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国钰, 任晓冬, 杨振华, 肖 杰, 刘立冰, 高 洋

水资源作为一种战略性资源，关系着国家安全与人民的生产生活。随着经济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推进，水资源短缺，水污染，生态恶化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城市发展与生态协调的一个重大问题。开展针对水生态足迹的研究已成为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一个重要环节。生态经济学家William[1]提出的生态足迹概念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Mathis等[2-3]对生态足迹计算原理和方法进行进一步的拓展，并广泛应用于不同空间尺度的定量评价体系，并由此衍生出水足迹，水生态足迹等概念。黄林楠等[4]建立水生态足迹和水资源承载力模型，并对整个水资源账户进行细化。潘真真等[5]基于水生态足迹并将概念引申为水生态占用，并提出生态系统供给及净化服务功能的水生态占用研究。在此之后，国内学者对水生态足迹的研究，从单一的核算水足迹及其历年变化特征；发展到胡永红等[6]运用ARIMA模型的大样本建模对水生态赤字进行预测。杨振华等[7-9]分别采用GRNN模型、SVR(支持向量回归机)模型对时间短、变异性大的小样本容量对城市水生态足迹进行预测，揭示水生态足迹的时间序列规律。虽然取得了良好的预测精度，但是缺乏对影响水生态足迹驱动因素的分析。本文以地质条件特殊而导致工程性缺水的城市贵阳为例，计算其2002—2016年水生态足迹时间序列，引入STIRPAT模型对影响其水生态足迹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