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屈冬

摘 要： 布鲁姆的美学思想源于传统的唯美主义诗学观念，他继承了唯美主义者文学艺术独立自为的观点，以及现世人生的拯救。

关键词： 传承与重构 美学思想 纯粹美

哈罗德·布鲁姆美学思想的来源较为丰富多样，他从西方文艺传统中汲取了理论养分，通过整合不同资源来其批评实践的需求，以此形成具有个人特色的美学观念。唯美主义诗学观念是其美学思想的主要来源。在《影响的解剖》中，布鲁姆承认了这种师承关系[1]，有助于我们认识、分析其美学思想，在纵向比较中探讨他对唯美主义诗学的传承与超越。

一、对唯美主义诗学观念的继承

王尔德曾指出，文学艺术有其自身的规律，表现的只是自身[2]。因此，唯美主义者眼中文学艺术并不以反映客观世界和服务现实为目的，而是以追求美和表现美为根本目的。美是文艺作品全部的目的和价值，因而是一种自为的存在。唯美主义诗学的形式由两方面构成：一是准确的语言和词语的乐感；二是语言文字再现的感官印象，特别是视觉印象[3]。唯美主义批评家评判文艺是否是美的，依据的便是这样一种以语言和感官印象为标准的形式，即便是丑恶、怪诞的事物也可以在形式的作用下转变为美的。

同唯美主义批评家一样，布鲁姆重视对美的发掘与阐释。在他那里，审美包括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及丰富的词汇，是一种“混合力量”。语言是审美体悟与审美表现的依托。通过语言的运用，作者可以创造出具有原创性的丰富形象，从而形成审美感染力。布鲁姆的语言，既关乎诗歌中的韵律节奏和意象，又与戏剧小说中的人物塑造有密切的关系。对语言工具属性的重视，不仅是布鲁姆在“误读”论中对修辞语言的强调，而且是他在经典批评中对哈姆雷特和福斯塔夫语言分析的由来。从这里可以看出，布鲁姆观念中语言与审美体悟和审美表现的关系及其对语言的关注，与唯美主义者是相通的，因此两者是一种继承关系。

审美独立性是布鲁姆在批评实践中坚守的美学原则和批评准则。这一点与唯美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主张是相通的。布鲁姆曾感叹道，如果有人声称文学无关意识形态和形而上学，那么他就会被视为一个怪人[4]。他认为，只有审美批评可以使我们回到文学想象的自主性上。也就是说，只有以美为对象的批评才是其观念中的文学批评。因此，布鲁姆才认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及解构批评等外向性研究偏离审美，被他统称为“憎恨学派”。此外，布鲁姆还认为，依赖并热衷于道德、政治、哲学的批评方式玷污了想象性文学。为捍卫文学想象力，即便是在宗教批评中布鲁姆也以想象为标准评判宗教文本，甚至将《J》之书中的耶和华等同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福斯塔夫。因此，布鲁姆观念中的文学批评，始终是一种充满激情的个体行为而不是一种社会关怀，是实用性的而不是理论性的。这些观念均与唯美主义自律自为审美观有着一定的相通性。

十九世纪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在使英国经济空前繁荣的同时，对民族社会及价值观念产生重大的影响。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仅改变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贫富差距愈加明显，对个体幸福的追求不再以满足精神需求为主，唯美主义者寄希望于艺术这一盏明灯，宣扬“为艺术而艺术”、提倡“生活的艺术化”，希望以艺术精神抵抗物质主义和拜金主义对人类精神文明的侵蚀。正如有学者指出，佩特的“为艺术而艺术”，是追求高质量人生的艺术宣言，与“为人生的艺术”没有本质区别[5]。因此，拯救现世人生可以说是唯美主义诗学的一个主题。

对佩特和王尔德来说，“现世人生的艺术化”便是拯救现世人生的最佳途径。既然彼岸世界已经失去了以往的统摄力和吸引力，现实生活又充满了物质主义和拜金主义的诱惑，那么，他们需要构建一个异于现世人生的美的世界，以这样一个世界指引人们追求美的现世人生。“为艺术而艺术”主张，便是建构并追求美的世界和人生的宣言。“为艺术而艺术”表现的不仅是对文艺自律自为的态度，还可以转化成一种关于现世人生的态度。佩特主张用艺术精神对待生活，用文艺世界统摄现实世界。这里的艺术精神，便是追求文学艺术自律自为的精神，也就是追求当下的圆满，其经历本身便是这种追求的目的。在这种情形下，生活成为一种“美学体系”，而“为艺术而艺术”也就一变而成了“为生活而艺术”。布鲁姆认为，阅读具有美学价值的文学经典，可以增强读者的心灵力量和自我认知能力，可以帮助读者抵抗生活中不如意事情的困扰和打击。因此，布鲁姆在《如何读，为什么读》中为读者列出了阅读原则，帮助读者学会怎样阅读经典。在这一方面，布鲁姆与唯美主义者的态度是相同的，都主张以文艺对待生活，用文艺精神改变个体的精神面貌。

二、对唯美主义诗学观念的重构

布鲁姆对唯美主义诗学的重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布鲁姆没有像唯美主义批评家那样，将审美的自律自为限定在文艺创作方面，而是从批评实践角度倡导审美独立和审美自主。唯美主义诗学的审美，主要是从文艺创作角度提倡审美的无功利性和独立性，强调文艺创作的自律，排斥道德、政治哲学对文艺创作的影响与干涉。布鲁姆的自律自为审美观，主要是从批评实践角度反对从政治、道德哲学等角度对文学作品做非审美性解读，倡导的是以审美为评判核心的批评立场和价值观念。其次，布鲁姆没有固守唯美主义诗学为审美赋予的无功利性和独立性，而是在经典批评中为它赋予陌生性。布鲁姆的陌生性，是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或人们完全认同而不再视为异端的原创性[6]。陌生性的实现，需要后輩诗人对前人文本进行陌生化处理（即修正或“误读”），陌生化的结果不仅是原创性文学经典和强力诗人的诞生，而且是陌生性审美的展现。可以说，陌生化是审美的展现途径，而陌生性则是审美的特性。最后，布鲁姆没有同唯美主义者一样，将审美从人类其他活动中剥离出来，而是认为审美具有重要的个体性价值。尽管现世人生的拯救是唯美主义诗学的主题之一，但由于它过于强调审美既不能起到认识客观世界的作用，又不具备道德说教功能，使得这一主题被其极端的立场遮蔽，没有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虽然布鲁姆强调审美的独立性，但他观念中的审美却具有重要的认知功能。在布氏看来，虽然审美不能使读者在道德方面变得更好或更坏，但可以使读者认识自我，增强自我的心灵力量，通过提升自我间接影响或促进他人和社会的改变。因此，布鲁姆的审美具有重要的个体性价值。

此外，在布鲁姆的美学观念中，审美与崇高是可以互通的两个概念。崇高被视为一种竞争模式，它的基础是文本中体现出的矛盾对立的情感[7]，是布鲁姆从浪漫主义诗学那里继承而来的观念之一。布鲁姆认为崇高具有审美价值。与审美相同，崇高对情感具有影响力，且具有认知价值，可以改变、提升自我，并增强自我意识。不同的是，崇高这一概念更为突出的是后辈诗人与前辈的对抗。从这个角度看，布鲁姆观念中的崇高具有对抗性。需要注意的是，崇高的对抗性使布鲁姆的审美观带有一定的对抗性。陌生性审美与对抗性崇高的可通性，使得布鲁姆的审美有别于唯美主义诗学。

从唯美主义诗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它的文艺主张看，它对现世人生的态度并不是冷酷的，对伦理道德不是冷漠的，它的艺术实践不是颓废虚无的。唯美主义者是以艺术精神规范现世人生，以艺术追求拯救日益没落的伦理道德。然而，唯美主义者在现世人生拯救的具体策略方面还处于探索阶段，更多注重的是从形式方面探寻拯救策略，没有触及人的内心世界。这一点，在布鲁姆的美学思想中得到了改善。有评论者说到，布鲁姆在大众读者当中颇受欢迎，是当今西方学界其他学者无法比拟的[8]。笔者认为，这主要归因于布鲁姆将“现世人生的拯救”放在首要地位，以满足大众读者需求为目的，在批评实践中以易于读者接受的方式阐述其美学思想和学术见解。具体来说，布鲁姆将拯救现世人生的希望寄托在经典阅读中，体现在“为什么读”和“读什么”这两个问题上。

在他看来，当今的学院派批评风尚在将文学批评体系化和理论化的同时，忽视大众读者的内心需求和文学批评的目的，使得阅读成为象牙塔中的学问，只有专家读者才能够赏析。因此，布鲁姆将“为什么读”指向大众读者的内心世界。布鲁姆认为现实生活中的人是孤独的，读者只有通过阅读才可以认识自我，增强自我的心灵力量。他为什么认为现实生活中的人是孤独的？为什么孤独的人需要阅读？布氏认为，人们需要阅读不仅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认识足够多的人，还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友谊是脆弱易逝的，容易受到时间、空间，以及家庭和感情生活等不如意事情的打击[9]。因此，布鲁姆认为现实中的人是孤独的。在他看来，阅读不仅能够给予孤独的人以智慧和乐趣，更重要的是可以使人们了解自我利益，增强自我的精神力量。在布鲁姆那里，只有想象性文学才能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认识自我、增强自我从而减轻孤独。

布鲁姆将“为什么读”指向读者的内心世界，包含着他对当代西方文论生态环境敏锐的观察，蕴含着对其发展趋势的判断能力。20世纪的西方文论界比较繁荣，各种理论学说争相登场。然而，繁荣的表象遮蔽了潜伏的危机。有论者认为，“强制阐释”是20世纪西方文论的基本特征和根本缺陷之一。“强制阐释”，指的是背离文本话语，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做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有四种基本特征，即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和混乱的认识途径[10]。这一观点似乎与布鲁姆对当代西方文论的看法较为一致。场外征用，主观预设和混乱的认识途径，是布鲁姆极力反对的。

布鲁姆认为，“憎恨学派”是导致当今时代阅读分崩离析的罪魁祸首，因为他们从非文学角度带有预设主观意图，强行证明文学是意识形态的表征。他反对的并不是意识形态本身，而是反对从意识形态或其他非文学角度强行阐释文学。这种强制阐释，使得阅读过程失去体验美学的乐趣。从这一角度看，布鲁姆对“憎恨学派”的排斥，或者说对当时文论生态环境的观察，已经预示了西方“后理论”时代理论反思的到来。“憎恨学派”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变得专业化、理论化，不仅使阅读脱离文学实际，更加脱离社会大众的实际需求，忽视文学研究的目的。尽管布鲁姆没有明确提出文学研究的目的与价值，从他的立场和观念看，文学研究应认为现实生活中的人服务为目的，以满足人的实际需求为旨归，其价值意义要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布鲁姆在“为什么读”这一问题上，始终以大众内心需求为旨归，以审美的认知价值为阐发焦点。也许只有这样，文学在媒体图像盛行的当代社会才有持续下去的可能，文学研究才能充分发挥其价值功用。

布鲁姆在《西方正典》《如何读，为什么读》和《天才》著作中为读者开列了“读什么”清单。三份清单中的作家作品，均因其陌生性被布鲁姆视为经典。陌生性是布鲁姆从佩特那里借用过来的术语。布鲁姆认为陌生性适用于所有的文学经典，经典的标志。具有陌生性的文学经典，能够给读者带来有难度的乐趣。有难度的乐趣意味着领悟具有原创性艺术和丰富内涵的文学作品时获得的喜悦之情，与陌生性之间是互为因果关系。“有难度的”是与平面肤浅相对立的，指涉那些蕴藏着丰富思想内涵、深厚情感和原创性艺术技巧的经典作品。只有这样的作品才具有持续可读性，需要不同时代的读者为之倾尽心力，获得不同的审美体验和审美感悟。那些肤浅的、平面的文学作品不具备持续可读性，并不需要读者花费心力和时间去解读，读者也难以从阅读过程中获得更高层面的精神喜悦。只有通过不懈努力获得的领悟，才能深入读者的内心世界，让读者在阅读中和阅读后产生精神上的喜悦之情，并对其精神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这一角度看，陌生性是“有难度的乐趣”产生的因。布鲁姆认为，阅读一部经典作品如同接触一位陌生人，产生的不是种种期待的满足而是一种怪异的惊讶[11]。不论是思想内涵还是艺术表现形式，文学经典有其独特的深刻性和复杂性，是快餐读物无法媲美的。不仅如此，由于文学经典往往是对以往优秀作品价值的历史性追认，时代背景和价值觀念的变迁会影响后世读者对经典的阅读和接纳。因此，经典自然会对读者的阅读造成一定难度，使其在阅读过程产生惊讶而不是满足，需要他倾尽心力发掘经典文本的内涵底蕴。从这个角度来说，“有难度的乐趣”是陌生性产生的因。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现世人生拯救”这一主题，从唯美主义诗学形式上的“生活艺术化”策略，演变为布鲁姆美学思想中的经典阅读策略。两者均关注个体的精神生活，以促进精神生活质的飞跃为旨归。然而，与唯美主义诗学相比较，布鲁姆的思想观念化要更为具体也较为完善。

参考文献：

[1]Harold Bloom. The Anatomy of Influence： Literature as a Way of Life[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21.

[2]Oscar Wilde. The Complete Works of Oscar Wilde[M]. London： 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 1996：942-943.

[3]杜吉刚.文学艺术自律——西方唯美主义批评的一个诗学主题[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107-112.

[4]哈罗德·布鲁姆，著.江宁康，译.西方正典[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8.

[5]钟良明.“为艺术而艺术”的再思索——论沃尔特·佩特的文艺主张[J].外国文学评论，1994（2）：16-24.

[6][11]哈罗德·布鲁姆，著.江宁康，译.西方正典[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2.

[7]屈冬.哈罗德·布鲁姆与浪漫主义诗学的关系探讨[J].求是学刊，2015（2）：106-111.

[8]Alan Rawes and Jonathon Shears， Reading， Writing， and the influence of Harold Bloom[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10：2.

[9]哈罗德·布鲁姆，著.黄灿然，译.如何读，为什么读[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3.

[10]张江.强制阐释论[J].文学评论，2014（6）：5-18.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WGW 17207）；南昌师范学院博士科研基金启动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