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立平

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散，或坠茵席，或落粪溷。自降生那一刻，人生这部大书很多章回都已写定，不容选择，亦难作大改动：体貌、智商、性格、家庭、环境、时代……不过在这些被给予之物中，有一项是极易改换的，那便是人的名字。

好名字固然能带来成长中的积极暗示，油然而生“锡余以嘉名”的自豪。遇上坏名字也不必难过，大不了到派出所改一下，无须动手术。然而我们常出于孝道观念，不太愿意拒绝父母长辈在名字上的这份寄托。例如吾家文公，文起八代之衰，名讳曰“愈”，不见于许祭酒的《说文解字》，便招来清代学者王鸣盛的非议。他在《问字堂集·序》里推测，韩文公之所以未改名，是因为“昌黎幼孤故也”，《礼·曲礼》“君子已孤不更名。”近代哲学大师亚瑟·叔本华也遭到伊格尔顿（Eagleton）的嘲笑，因为叔本华是高贵冗长的姓氏，而亚瑟之名则相当市井气，放在一起不伦不类，至于叔兄何以不改名则无从考证了。

若不欲更改户籍之名，则可通过取字、号、别名、斋号等方式“曲线救名”。相对于其他人群，书画家尤其喜欢取字号，因为他们倚赖名气吃饭，又要经常落款，没有一个风雅的名字实在难受。一般来说，“字”较为固定，“号”则比较自由，不妨“朝三暮四”。常见到当代书家的自我介绍里，除了爱标榜虚衔外，就是喜欢罗列别号，密密麻麻一大堆，其实给人不庄重的感觉。须知“字”是言志的，“号”是抒情的，古人号“东坡”、“放翁”、“稼轩”都有点牢骚不平之意在焉。性情中人固然对艺术创作有益，但尚未臻平和自然之高境，号不宜太多，更不宜标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