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敏

缸太沉了。四个人抬着，依旧移动得很缓慢。被母亲擦拭的油光锃亮的缸身，黑褐色的外壁能印出人脸来，四张通红的，狰狞的，咬牙变形的十七岁的脸。正是七月流火的时节，楼梯间渗着一种沉闷的气息，像发腐的空气，一点点变质，一点点沉沦。我们都被浸泡在空气里，梗直了脖子，像被什么攥住了内里的骨骼，一直向上拉升。跨上最后一个台阶前，缸身突然倾斜了一下，只听得四人同时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像猝然敲下的锣，锐利、惶恐，锣声如投下石子惊起的水纹，一圈圈荡漾开来，回荡在整个楼梯间。几乎同时，听到母亲在一楼喊：咋了？啥打碎了？

我张了张嘴，想回答母亲，但发不出声来，汗从额头上垂直地流下来，淌到眼睛里，蛰得眼仁疼。毛东国挪了一下手，抬高右边的肩膀，用凸起的肩胛骨擦了擦额头上的汗，鼻梁上的眼镜歪了，像个被人殴打过的当铺的账房先生。我想笑，王慧瞪了我一眼，她的细细弯弯的眼睛也不如平时那么明亮了，雾蒙蒙的，像被热空气隔离了一层纱网。就在我们僵持着，等待喘一口气继续上楼时，听到楼梯间传来清脆的高跟鞋声音，噔……噔噔，噔……噔噔，不用问，那是母亲。搬家她都没忘记穿高跟鞋，而且那种特有的节奏，像鸿雁歌舞厅快三的鼓点，嗒……嗒嗒，嗒……嗒嗒，只不过是以直线的方式跟着无声的旋律在飞转。

母亲急促地扑向我们，看到缸完好地抱在我们的怀里，这才长舒了一口气，她脸上精致的妆容被汗水流得花花绿绿，遮盖霜深一道浅一道，和那些斑斑点点的雀斑交织在一起，整张脸显得狼狈不堪。她开口说话，口红沾在牙齿上，我想提醒她，可是又被她的焦急和担心所形成的一股热浪堵回来。她说：来，再加一把劲，马上就上去了！等搬完家，阿姨给你们炖红烧肉，让你们好好吃一顿。母亲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很较真的马穗穗咕哝一声：这么热的天，哪还能吃进去肉。就是这句话让我们分了心，在我们使足了力气，把缸抬上最后一个台阶，想要继续往前走时，毛东国突然手滑，哐一声，整个缸倾斜着掉在地上，发出巨大的、沉闷的声响，明亮的外壁瞬间破碎，震得我们目瞪口呆。只听得母亲一声喊：啊，我的酸菜！是的，缸破了，一股浓烈的酸臭味立马扑鼻而来，熏呛得我们忍不住咳嗽起来。黄色的液体四处流淌，从破瓦片中间露出一瓣一瓣水滋滋的腌白菜。母亲蹲下来，把破了的瓦片一块一块挪开，从里面捡拾着酸菜。王慧眼疾手快，立马奔下楼，从三轮车上找到一个和面的白瓷盆子，放在母亲脚下。我目瞪瞪站在一边，母亲在一堆碎瓦片里扒拉着，把一捋捋酸菜捞出来，挤干了水，整整齐齐摆放在盆里。流淌的酸菜汁浸泡了她的高跟鞋，黑色的一步裙紧紧绷在大腿上，她干脆单腿跪下，白色的短衫上全是黄色的酸菜汁。等再也扒拉不出一片酸菜叶时，母亲挺直了腰身，对着破碎的瓦片发呆。我上前想拉起她，她却反手拽住我，另一只胳膊抡圆了打在我头上、脸上，边打边骂：你瞎了么，连缸酸菜都抬不好，怪不得你爹不要你呢！你就是个废物，啥都干不好，没有酸菜，我看你吃风喝屁去！饿死你个没良心的东西……刚开始我还挣扎着想跑，后来听到母亲歇斯底里的骂声，我直挺挺站着，等待被她打。王慧、马穗穗、毛东国被吓坏了，他们一起向母亲求饶，但母亲仿佛已经发了疯，所有的怒气都发泄在我身上。我站着，没哭没求饶，眼泪却如一场七月的暴雨，湿透了整张脸。

除了帮我搬家，那个假期，我们还去毛东国家果园帮他摘杏子、李子和桃子，去马穗穗家摘枸杞，只有王慧家啥事也不用我们帮忙。她爸在银行上班，她大姐嫁了，二姐等待嫁，大哥娶了，二哥正在上中专，在我们四个人里，她学习最好，家里情况最好，这个被我们称为“老大”的姑娘，深得我们的爱戴。老二是马穗穗，虽然一股娘娘腔，但英语特别好，各种句式张嘴就来，单词量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我是老三，好像没什么好说的，站在班级队伍里，只增加数量，不突出质量的那种女生。老四是毛东国，他比我们都大，但他一天到晚在我们面前装小，处处让我们让着他，我们也懒得计较。排行是我们抓阄抓出来的，高一刚开学，我和王慧坐前排，马穗穗和毛东国坐后排，一个星期后，因为一篇《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勾起了大家的梁山梦，我们决定拜把子，但为了谁老大谁老二一直争论不休，最后还是毛东国提出来抓阄。对于这个结果，我们都很满意。我们还约定，高中三年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1996年上高中的我们没有手机，没有网络，《东方时空》正在热播，《东南西北中》还是亚宁和朱军主持，我们每天中午上课前都噎着脖子唱“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我们亚洲，河像热血流”，上下学都骑车回家，县城没有肯德基，谁也没吃过汉堡包。简单闭塞的环境下，我们无限憧憬着未来，向往着三年之后，能背上包，坐上火车，去往任何一个城市，离这里越远越好。我们给历史老师起外号叫詹姆士，喜欢穿灰色西装，皮鞋擦得黑亮，梳个大背头，双手背在身后，像一只未进化完全的大猩猩，每天在走廊上踱来踱去。他是所有代课老师里最喜欢和学生开玩笑的老师，每次上课前都提前进教室，和这个同学说两句，和那个同学说两句。毛东国尤其喜欢他，詹姆士的外号就是他起的。我也喜欢他，但我从来不敢和他说话，害羞，自卑，每次上课看着他，我总觉得他眼睛藏着我看不透的东西。

父亲和母亲提出离婚很突然，中午放学我还一边吃着他们做的清炖羊肉，一边看了《东方之子》，下午回家，他们就已经办完了离婚手续。我和妹妹都很懵，或者我比妹妹更懵，根据离婚协议，妹妹归母亲，我归父亲，可是手续办完了，父亲不想要我了。当着我的面，母亲没有直接说不要我的话，可是她也没有表达出想要我的意思。父亲搬走了他的东西，表示和我们已经决裂，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母亲彻底睡倒了，披头散发地躺在床上，像个奄奄一息的病人。妹妹守在她身边，用猫一样柔顺的声音唤她：妈，妈，你别难过，你还有我呢！以后我们娘俩相依为命。这句话似乎很平常，但在我听来，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子，在一点点试探着捅我的心；或者像一堵不可逾越的墙，把我推在了墙之外。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我记得很清楚，那天的月亮是上玄月，弯弯的一撇，透着清冷的光辉。我也想进去，也想像猫一样蜷缩在母亲的床前，拉着她的手，用猫一样柔顺的声音唤她：妈，你别难过，你不仅有妹妹，你也有我，我以后也想和你相依为命。但我不敢，我过往的生活经验没有教会我这些，我像一截麻木的木头桩子，杵在院子里，一动不动。

第二天早自习，我被罚站在走廊里，因为没有写完作业。王慧和马穗穗想要帮我，我只是低着头不说话。上数学课时，教数学的马老师在黑板上讲辅助线，我坐在下面，看着那些线段在白色粉笔的引领下慢慢延长、相交，突然就流下泪来。我不知道我以后怎么办，留在哪里，又去往哪里。和他们曾一遍遍讨论的梦想和城市都变得可笑和遥不可及。正当我偷偷用手揩鼻涕的时候，一根粉笔头稳稳地砸在我额头上，我哎呦一声，抬起头，才发现马老师怒不可遏地瞪着我：上课不好好听讲，你干啥呢？我不敢回答，我能怎么说呢，说我爸我妈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就离婚了，说他们谁也不愿意要我，说我今天中午放学不知道该不该回家吃饭，……说我刚满十七岁，生活就把我置于一个束手无策的境地。马老师是个刚毕业的女大学生，个头不高，皮肤黝黑，戴一幅大圆框的茶色眼镜，她讲课很好，但对学生很严厉，我们都怕她。她看我低头不说话，又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以作警示，然后继续上课。

中午我没有回家，王慧也没回，她陪着我骑了很远的路去找大爹。奶奶几年前去世了，只剩下八十多岁的爷爷跟着三爹。父亲老二。大爹见了我，表现出一种态度鲜明的气愤，说他坚决不同意父亲母亲离婚，还骂父亲是混账王八蛋，但他绝口不提我最终跟谁的事。我站在他家黑咕隆咚的屋里，靠着贴着白瓷砖的炕沿边低头站了一中午，眼泪吧嗒吧嗒掉在地上，临走的时候，我站过的地方，湿了一大块。马穗穗和毛东国也知道我家的事了，最后一节自习课，我们四个围着一张课桌对坐，大家都沉默不语。马穗穗想了半天，说今天的作业我帮你做吧。毛东国从绿色的军挎书包里掏出一本金庸的小说推到我面前，说这是我下课刚租的，给你先看。王慧很生气，尽量压低声音骂他们：关键时刻掉链子，一点用都没有。她拉过马穗穗的作业本，在上面写了大大的几个字：马静现在无家可归！怎么办？写完后，她在后面又加了两个大大的问号。马穗穗先是很无奈，后来看着那几个问号，突然反应过来，高声叫着：这是我的上交作业本！马穗穗的尖叫声引来全班同学的注意，王慧拿起铅笔盒打了他的脑袋一下，他才紧紧地闭上嘴巴。

放学后，我一直趴在教室前面的栏杆上发呆。我无处可去，突然之间，我成了无家可归的孩子。暮色降临之后，我背起书包硬着头皮骑车回家。母亲照旧在床上躺着，我低低叫了她一声，她不理我。饭在锅里，妹妹已经吃过了，只剩下我的那一份。是炒面。面片坨成疙瘩，用筷子也划不开。我把筷子戳进面疙瘩里，一口一口嚼着，毫无意识地下咽，眼泪又掉进碗里面。

很快到了愚人节。我的处境虽然没有变好多少，但母亲已经起床了，给我们做饭，也准备搬家。我稍稍安心了一些，但学习成绩一落千丈。高二期末五门主课要会考，会考不过关，高三就没有报考大学的资格。我有点火烧眉毛的焦虑。早上第三节课是历史课，我拿出数学书，压在历史书下面，准备偷偷做题。上课铃已经响过半天，詹姆士才迈着平时那种悠闲自在的步子进来，他刚走到讲台，毛东国就气喘吁吁地跑到教室门口喊“报告”，一看就是上厕所或者去校门口取信迟到了。詹姆士挥手让他进，他却站在门口说：老师，楼下有人找你。詹姆士很疑惑地问他：谁找我？毛东国一脸认真地说：是个女的，说是找你有事，让我告诉你一声。我们教室在四楼。詹姆士毫不犹豫地信了毛东国的话，放下课本就匆匆下楼去了。毛东国大摇大摆地进来，坐在座位上，捂着嘴笑。我们不明就里。班里同学闹哄哄的，交头接耳，还有男生直接问毛东国：谁找詹姆士，不会是他老婆来查岗吧？惹得一片笑声。几分钟之后，只见詹姆士涨红了脸走进教室，直接走到毛东国前面，眼睛像两把箭直接射过来，很严厉地问他：到底谁找我？毛东国还是开玩笑的口吻：有，有个女的找你！詹姆士并不接应他的玩笑，更加严肃了：你说，到底谁找我？在哪找我？毛东国这才发现詹姆士当真了，他有点惊恐，詹姆士的脸冷青得像刚浇筑的水泥，瞬间凝固。毛东国诺诺地说：老师，有，有个……老师，对不起，我和你开，开玩笑呢！后面四个字还没完整地吐出来，只听到啪一声，一个响亮又清脆的耳光如飓风般落在毛东国的脸上。全班的空气也凝固了。无人敢动。无人敢发出任何一点声响。詹姆士勃然大怒：你算什么东西，敢和我开玩笑！

我压在历史书下的数学书被震下课桌，我一动不敢动。寂静无声的教室里，我听到后面有液体滴滴答答淌下来。

毛东国在全校出了名。愚人节和历史老师开玩笑，被老师打得尿了裤子。

虽然第二天詹姆士就当着全班同学给毛东国道了歉，可是，毛东国的脖子已经缩在了校服领子里，再没伸出来过。他不再跟任何老师开玩笑，见了同学，也是低着头匆匆走过。毛东国之前特别喜欢去学校门口的租书屋借书，金庸的、古龙的、梁羽生的，还有我和王慧喜欢的三毛，他一一借来，大方地再借给我们看。尤其是期中、期末考试前，他光顾书店的频率比平时高了一倍。弄得我们非常纠结，到底是看书，还是复习，真是两难的选择。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看小说的缘故，毛东国的学习并不好，从刚开学的中等生降到后十名，再没冲回来过。愚人节事件之后，他也不去租书屋了，无论上课还是自习，都规规矩矩坐在课桌前，像个受戒的小和尚。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安慰他，但他对我们置之不理。

高三分文理科时，王慧和马穗穗选了理科，我和毛东国选了文科。不是我们想选文科，是我们学习太差，理科班班主任不要我们。这是我们学校的老规矩，学习不好的都进了文科班，每年高考，文科上榜率几乎为零。就是那个夏天，他们一起帮我搬家，摔烂了我家的酸菜缸，让我被我妈狠狠打了一顿。事后我们又一起去了黄河大桥，躲在桥墩底下打扑克聊天。我和毛东国无比羡慕地看着王慧和马穗穗，在我们心里，一年以后就是他们远走高飞的日子。马穗穗却一脸愁容，说他家让他退学，准备顶替他爸到供电所上班。我们以为只是说说，也没太当真。那时的我们，总觉得上班什么的离我们还很远。

开学后，我不用骑车上学了，步行十分钟就到学校。之前，我每天和王慧一起上下学，现在王慧自己骑车走。冬天天亮得晚，我们每天出门时，外面完全是黑的。尤其是家在农村的同学，包括王慧。那天我照常去找王慧借书，发现她座位空着，马穗穗把自己的书丢给我，说王慧没来。我还奇怪，在我印象里，王慧从来没有请过假，也没旷过课。她个头和我一般高，但很漂亮，梳着两根长辫子，像婉君一样从后面窝起来，看着就像一个乖巧的妹妹。我问马穗穗，要不要放学后去看看她。马穗穗说好。我回到班级，又通知了毛东国。下午放学，我们直奔王慧家，但她家的大门闭紧着，我们在外面喊了好久也没人出来。眼看着天快黑了，我们只好悻悻地回家。第二天去学校，校园里有一种怪怪的气氛，好像到处飘着一股暧昧的味道。等我到教室，才听他们说，王慧出事了，前一天早上上学路上，路过109副线，因为四处无人，两边都是庄稼地，被一个外地人强暴了。强暴两个字在那时的我们听来，简直像，像什么呢？我说不清。我只知道，当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像被人扔进冰窟窿里，寒冷的冰水刺痛着我的每一寸肌肤。我浑身发抖，眼睛疼得要爆炸，努力想站起来，四处找毛东国。他比我还吃惊，像被暴雨兜头浇过，一副受了惊吓的样子，也在回看我。那天我们三个集体逃课，本来骑车要去王慧家，可是走到岔路口，我们实在没勇气拐弯，只好直行，一直骑到黄河大桥。

马穗穗说：要不我们跑吧！叫上王慧！

毛东国问：跑去哪里？

马穗穗说：世界这么大，总有我们容身的地方。

我有点害怕，说：我们没钱。

马穗穗：我们可以打工挣钱。

我：我们太小了，人家不要。

毛东国：我们都十七了，应该会要。

我问马穗穗：你学习那么好，为什么要跑？

马穗穗：我爸已经给我办好了手续，下周就逼我去上班。

我明白了，又想起了什么：那怎么叫王慧？

那时电话还没有普及。我们也没有勇气去王慧家。

毛东国：要不我们先跑，找到安身的地方后再给王慧写信，这样她就不用跟着我们受苦了。

我们都觉得这个主意好。王慧已经受了那么大的伤害，我们再不能让她多受任何一点点伤害了。说走就走，我们打算骑着自行车跑，这样就不用花车费。毛东国还说了，走到哪，要是肚子饿了，他就去当讨吃，给我们要吃的。我们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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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到大，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县城。我们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我们只知道河南河北。县城在河南。我们最远也只到过黄河大桥，一桥之隔，河北是火车站，我们从来没去过。我们打算就往河北的方向走。我们一路骑呀骑，顶着风，顶着冬天的冷。我们感觉骑了好久，像骑行在沙漠里，风迎面吹来，脸刮的生疼，手也冻木了，机械地握着车把，脚蹬子缓慢地转啊转。

毛东国突然哭起来，冲着风喊：去你妈的詹姆士，我只是跟你开玩笑的！

马穗穗也哭了：我想考大学！我要上大学！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也泪流满面，却什么也喊不出来。

最终我们没有跑成，骑了一整天，也不过到达了距离县城不到十公里的小镇子，我们没有钱吃饭，挤在一个避风口休息，坐了一整夜之后，最终放弃了跑的打算，又原路骑了回来。毛东国说：幸亏没叫王慧，她那么瘦，在北风里面坐一夜，肯定会冻感冒。

这次回家，母亲没有打我，只骂我说：人家考不上还有几亩地可以种，你考不上想种地都没门。

王慧一直没有来学校上课。明明她是受害者，可是她却被迫隐匿了起来。我再没见过她。一个星期后，马穗穗果然退学了，他把语文、数学、英语的练习册都给了我和毛东国，让我们好好学习，替他完成考大学的梦想。可是没几天，毛东国又给了我，他也要退学了，他说他实在受不了再见到詹姆士。詹姆士现在是我们文科班的班主任。毛东国说，挨了那一耳光后，他的耳朵一直嗡嗡响，像有一万只蚊子在他头顶飞。他说他想回家种地。他说他觉得他可能老了，学不动了。他还叮嘱我再不要看小说，说他之前借书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分心，怕考不过我们，我们看不起他。那天他话真多啊，他可能把对我、王慧、马穗穗三个人说的话都说给我一个人听了。

高三最后的两个月，他们仨都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还坚守在校园里。我觉得孤独。我在想，我可能也老了。我努力地学习，想用学习驱赶那种无孔不入的孤独感。高考完，毫无悬念，我落榜了，离录取线差了一百多分。

又是一个七月流火的时节。我又想起了我们四个抬着一缸酸菜上楼梯的情景。那时我们刚十七岁，正是花一样的年龄，我们正青春，一点都没觉得自己老。不过一年的时间，从秋到夏，岁月像拿着一把隐藏了锋刃的短刀，一点点在我们身上划刻着印痕，一道，一道，又一道。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那些带着伤痛的印痕最后都变成心上的皱纹，不知不觉中，催我们老去。

没等母亲问我，我主动找母亲说了要复读的意愿。开学之前，我去了马穗穗上班的电管站，他正趴在高高的电线杆上接电缆，他穿着工作服的样子和穿着校服的样子一点都不像，现在更像个男人，一个饱经风霜的男人，虽然他刚满十七岁。我也去找了毛东国，他在他家所在的镇上开了一个小小的蔬菜店，专门卖他家果园的果子和蔬菜。我和他坐在门口，一边吃着杏子，一边看着空空的街道。他一句也没提詹姆士，我也没说。我没有去看王慧，听说她按委培生标准上技工了。我只是去之前我俩经常去的冷饮摊前要了两杯刨冰，一杯多加蜜枣，一杯少加冰。我坐了一整个下午，这杯一口，那杯一口，把两杯刨冰喝得干干净净，仿佛聊天的是两杯刨冰。

复读班我央求母亲给我换了学校，虽然离家远，但我想离开那个让我们变老的地方，我想找到重新年轻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