儿。可是很快，我就发现别人不是这样。

只要一进了这座楼的前厅，人们就变了，刚才还眉飞色舞，说说笑笑的，现在立刻表情严肃，脚步轻轻。两只眼睛充满警惕地左右看看，生怕惊动了什么。尽量不说话，万一说话也是轻声细语，仿佛隔墙有耳，有人在偷听似的。

我是个迟钝的人，自管自地哼着歌儿，他们便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瞥一眼我，开始不懂，后来恍然大悟，原来人家在警告我。我便努力学着别人的样子，轻手轻脚，屏气敛神的。这样很别扭，后来一进楼门就有条件反射，好像头上顶着一件看不见的重物，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不用说也明白，之所以如此，是集体选择的结果，当大多数人都表现出这种恭顺小心的样子，很快，这就成了一种共识，说的深奥一点就是文化。

这是一种萦绕于这座楼里面的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文化，核心指向就是敬畏，敬畏权力，敬畏比自己职位高的人。

在这座楼里有一间办公室，是最大的领导的，那里一般闲人免进。中层领导要去汇报工作也要事先和办公室沟通联系。所以，捎带着办公室也是一个令人敬畏的所在，一般人是不敢得罪怠慢的，怠慢了办公室的人，见领导就困难了，长期不给领导汇报工作，结果会很惨。

就这样，敬畏这种情绪，经过层层传递，这个大楼就充满了一股特殊的气氛，长期在这里工作的人身上都浸染了这种气质，可是自己浑然不觉。

有一次上楼的时候，正好碰上大领导下楼，他也斜了我们一眼，咳嗽了一声。回到办公室，聪明的同事分析他的咳嗽，领导为什么早不咳，晚不咳，偏偏见了我们咳？是对我们的工作不满意，还是对我们几个人不满？分析来分析去，没个头绪。不过这件事有了阴影，以后看见他，总觉得脸色格外阴沉，果然是对我们不满意！

后来读到卡夫卡的小说《城堡》，我几乎要怀疑卡夫卡是否在永坪工作过，他的城堡中到处弥漫的那种气息是何等熟悉：人人都在关注着城堡主人的一举一动，谈论着主人的琐琐碎碎，哪怕主人和自己说过一句话，一个桌子上吃过饭，某次打过一个照面，都会成为长久的话题，被人津津有味地在嘴巴里嚼来嚼去。

和领导关系亲密成了一种可炫耀的实力，可是挨了领导的骂，也是光荣的，至少说明领导还知道你的存在。

我们的这个城堡主人以脾气不好出名，骂人是家常便饭。后来，听人说，他退休以后变成了一个脾气特别好的老头儿，满头白发，见了人笑眯眯的，还主动打招呼。我才明白，权力与脾气成正比例关系，当一个人权力扩张的时候，脾气也就会越来越大。

我们经常在会上见识他发脾气的阵势，下级个个俯首帖耳，低头认错，从来没有见过谁敢于辩解或者回击。这种骂人好像传染病，一下子传染到了很多矿区，很多领导都变得脾气大，爱骂人，甚至一个人脾气大不大，敢不敢骂人成了衡量他能否胜任工作的尺子。要是某人敢于在会上揎拳掳袖，唾沫横飞地骂人，大家便认为此人有领导的气质，能管住人，要是谁斯文一点，对不住了，这人窝窝囊囊的，没本事！

我们这个部门是最容易挨骂的，我们内部有一句玩笑话：领导骂你顶过年哩。意思是说，领导骂你，至少说明人家还是知道你的存在的，要是不骂你，那才彻底完了。我也不知道这个理论是否经过验证，反正几乎每个人都挨过骂，一篇稿子写得不出色，一个镜头取的不够好，都会成为导火索。

很多人回忆青春年华，恨不能时光倒流，青春永驻。可我感到庆幸的是那一段岁月总算磕磕绊绊地过去了，如果让我选择，我还是更喜欢如今的自己，当下的岁月。虽然青春不再，可是连同那些苦闷和难过也一并过去了，我宁愿内心平静，如无波无澜的湖面。

下午六点，永坪的上空汽笛嘹亮响彻天际，这个声音如今想来格外动听，因为它表示下班了，自由了，可以从大楼离开了。

从那座大楼里出来之后，黄昏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太阳黄黄的，一股子慵懒的味道，让人不由地松懈下来，这个时候格外美好。我经常一个人爬山，几乎爬遍了永坪四周所有的山。

夕阳西沉，彩霞满天的时候，天空无比阔大，令人心里沉静安定。远眺永坪，这座遍布高炉的工业小城就不那么大了，好像只有巴掌那么一块平地，贴在永坪河边。那座灰色大楼也就不那么威风凛凛了，火柴盒一般，笨笨的，旧旧的。只有在这个时候，参照在无边无际的天地中，才真切地看到世界真的很大，比一座楼要大很多。

永坪美食

和所有的石油小城一样，永坪的餐饮业最为发达，石油工人们挣下的钱首先是甩在了餐馆的收银台上。

小街上饭馆林立，既有本地小吃也有南北大菜。门面最大，霓虹灯最艳丽的要属美得顺，因为里面有粤菜。那时候广东开风气之先，先富起来了，于是，广东鸟语也成了时尚，一个人要是不会飚两句广东话，那就太out了，可到底不是母语，太拗口。某人正撇着一口蹩脚的广东话，一不留心露出陕北话的底色，好像新买的罩衫底下露出来破旧的长背心，让人忍俊不禁，噗嗤一笑。不过不要紧，全国人民都这样，就连吃饭，也以吃粤菜为时尚。

你要是有事求人，请要紧人吃饭，最好到美得顺，又体面又尊贵。一进门，花团锦簇的门迎小姐站两排，弯腰鞠躬，欢迎光临！软语娇俏，满面春风。来者不由地挺胸抬头，昂首阔步。饭还没吃到嘴里，先叫人通身舒泰。说实话，广东菜多清淡，并不适合陕北人的口味，可是，讲真，这里吃的并不是菜，而是尊贵感。

哪怕他白天满身油污，此刻，坐在了美得顺华丽的餐桌旁，两边美女侍立，殷勤把盏，他就有君临天下的感觉。

后来我才悟到，会做生意的人卖的不是物质，而是某种感觉。比如在星巴克里，喝的不是咖啡，而是小资，茶馆喝的也不是茶，而是清闲。当然，永坪高档餐馆毕竟很少，说到底，这里只是一个小镇，最大的消费群体就是这个石油企业。

可是，一般的石油人都是工薪族，喜欢的还是物美价廉的川菜，于是，川菜馆尤其是火锅，大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态势。永坪的街上大大小小的火锅店多得数不清，谁也不敢说都吃遍了。

一到晚上，夜色降临，远处炼油厂的那巨大的火炬开始显现，永坪街上的火锅店也热闹起来了，几乎家家满座，隔着窗玻璃，可以看见穿着鲜红或者深蓝工作服的石油人一边涮着菜蔬，一边高举硕大的啤酒杯，那杯沿上泛起了厚墩墩一层白沫子。冬天的时候，大街上寒风凛冽，火锅店的窗玻璃上落了一层水雾，朦朦胧胧的，看不真切，隔着玻璃看，好像是看另外一个世界，温暖欢乐。

火锅店里吃的不仅是美味，还有一种人间的热闹。在永坪，很大一部分人两地分居，在整个石油企业中，两口子半月二十见一次的，大有人在。下了班没事可做，天天看电视也没什么好看的，关了电视又没事可干，大部分人是害怕孤独的，一起吃饭就成了最主要的交往形式。

大家围着一只咕嘟嘟冒着热气的火锅，闻着那散发着辛辣鲜香之味的气息，隔着热腾腾的水汽，那些长相不好看的，也有了隔雾看花之感，平时不怎么熟悉的人看着也亲切起来。于是，吃饭不再是吃饭，而是石油人最常见的交流方式。只要一起吃过火锅，碰过几杯啤酒，以后再见了，觉得就好像是一起逃过学的发小，一起打过仗的战友，心里就有了亲切感，也就算是熟人了。

当然，吃火锅也是有代价的，一是快速干瘪的钱包，二是快速增长的体重，最小的代价是浑身的火锅味道，好像整个人都在火锅里泡过了似的。第二天上班，同事们的鼻子像狗一样灵敏，不仅知道你吃的是火锅，甚至还能辨别出来是小肥羊还是海底捞。

就像我的一个同事说的，好吃还是家常饭，好看还是素打扮，外面的美食再好，不能天天吃。照顾我们肠胃的，还是朴素无华的家常饭。

说到这里，最叫人难忘的是永坪的煎饼。这是一种家常小吃，永坪本地人几乎人人都会做。

我没有吃早饭的习惯，每天一睁眼，急急忙忙就去上班，到了十点半左右，一声悠长的吆喝飘然入耳：“煎饼……”

那卖煎饼的小贩，常年顶着一个破草帽，一双圆溜溜的眼睛显得人很精明，既不早来，也不迟到，恰恰在你刚好有一点饥饿感，但不十分强烈的那个时候，他的一声吆喝，唤醒了肠胃。

此时，立刻就有同事推门而入，“统计一下，谁吃煎饼？”几乎女同事个个举手，这个要辣椒，那个要蒜汁，亏了同事的记性好，竟然一个不错地买回来。

随后，办公室里飘起一股浓香，同事们的嘴巴个个刁钻，一会儿有人说，卖煎饼的没把调料调好。那个说，咦，心空了，煎饼摊的这么小。

一会儿吃完了，女同事们嘴巴红红的，好像涂了一层口红，那是吃辣子辣的。男同事头上冒汗，刚喝下去的汤变化成了汗珠子，顺着发茬一滴一滴落下来。

要是哪一天，卖煎饼的没来，就有人叨咕，会不会生病了？还是不做这个营生了？隔几天，那顶破草帽子又出现在楼底下，立刻就有眼尖的发现了。小贩自行车周围围满了人，生意好的不得了。大家一边抱怨他心空了，煎饼越摊越小，一边积极掏钱。

后来听说，那个小贩在永坪镇上买了楼房，我就想，办公楼里的人几乎都给他作过贡献。

芳邻

我在永坪的富人区居住，这里的房子一律是捷克式楼房，大家统一商量好了似的，楼房外面镶嵌着白色瓷砖，在陕北大太阳下，白花花的一片，闪耀着富足的光芒。

我的邻居有两个，左边的是一个年轻女子，外地人，单身，在永坪镇上开了一家美发店，多数时候都在那里。她的门首常常挂一把大锁子，偶尔回来住几天，也是晚起晚睡。有时候中午了，她才懒洋洋地端着便盆出来，一头黄发纷披在两肩，睡眼松醒，说不出的慵懒样儿。

有时候半夜里，忽然听见好几个人说说笑笑，冷不丁，一个脆响，大概是啤酒瓶子碎了，又有人嚷嚷着什么，接着是呼呼啦啦洗麻将牌的声音。

女子见了人不怎么搭理，在窄窄的过道碰面，侧转身一闪而过，目光虚虚的，从来不和人对视。有时候精心打扮过了，涂着猩红的嘴唇，踩着细细的高跟鞋出门，还真有点电影明星的惊艳感。不过一旦卸了妆，黄黄脸儿一副睡眠不足的病容，几乎让人认不出来。

右边的住户是刚从附近农村搬来的，男人刚过四十，敦实的身胚，浓眉大眼，在永坪街上揽工，每天开着一辆轰轰作响的破三轮给人送水。媳妇是标准的陕北婆姨，圆脸，大花眼，个头高高的，走起路来很有劲，粗高跟鞋咔咔咔响，铁质的简易楼梯发出铿锵共鸣，常常惹得附近的狗都叫起来。

因为是近邻，每天都要听见邻家的动静，两个孩子的闹架节目天天上演。大的是男孩，小的是女孩，女孩尖着嗓门告状：“妈妈，哥哥打了我一下！”

没响动，过一会儿，那声音高起来：“妈妈，哥哥打我来着！”

“我没打！”

“你明明打了我一下！”

“没有！”

“就打了！”

“啪！”一声脆响，妈妈底气充足的声音：“给老子都悄悄的！”本地的女人发了脾气，都喜欢自称老子，大概觉得假装成男人更有威慑力。

一阵沉默中，隐隐传来男孩子的暗泣和女孩小老鼠一般叽叽咕咕的笑声。

我在隔壁也默默地笑，这是充满了人间情味的生活，只有出离了这样的生活，你才能感觉到这人间烟火多么可贵。即便是两个孩子闹架，也听得津津有味。

永坪是个工业区，常年缺水，一到夏天，那水管子里流的水好像一根细细的白线，风一吹就断了，要接一桶水至少要干等半个小时。

富人区的住户都是统一在公用水龙头上接水，那细小的水流下面长长排着五颜六色的塑料桶，弯弯扭扭的。我不耐烦地等待，就先回去，听听音乐或者看看书，经常就把接水这事给忘记了。

不知过了多久，门首传来送水的三轮车师傅的声音：“你的水放在门外了啊。”说完着就走了。

夏天，门并没有关，只是垂着门帘子。我出门看，那只蓝色的水桶放在门前，不前不后，刚刚压在门线上。

这样的事有多少次，我完全忘记了，有时候迎面碰上了，笑着道谢，他反而显示出不自然的样子，脸色赧然。

我和孩子的妈妈经常聊天，知道他们原来在附近农村种地为生，家里有地有一院地方。说着就感叹，那么好的家撇下，偏偏跑到永坪来过这个穷光景。说着，女人就叹一口气。

我就问为什么不在农村待了？女人的话就长了，说种的地刚刚够吃，指望花钱是不顶事，一年下来卖粮食的钱还不够农药、化肥、地膜等花销。眼看两个孩子长大念书都是要花钱的，两口子咬咬牙，丢下田地庄稼，举家搬迁到了这里。

她说这些的时候，眼睛望着不远处的田野，隔着永坪河，那边的梯田绿汪汪的，玉米个子窜起来了，一副乡村田园景色。

女孩也上小学了，隔墙经常听见爸爸辅导女孩写作业。“比如说，你妈妈蒸了六个肉包子，你吃了三个……”“我不吃肉包子！我不吃肉包子！”女孩尖声尖气地叫着。“比如说，你妈妈蒸了六个菜包子，你吃了三个……”“我吃不了三个嘛！”女孩跳着脚儿叫唤。

妈妈终于不耐烦，吼叫起来，大概是问候女孩的祖宗十八代，男的不高兴了，顾不上辅导功课，“啪”的一声摔下本子，两人高一声，低一声地吵架。

我在隔壁笑得捂住肚子，弯下腰去。

秋天的时候，女人端来一碟月饼，说是自己做的，我连忙道谢。自己笨手笨脚的，不会做，只是羡慕人家的灵巧。末了，她才说，听见房东说我是个写文章的人，希望有空能辅导一下女孩，她两口子都是文盲，怕给孩子教错了，又说，有文化真好，看着你和别人就不一样呢。

女孩子红扑扑的脸蛋，圆溜溜的眼睛，捉弄哥哥的时候那么狡黠机灵，可是念书却不那么灵光。那些组词呀，造句呀似乎个个都是拦路虎，女孩子经常急得要哭要哭的，我便笑着安慰她，后来居然很少听见她和哥哥闹仗了。

后来，男孩子考上了延安的一所中学，两口子又犯了愁，女子和我聊天，说起烦愁，到底是跟着上延安呢，还是在永坪？想来想去，可能受了大环境的影响，决定还是乔迁到延安，一则孩子不用住宿，吃住在家里，上学的花销可能少一点，二则男人找个活路机会更多一些。再说了，已经从农村走出来了，再走一步又何妨？

那时候，在我们的周边，从农村搬迁到城里几乎成了一种趋势。丢下锄头的农民，一旦进城揽工挣钱的活路很多，开三轮，开出租，送水工。实在不行，骑个自行车，卖煎饼，卖凉粉也比窝在农村强，总之，不管干什么，挣的钱都比种地多。

走的那天，家里的东西装了满满当当一手扶拖拉机，女孩和妈妈坐在后面，男孩长大了，顶上事了，坐在爸爸身边当助手。拖拉机轰隆隆开起来的时候，女孩子抬起红扑扑的脸，朝我们摇手再见。

楼上楼下的邻居们都出来送行，就连很少出门的美发店的女子也出来了，扶着铁栏杆朝他们挥手，虽然并无深交，但是离别的时候，总有一股说不清的依依不舍之情，因为在芳邻那里，收藏着我们一段生命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