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当前语境中，电影的意识形态功能越来越凸显，传播中国梦成为我国电影产业的重要任务。根据好莱坞剧作家布莱克·施耐德的叙事理论，在中国梦主旋律影片中，中国梦核心精神的叙事优化可以采用两种样式：其一，在关系型故事中加强人物互动及情感交流，并借助“物质化身”和“人物化身”对“精神目标”进行具象而立体、充满情感色彩的表达。其二，在塑造人物时融合其原始目标驱动与崇高目标驱动，从而塑造真实可信的个人、国家“命运共同体”的代言人，激发人民的情感共鸣与身份认同。

关键词：中国梦；精神目标；化身；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J9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6-0159-04

引言

近年来中国电影产业蓬勃发展，截至2018年3月底，中国内地银幕总数已达54165块，位居世界第一①。银幕数的高速增长意味着受众的大量增加，电影作为文化产品的重要影响越来越凸显。在当前语境中，传播中国梦是我国电影产业的重要任务。中国梦影片是富强、振兴、幸福等抽象概念的具体化与影像化，个人与国族的荣辱与共、休戚相关应当作为故事的底色，个体命运的起伏、个体进退的抉择要在这一底色上展开。

根据表现内容的不同，中国梦电影又可以粗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表现人民幸福生活的影片。这类影片强调个体层面的良好生活、安全感、幸福感及自由追寻理想的状态，其影像演绎多由贴近当下的生活故事、爱情故事来完成，如《喜欢你》《不二情书》《夏洛特烦恼》《港窘》《心花路放》《老男孩之猛龙过江》等。另一类是表现主旋律的影片。这类影片强调国家对话语权的掌握，体现人物在具体事件中的果敢言行以及各族人民互信团结、价值观互通互认等，比较适合历史、神怪、武侠尤其是军事题材类的故事来演绎，比较典型的有《天降雄狮》《长城》《湄公河行动》《功夫瑜珈》《战狼2》《建军大业》等。

好莱坞电影在全球市场成功的基石是其独到的叙事节拍、人物塑造、主题表达及类型故事，但好莱坞电影同样具有意识形态性。如何通过故事叙事表征意识形态，恰恰是我们通过好莱坞叙事理论这样一块棱镜所应探究的重点。因此，笔者借用好莱坞著名编剧布莱克·施耐德的叙事理论②，对中国梦主旋律影片进行文本、话语及人物分析，思考其故事叙事、人物塑造及主题表达，并指出优化故事传播的可行性叙事样态。

一、精神目标的“物质化身”

在中国梦主旋律影片中，如果人物互动发生在主角与其精神导师或密友之间，那么应设置一个精神目标的“物质化身”，以此来凝结、具象化人物互动中呈现的精神意义，以一种符号性的存在强化精神意义的识别度，从而更好地阐释中国梦的核心精神。这种手法比平铺直叙的台词更加生动有效。

2015年的《天降雄狮》就是一个以“物质化身”弘扬中国梦的主旋律影片。整部影片A故事的实体目标是抵御外敌、保卫丝绸之路，B故事的精神目标是关于民心互通、维和共存。从叙事来看，影片前24分钟作为A故事的一部分，讲述都护霍安致力于平息丝路边境36个外族之间的纷争以及他如何被陷害发配雁门关，不仅在动作型故事中就传递了维和共存的精神主题，并在整体叙事中起到铺垫作用。第35分钟处B故事展开，讲述霍安与罗马将军卢魁斯之间、雁门关各族军民与罗马将士之间的信任及友谊的建立，在国家层面、东西方军事力量之间推进“化敌为友、不分种族、民心互通、维和共存”的精神主题。影片第57分钟是演绎这一主题的高潮，欢庆宴上，霍安唱出“誓把乱世化呈祥”即“维和共存”的精神目标，罗马小王子则唱出对家国故土的爱、对正直勇气的崇尚，一种精神层面的、具有普世价值的共鸣令两位英雄、两队将士互生敬意、民心相通。随后，卢魁斯坦言相告罗马皇族政变内幕，B故事完成。第64分钟处，霍安接受小王子对其“罗马军团首长”的委任，意味着主角回到A故事，即抵御外敌罗马大王子、维护丝路和平稳定。整部影片的精神目标不仅是如牌匾所写的“化敌共存”，更是一种英雄惜英雄的互信互敬。尤为重要的是，这份信任、敬重、和平、友谊借助一个“物质化身”扎实地凝固在影片绘制的历史长卷中，这就是霍安与卢魁斯率领两队将士所共建的雁门关城池。两位英雄直面不同人生困境，人生的磨砺及坚守的信念使他们互信互敬。因此，第90分钟处，卢魁斯临死前才会将自己所带的罗马军队托付给霍安，并借这座城池表达永远共同维护和平的愿景：“我们一起共建的城是一座没有恐惧、迫害、羞辱的城……所有和我守护这城的人永远都会是我的朋友。”城池成为一个高尚愿景、和平大爱、精神核心的象征，叙事弧线中的精神目标因为城池这样的“物质化身”而醒目、立體。

2017年的《功夫瑜珈》同样是一个以“物质化身”凝结、具象呈现中印民心互通、友好互信的主旋律影片。影片开场点出中印友好源远流长，随后铺垫古印度“摩揭陀国”族人相残的故事：阿罗那顺将军谋权篡位，并袭击大唐御史王权策，公主吉檀迦利派碧玛将军营救，并备好稀世珍宝作为贡品请王权策搬回大唐救兵、平息叛乱，然而一行人刚进入大唐国界就遭遇暴风雪，碧玛将军及其部队神秘消失，珍宝也不知下落。第8分钟处，吉檀迦利公主的后人前来相邀考古专家陈教授共同解开这个历史谜团，并直言：“陈教授对‘摩揭陀国所做的学术研究印证了中印两国友好往来的历史，两人的合作也将推进中印两国考古界的来往与交流……”影片通过直白的台词奏响主旋律，实现B故事的精神目标。A故事的实体目标是中印民间合作寻宝，也就是陈教授协助吉檀迦利公主的后人寻护宝藏，并共同对抗“恶人”即阿罗那顺将军的后人。宝藏成为精神目标的“物质化身”，象征着两国友好互信、民心互通之情的珍贵。但B故事中两人如何互信的精神互动并不充分，反而依赖异域风光场景、豪车追逐、打斗场面等来串接A故事，犹如打造了一个琳琅满目的文化商品橱窗，虽然表面热闹非凡，但精神目标的表述流于粗糙。尤其在第二次开掘宝藏时，影片的精神目标从聚焦寻宝过程中的中印“互信合作”突然变焦为“守护全人类文明宝藏”。笔者认为，影片应更多地围绕宝藏这一物质化身来设计两人的互信互动、体现两国的文明交融，比如稀世贡品如何在文化意义上为两国所共同珍视，如何在符号意义上引导两人共同找到寻宝线索，从而使得人物在寻宝过程中不断印证中印友好互信的源远流长，体会两国文化交流的深远影响，收获人物精神层面的成长。

二、精神目标的“人物化身”

在中国梦主旋律影片中，也可以为精神目标设置一个“人物化身”，在这个“人物化身”与主角的情感互动中，以具体行动演绎精神目标，从而引领、促使主角发生精神观念上的改变，领悟人生意义。B故事通常是关系型故事，而爱情故事又是最重要的关系型故事。因此，B故事常常就是主角的爱情故事，主角的爱人往往就是那个帮助主角领悟人生、认识自我、修补缺陷的重要角色。如果主角是在爱人的帮助下领悟到精神核心，那么这个爱人应被塑造为B故事精神目标的“人物化身”。

在爱情叙事中，由人物演绎抽象概念、呈现精神目标早已是好莱坞的惯用手法，1999年的《偷天陷阱》中，年轻女神偷主动蒙住双眼，在年迈男盗圣的口令指引下，在3分钟内闯过了20多条激光线织就的防盗网，这种行动上的无间合作不仅具象演绎了“信任”，同时赋予两个角色亲密的情感空间，主角的爱人也成为“信任”的完美化身。

2016年的《长城》是张艺谋与美国编剧、制片团队合作的商业大片，但在国内及北美口碑均不佳。影片最大的失误发生在B故事的处理上，也就是对林将军与雇佣兵威廉之间的爱情故事叙事不充分。“《长城》中的人物表演不过是在完成一种机械动作，根本没有进入精神世界，剧本也没有提供什么合理的精神空间”③，这个精神空间就是理应由B故事营造的两人的情感空间。该片B故事始于第33分钟处两人的第一次交谈，相似的身世背景本应拉近彼此，威廉“为生存而战”的信条也符合好莱坞在设计人物时所给出的“原始目标驱动”。根据施耐德的理论，主角/英雄的原始目标驱动是指受众能与之共鸣的人的最基本、最原始的需求、愿望，比如生存、饥饿、性、保护所爱之人、死亡恐惧等。④然而，林将军却不认同威廉的“为生存而战”，这不仅使两人之间刚刚萌生的爱意突然冷却，也使受众无法在情感上认同林将军。随后，林将军好似一位“钢铁铸就”的战士迎战饕餮，以一番说教指出“信任”就是无影禁军为之奋战的旗帜，但明显缺乏爱情故事中女性角色的温度，从而导致两人的情感交流没有可看性。影片应加强爱情故事的叙事，将林将军作为精神目标的“人物化身”来塑造，在与威廉的情感互动中，以情为出发点，以行为演绎信任，使威廉感受真爱，并收获精神成长，使其从“为个人、私利而战”转变为“为家国、苍生而战”，演绎“互信合作、共同守护人类”的主旋律。譚晓明认为，“这个故事缺乏一个真正以自己的戏剧性意愿和行动来推动故事发展的主人公，没有建立起一个心理情感的聚焦点，不能让观众产生深切的情感认同，难以入戏”⑤。这里的“戏剧性意愿”与“心理情感的聚焦点”对应的就是威廉的“原始目标驱动”，这个驱动应从最初的“为生存而战”转变成爱上林将军之后的“为爱而战”，威廉应是为爱而改变。换言之，其“个人主义的攫取”应该在爱人的感召下转变成“家国为上的牺牲”，这种爱情的驱动才是“影片产生真正的逻辑说服力和情感感染力的基础”⑥。

与《长城》同期上映的《血战钢锯岭》，同样是以男主的爱情故事作为B故事，并将其爱人作为精神目标“信仰”的人物化身。影片最先铺垫的是男主幼时误伤兄弟，从而体认《圣经》中的“伤害他人、夺取他人性命”之罪，成年后他在医院看到身为护士的女主而爱上她。此时的女主已是“慈爱”的化身，散发着圣洁之光。在男主前往训练营地时，女主将自己祈祷所用的《圣经》送给他，正是这种共同的对“慈爱”的信仰紧密联结着两人，并在关键时刻给予男主以勇气和力量。男主无论是在训练中还是在战场上，都随身携带这本《圣经》，战友侮辱了爱人照片也就相当于侮辱了他的信仰。他对妻子的爱、妻子对他的爱，都与《圣经》和“慈爱”绑定在一起。男主自小形成信仰、遵从信仰找到爱人，再因信仰和爱人决定上战场救人，他的坚持己见更是出自对爱情的守护，“如果我变了，我就不是那个你爱的男人了”，这一切最终升华于在战场上战友帮助男主找回《圣经》这一情节。充分的爱情叙事、生动的人物化身对于该片精神目标的成功表述功不可没。

三、“命运共同体”叙事

以上笔者论述了如何在B故事中进行叙事优化，有效传达精神目标，针对的是以虚构故事作为A故事的中国梦主旋律影片。而改编自真实事件的军事题材故事，极适合用作中国梦主旋律影片的A故事，且其本身就清晰地传达了中国梦的核心精神，并具备现实可信度。比如2016年的《湄公河行动》、2017年的《战狼2》《建军大业》、2018年的《红海行动》就分别改编自湄公河惨案、利比亚撤侨、建军始末以及也门撤侨。对这些故事而言，最重要的是人物塑造，最大看点是主角如何决断、解决大麻烦，最能优化中国梦核心精神传播的叙事是通过主角展现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的联动，从而形成关于个人、国家“命运共同体”的表述。主角在个体B故事中的行为受原始目标驱动，在A故事中的行为因事关国体或国际关系而受崇高目标驱动，从而使得主角在每一次决断中不断感受原始目标驱动与崇高目标驱动的叠缠，呈现个人与国族命运与共的叙事，由此传达中国梦是个人梦与家国梦交织的核心精神。上述影片都采用了“命运共同体”叙事样式。

在《湄公河行动》中，缉毒情报员方新武既要完成缉毒任务，又挣扎于无力拯救爱人的痛苦回忆中，履行公职的英雄形象与背负痛苦情感的普通人形象交融在一起，从而与无数阅听人产生共鸣。与之类似，《战狼2》中，冷锋原是一名军人，是军队的形象代表，理应恪守军纪，但他却为了满足个人的正义血性而违反军纪。脱下军装的冷锋远走非洲，成为一个受原始目标——为爱人复仇——所驱动的普通人。冷锋面对的“有血性的普通人”与“严格自律的军人”之间的分裂在撤侨事件中被统一，他成为一个脱下军装仍勇于承担军职、发扬“军魂”的英雄。他最终发现敌人正是杀害爱人的凶手，于此，个体复仇与解救国民、伸张正义紧紧链接，保护国人的同时也是为爱人复仇。面对工厂员工的质疑和敌手的暴戾，冷锋既自治爱国又血性果敢，其隐忍与顽强最终驱除个体的局限性，一种救赎者与被救者共进退、共有的国族性被激发。“冷锋”作为中国梦核心精神的人物化身，就在普通人与英雄、个体与共同体的断裂处被生产出来，成为一个个人与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化身，与他同在的是无数热血沸腾的受众或者说是人民，主旋律在这里转变成了人民的旋律。转变成“人民的旋律”才是主旋律的深入民心、核心精神的优化传播。

《建军大业》的人物塑造及叙事同样是立足在“与人民融合”上。影片充分描绘了南昌起义的雄浑、三河坝战役的惨烈，党内党外、大大小小的风云人物镶嵌在叙事中，战事段落加上情感段落传递出一种凝聚性的力量，让生活在和平年代、喜看类型片的年轻观众触摸到战火中拥有复杂情感的、甘于牺牲的崇高灵魂，如片中所言，“经历战火洗礼的灵魂将永远和人民融合在一起”，接受精神洗礼的年轻受众也在观影的过程中以升华的情感将作为“人民”一员的自身与过去的先烈、现在的家国、当下的军队、身边的“人民”融合在一起。由此，“军队”不仅是国家机器，更是“人民”的护卫军，经由军队，国家与人民命运与共的精神被表述和传达出来，当年的浴血奋战、渴望与憧憬再次凝聚了“人民”，并在新时代的语境下奏响“命运共同体”的主旋律。从这个角度来看，描绘过去峥嵘岁月的《建军大业》与表现当今国族强盛的《战狼2》共同构建了一幅“与人民融合在一起”的具有历史延续性的图景。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梦主旋律影片的核心精神叙事优化可以有采用两种样式：其一，在关系型故事中加强人物互动及情感交流，并借助“物质化身”和“人物化身”对“精神目标”进行具象而立體、充满情感色彩的表达。其二，在塑造人物时融合其原始目标驱动与崇高目标驱动，从而塑造真实可信的个人、国家“命运共同体”的代言人，激发“人民”的情感共鸣与身份认同。

注释

①数据来源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227060115_114733。

②在施耐德的叙事理论中，影片可分为A故事和B故事，A故事围绕“实体目标”进行，指向主角想要的、一个实体存在的物质目标，是当主角赢得或失去时，受众能明确知道的一件具体事物，因其驱动主角而构成受众所看到的、表面上发生的剧情，通常是动作型故事。B故事围绕“精神目标”进行，是指潜藏在表面之下的故事，指向主角需要领悟的人生意义，这才是主角真正需要的，通常是关系型故事，其中所出现的人物是能够帮助到主角的爱人、精神导师或一个团体。因此，B故事也被称为“帮助者故事”，细节性地讲述主角如何遇见真爱、导师、搭档，以及这些人物如何帮助、推动、促使主角领悟人生真义，这也是每部影片、每个故事真正要表达的精神主题。B故事正是好莱坞影片优化其意识形态传播的秘密武器。以此来看，中国梦主旋律影片核心精神的表述既可以借由动作型A故事演绎，更应该由B故事中的人物及人物关系来呈现。参看[美]布莱克·斯奈德：《救猫咪Ⅲ——反击战》，韩程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7—78页。

③张德祥：《〈长城〉：电影创作的歧路》，搜狐网，http：//www.sohu.com/a/123459587_498387。

④[美]布莱克·斯奈德：《救猫咪Ⅰ》，王旭锋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6页。

⑤谭晓明：《电影〈长城〉——“借船出海”的探路先锋》，《解放军报》2017年1月1日。

⑥丁亚平：《从商业到国家：典型的文本——影片〈长城〉及其意义》，《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责任编辑：采 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