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

茶马古道的历史已有几千年，但“茶马古道”这一名称的出现还不到三十年。这一名称首次正式出现在我们关于这条路的第一本专著《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里，并逐渐传扬出去，得到有关专家和各界人士的认同与肯定。“茶马古道”就此叫响开来，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专有名称。

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茶马古道在近二十多年间成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随处可闻可见。这条也许是世界上最为艰险、也最为神奇壮丽的道路，引起了越来越多人们的浓厚兴趣，无论学生、学者，还是游客、探险者，甚或茶客、商人，以及政府机构等等，均被茶马古道吸引，与茶马古道有关的一切，一时成为热点。

我相信，在1990年以前，人们没有在任何地方见过“茶马古道”这个名词。它最早露面，应该是在几个同道和我合著的《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1992年初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在那本书的橘黄色封面的显眼位置，我们打上了“茶马古道系列研究”的字样。在书里，我们首次提出了茶马古道的概念，并对这条极富传奇色彩和文化意蕴的道路作了初步的叙述和论证。这应该是专门而系统地介绍、研究茶马古道的第一本专著。这本书的诞生，完全出自一次艰辛而漫长的田野考察——真正意义上的行走。

一

1990年夏秋季，我们临时组成了一支考察队。考察队有六个人和一条藏名叫嘎丢的大狼犬。各种各样的机缘，使得我们聚合在一起，并走上茶马古道。

精通藏语、熟谙藏学的王晓松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藏语系，当时在主持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格萨尔研究室的工作，他正在翻译的《格萨尔王传·姜岭大战》，大量涉及滇藏川区域的地理、历史、传说及相互之间的各种关系。嘎丢便是王晓松训练有素的爱犬，它一路成为我们最好的护卫和最佳的公关大使。徐涌涛那时在中甸县（现香格里拉）地方志办公室从事方志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大量资料显示出迪庆藏区与西藏和四川藏区的密切联系。李林当时在中甸县计划委员会，负责长江中上游自然资源等方面的规划工作，正需要了解金沙江一线的情况。他们三人从小就在迪庆高原长大，耳濡目染，早就有心从事这一区域的考察研究。

我们另外三人则在昆明的大学里任教。木霁弘的父亲木芹教授师从“南中泰斗”、“滇史巨擘”方国瑜先生，多年致力于云南地方史的注疏研究；木霁弘更是大侠一个，父子俩一个坐书斋，一个做田野，合作出版了不少有关著作；木霁弘还应云南大学同班同学徐湧涛之邀，共同编纂中甸县志资料。搞语言学研究、现任北京大学语言研究中心主任的陈保亚曾先与我后与木霁弘同事，他不仅娶了一位傣族女子，更致力于各民族语言文化的比较探索，滇、藏、川区域各民族交互影响的语言现象成了他关注的焦点。而1980年代中期，我便在滇西北的迪庆干了整整一年的“讲师团”，在那儿听到了许许多多非常精彩有趣的故事，尤其是一些当地朋友所讲的他们祖先赶着马帮走西藏草地的故事深深吸引了我。在我看来，那完全是一部只属于过去时代的传奇般的史诗，一部壮丽的高原史诗。于是，我也就选择当时还未命名的茶马古道走了进去，于1989年以“扛大箱”搭便车和徒步的方式，第一次由东向西并向北穿越横断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和昆仑山脉，涉及藏区30余县，回来后以仅有的9个胶卷拍摄的照片，做了一个业余的影展，轰动一时，并由此结识木霁弘，大家因缘聚合，开始动议进藏考察。

1990年7月，我们六个人揣着中甸县志办公室出资的6000元经费和我们各自的一点积蓄，先搭乘客车到云南与西藏紧邻的德钦县，在德钦升平镇（昔日称阿墩子）雇了一支有7头骡子的小马帮，由马锅头多吉赶着骡马，驮着帐篷、睡袋和锣锅、高压锅，以及火腿、罐头和压缩干粮等食品，踏上了数十年来就没有人全程走过的马帮山径，在大山大川里走了整整100天，以西藏昌都、四川巴塘、康定和云南的中甸为节点，把滇、藏、川大三角区域转了一圈，回来后余悸未消、兴奋未平地撰写了一些考察手记，汇集后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那本名为《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的书。

二

那时我们才发现，我们走过的是一条曾经辉煌过的古道，它是汉藏等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走廊，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诸国自古就有交往的重要国际通道，也是连接横断山脉地区与喜马拉雅文化带的重要纽带。在这条古道上，有过种种神奇而丰富的或许已经永远消失的人生，有着无与伦比、博大精深的人文景观和无比壮丽神奇的自然景观。

但当时我们就面对一个棘手问题：这条古道究竟叫什么？它起源于何时？它是怎么缘起的？它究竟经过、覆盖了哪些地区并在哪里收束？它的内涵和意义如何？

以往，在滇南的西双版纳、普洱等普洱茶产销地区，人们将这条路称为“茶叶之路”；而在滇西北贩茶、运茶入藏一线，人们只有“走西藏”、“走草地”的说法；在四川，向来有大规模的“茶马互市”，历史上在碉门（现天全县）曾设有专门管理的“茶马司”，大量的背夫、马帮和牦牛驮队在内地和藏区之间穿行，将内地的茶叶和康藏的山货等，在两地之间贩来运去，同時也有不少政府官员以及戍边士兵长年通行在这条路上，清代康熙以降，沿途设有粮站、兵站和驿站，有“康藏官道”、“康藏大道”之说，有的分支线路也有叫“茶道”的等等。

然而，对这条路的多种多样说法，似乎都不是那么准确恰切，更谈不上响亮易记。

我们在刚开始撰写关于那次考察的文章时，先将这条路称为“茶马之道”，一则因为这条路是作为“茶马互市”而大规模通行的，运输交易的最主要物资就是茶叶和马；二则因为这条道路最为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是马帮这一独特的载体。

后来我记得是徐湧涛提出，这条路既然有茶又有马，而且那么古老悠久，不如叫“茶马古道”更好。这一名称既准确表达了这条道路的特征，又响亮动听易记取，更有意蕴——茶与马，原本就诗意地栖存于世世代代生息于这一带的藏族、纳西族、白族等民族的历史和民间传统中，是其文化内蕴之一。它们不仅是物质的、生命的，也是精神的和感情的。马，不仅仅作为驮畜和交易货物，对于马的崇拜已成为藏、纳西等文化的一部分。茶，对于汉人来说早已融为汉文化的有机成分；茶，在藏人生活中更是须臾不可或缺，是生命和生活的必需品，他们将之视为“生命之源泉，天神所赐的甘露”。

我在2012年发现，拉萨色拉寺的一口直径1米多的煮茶大锅的内里，就有这样的藏文铭文：“非凡享受之聚集，渊源无尽之宝藏。”（索朗顿珠活佛译）这表明，茶已经进入了藏族的血液和精神信仰。

“茶马古道”这一名称得到了我们六个人的一致赞同。于是，这一名称首次正式出现在我们关于这条路的第一本专著里，并逐渐传扬出去，得到有关专家和各界人士的认同与肯定。“茶马古道”就此叫响开来，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专有名称。这并非文化孤案而有先例：19世纪70年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就将东亚与中亚、西亚和欧洲相通的我们一直称为西域道的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成为经典之名。

三

由于种种机缘，也由于对这条道路的迷恋，我没有离开茶马古道，一直从事着有关茶马古道的考察研究、写作和拍摄图片的事儿，一而再，再而三而至于不计其数地徜徉于这条道路。

在我们的茶马古道考察队成员各奔前程后，我曾独自一人骑自行车将我还未走过的川藏大北路茶马古道，也就是现在的川藏公路北线细细踏勘了一遍。在此以后的岁月里，行走茶马古道对我来说成了家常便饭，我几乎每年都要往来横断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之间，每次时间都不算短。有时还深入到云南、四川、湖南甚至浙江、福建的茶叶产地作调查。我已不记得曾经翻越过多少高山，涉过多少江河和溪流，经受过多少旅途的精疲力尽和可怕的惊吓。沿途很多地方至今人烟稀少，而那些僻远的村落至今仍很少有外人到过。随着考察线路的延伸和研究的拓展深入，我想我对茶马古道的认识也日益丰富起来。

踏上茶马古道，古道石块上嵌有的寸许深的马蹄印历历在目，欲说风尘；道旁的嘛呢堆上刻画着各种神佛像和宗教箴言咒语，历经沧桑；关帝庙、喇嘛寺，甚至天主教堂，矗立于各个关口要津和风水宝地；那些跨越江河、连接古道的木架悬臂桥和铁索吊桥，便是由过往商队马帮的血汗钱架设而成的；深山的洞穴中、陡岩下、崎岖的道路旁，时时可见森森白骨；许多岩洞和道旁被火烟熏得黝黑的巨石在倾述着无数代马帮商人风餐露宿、如歌如泣的传奇经历；上了年岁的老人喝着酥油茶，用苍凉的声音向人们讲述着千百年来茶叶入藏的故事……

只有实地亲身走过这条道路，才能领略茶马古道的壮丽险峻，才能真正体会到当年走过这条道路的背夫、马帮们所经受的艰难困苦，也才能感悟到茶马古道所包容的人文精神的博大精深。

要是时光倒转仅仅二十几年，在我还没有将自己的脚步踏上茶马古道之前，我也不会相信那条路上有那么多精彩的故事和那么深厚的文化内涵，那里面充满着太多难以置信、难以想象的际遇。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从未听说过什么茶马古道，它仿佛根本就不存在。即使在交通相对发达的今天，对大多数人来说，由横断山脉东侧的云南和四川进入世界屋脊，仍是难以付诸实行的事情。

然而茶马古道的确存在过。考古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至先秦这一时期，甘、青、藏、川、滇区域的各族先民已突破了自然地理的障碍，翻山越岭或经由山间谷道来来往往，带来了来自北方的黄河文明和草原文化的影响，他们之间已然血脉相通，已存有共同的文化因素，显示这一区域是一个文化走廊。及至汉地由南而北兴起饮茶习俗和文化，藏区广大的肉食乳饮的贵族和农牧民了解到茶叶的好处，并产生了对茶叶的资源性需求，一地产茶，一地需茶，一地有马，一地要马，于是联系两地之间的茶马古道便应运而生，上述古文明通道就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并完善起来。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加上统治者的提倡，形成了茶叶的大量运输贸易，并在汉藏边缘形成茶马互市的市镇且联接成线，茶马互市及其山货特产贸易这样一种资源互补配置，造就了茶马古道。也由于弥漫于藏区及相关地区浓重的宗教氛围，由于藏传佛教特别的朝圣活动，形成了古道上人流和物流的大量交往。而这种交往必然带来相应的其他文化的传播和相互影响。更由于行进在茶马古道上的“马帮”这种极特殊的“载体”，它们能渗透到所有有人烟的地方，并与当地民众发生密切的联系，因而使得茶马古道逐渐形成了联系沿途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纽带。于是，从遥远的、开放的唐代，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滇藏、川藏公路修通。至今，在短途区域里，它仍在通行，仍可见少量马帮穿行在雪山、江河之间。在半个多世纪前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中，尤其在1942年缅甸陷入日本侵略军的魔爪，中国当时惟一的一条国际交通道路滇缅公路被截断，从云南丽江、四川康定经西藏再转道至印度的茶马古道，顿时成为抗日战争中后期大西南后方主要的国际商业通道，一时间沿途商号林立，马帮云集，其繁忙景象实在令人惊讶。

幸运的是，还有不少老人健在，他们或是曾经亲自参与过茶马古道的运输贸易活动，或是见证过茶马古道曾经的繁荣兴盛。我曾多次对有过类似经历的“藏客”老人，如云南的赵鹤年先生、黄钟杰先生、袁基宏先生、张乃骞先生等，以及在西藏走过茶马古道的边多先生、格桑旺堆先生、噶瑪丹增先生等，在四川制茶、背茶走过茶马古道的姜琳先生、李攀祥先生等，进行了深入的访谈。当年的一切，仿佛都还在他们的眼前。当我一跟他们谈起茶马道上的事情，老人们马上兴奋得眼里放出光来。在那样的时代，在那样的情形下走过世界屋脊，肯定是一个人一生当中最难以忘怀的经历。

在那些“藏客”老人之前或之后，有一些政府官员、军人、僧侣、探险家、学者等等盘桓于茶马古道，他们用各种各样方式撰写下的精彩史料文献，更展现出茶马古道的沧桑岁月和深厚内蕴。

在我自己先后数十次沿当年茶马古道的线路穿越世界屋脊之后，在长期收集、研究一切与茶马古道有关的材料之后，在对仍在世的走过藏区的老人以及其他人询问了我能想到的一切问题之后，又埋头研读了一些相关或不相关的文章和书籍，总算是对那一条道路，对神奇伟大的马帮生涯，对那一种艰苦卓绝的生存方式，有了鲜明的印象和深入的了解；对那一条道路所蕴涵的意义，有了较清晰而深刻的认识。虽然后生已晚，但我还是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我和那些千百年前就开拓茶马古道的各民族先人，和那些半个多世纪前频繁往来茶马古道的前辈们，有着血脉相通的亲缘关系。

四

在我看来，茶马古道是这样一条道路：它是联接横断山脉与喜马拉雅山脉两大民族文化带的走廊；它主要呈东西走向，并与西南丝绸之路形成十字交叉并有相当部分重合，同时与费孝通先生反复强调的藏彝走廊形成部分交汇和重合；它主要兴起于汉藏之间源远流长的茶马互市，以传统的背夫、马帮和牦牛驮队作为运输交通载体；它萌发于唐代，在宋元明时期以茶马互市逐渐发展成形，在清代到达商贸互动的鼎盛时期，进入民国雖逐渐显示衰败之象，但到抗日战争时期它一度成为中国惟一的对外陆上通道，出现了罕见的繁盛和辉煌。它的使命和运作在20世纪50年代已基本结束。在不同历史时期，茶马古道有着不同的分布和盛衰起伏。它主要是一条历史之路。

远自唐代直到近现代，这条以背夫、马帮和牦牛驮队为运载主体的古道不仅蜿蜒通行，而且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国大西南走向世界的主要通道，成为中国西南地区区域间综合环境调适和资源互补的经济网络，抗战中更成为中国惟一的对外交通道路。千多年来，它将四川、云南的茶叶等输送到藏区，又将雪域高原的山货特产等运销内地。就在官方茶马互市和民间交通运输贸易的同时，这条世界最高、最险峻的道路，成为汉藏等民族之间紧密联系的纽带，更成为宗教文化以及沿途20多个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交流的走廊，带动了沿途人口的流动和城镇的兴起。它蕴涵着苍茫神秘的内容，有着传奇般的色彩，更拥有横贯世界屋脊的惊心动魄的自然景观……

茶马古道，正是这样一条不同部族集团（民族）及文化大板块（区域）之间经济、文化、政治等交流的渠道。研究这条古道及其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将有助于我们对亚洲古文明形成过程的进一步认识，有助于我们对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如何互动涵化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对西南各民族尤其是藏族与祖国大家庭关系的认识。茶马古道的开通和延伸，为国家边疆的开拓发展，为中华灿烂的古文明在边疆的传播和扎根开花，为多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融合，为国际间的经济贸易合作和友好往来，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考察茶马古道无异于一次次独一无二的伟大冒险。在那里你能看到成群结队的马帮和牦牛驮队行进在茫无涯际的大草甸上，能听到清脆的骡铃在肃穆冷峻的雪峰间回荡，你还能从马帮们在河谷林间烧起的炊烟里嗅到酥油茶的浓香味儿，更能从中感悟到人类为了生存所能激发出的无畏勇气和智慧，所能付出的难以想象的努力，以及世世代代都能够激动人心的精神。正是这勇气、力量和精神使得人类生活有了价值和意义。

现在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人们加入了探寻茶马古道的行列，他们有的是做旅游的，有的是商人，有的是作家，有的是搞学术的，有的是学生，有的针对茶马古道做起了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有的是为了追寻心中的圣洁之地以获得心灵的慰藉和宁静，有的仅仅是为了走一走这条惊心动魄的路。

我自己恐怕还会走下去，直到跑不动、写不出那一天。

作者简介

李 旭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茶马古道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