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农

一

家喻户晓的《三国演义》原名《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这书名的意思是说，小说是以历史书《三国志》为依据来创作的。

“演义”一词乃是指就原始材料加以推演发挥，予以创造性的虚构生发。鲁迅先生说过，他的小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说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所谓“改造”、“生发”就是演义。一般小说的“缘由”在现实生活中；而历史演义小说所采取的“一端”则在历史载籍中，受到的制约不免总要多一点了。

《三国志演义》的渊源除了传统史传之外，还有先前民间艺人的创作。早在隋唐时代，艺人们已将三国故事搬入木偶戏和说书之中。到宋代，说书之讲史一类中有“说三分”的专门科目，也有以“弄影戏”形式来搬演的。到元代，出现了《全相三国志平话》，由桃园结义写到诸葛亮之死，首尾完具，但由于作者文化水平不甚高，文字比较粗糙，情节也多怪诞。元末明初，罗贯中在《三国志平话》基础上重新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此书一方面广泛吸收过去的通俗小说和戏剧的营养，一方面深入参考《三国志》及裴注提供的材料，又参据著名的编年史《资治通鉴》，综合加工，大加演义，写成一部非常杰出的历史小说，现存嘉靖壬午（1522）刻本。在嘉靖、天启间又出现了若干书名题作“志传”的三国小说书，内容与“演义”大同小异。

清康熙时毛宗岗对原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进一步作了幅度比较大的加工整理，艺术水平有明显提高，正统思想色彩也大为加强，凡一百二十回，成为此后通行的本子。1949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排印本《三国演义》即以此为依据，有所校勘并加了标点，又有若干注释。此本出于该社专家之手，印数甚大，流行极广。

《三国演义》这个书名简明好记，现在几乎已经约定俗成，但还是以《三国志演义》这样的书名为佳。去掉一个字，小说同历史著作《三国志》的关系就显得晦暗不明了——当然这也没有什么大关系。历史在小说作者那里本来不过是一枚钉子，挂在下面的大抵是自己创作的故事。

二

历史演义小说总是要兼顾历史的真实性与文学的虚构性两个方面，寻找到最佳的平衡点。人们一般把其中直接根据史料写入的称为“实”，加以“改造”、“生发”等艺术创造的称为“虚”。凡演义总是虚实相生，以虚带实，从而发表作者的“意思”。关于《三国演义》书中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权威的分析是清代史学家章学诚《丙辰札记》之所谓“七分事实，三分虚构”；这个“七实三虚”论流行甚广，几乎已成定论，多种文学史都加以引述发挥；其实这一估计与原书的实际严重不合，与小说创作的基本原则也格格不入，乃是历史学家的一偏之见——老派史家对“实”的部分很敏感很重视，而对“虚”的成分较为忽略，不是很当一回事。

如果一定要对《三国演义》的虚虚实实作三七开，那也得说是“七虚三实”。成功的历史小说总归是以虚构为主的。

《三国演义》以情节丰富生动取胜，其中好看的故事几乎都是书中虚构的部分。例如从开头到第七回大抵按史料叙述汉末黄巾起义之后的纷争，介绍各地实力派的兴起，头绪纷繁，故事碎乱，就小说而言并不怎么好看；当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此后的故事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不得不先作一番介绍。直到第八回《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董太师大闹凤仪亭》，这才有比较具体的情节和好玩的故事，读起来感觉就大大不同了。

董卓是汉末最大的历史罪人，是这个野蛮的军阀把天下完全搞乱了。在消灭董卓的斗争中，司徒王允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也只不过是“潜结（董）卓将吕布，使为内应。会卓入贺，吕布因刺杀之”而已；《三国志·魏书·董卓传》和《后汉书·董卓列传》比较详细地写到这一事件的过程，也都没有说起王允安排美女间谍从中实施什么“连环计”，而所谓貂蝉其人，史书中更完全没有提到。

不过吕布与董卓虽关系密切而确有矛盾，且与女人有关，《三国志·魏书·吕布传》载：“（董）卓以（吕）布为骑都尉，甚爱幸之，誓为父子”，又说“卓常使布守中阁，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中不安”。如此而已。充当近侍的年轻军官吕布与军事寡头董卓府中某一漂亮的侍婢偷情，可以说并无特别之处，乃是司空见惯之事；而《三国演义》的作者大约从这一零星记载上获得灵感，竟渲染出一大段女间谍、连环计的复杂故事来，占了两回书，一直写到董卓遇刺身亡、其根本重地郿坞城堡被抄籍，“吕布至郿坞，先取了貂蝉”，才告一段落。其间充满了计谋、艳情和悬念，无师自通的高级女间谍貂蝉把好几出虚情假意的情感戏演得淋漓尽致，丝丝入扣，让董卓和吕布完全落入她的掌控之中，顺利实现了司徒王允的谋略。在这两回书中，虚实相较大大超过七与三之比。

还有些读者津津乐道的段落，则是以历史记载作为骨架，就此大力虚构，写出好看的故事来。这方面最典型的是关羽的一系列故事：《屯土山关公约三事，救白马曹操解重围》（第二十五回）、《袁本初败兵折将，关云长挂印封金》（第二十六回）、《美髯公千里走单骑，汉寿侯五关斩六将》（第二十七回）、《斩蔡阳兄弟释疑，会古城主臣聚义》（第二十八回）——整整四回书全讲关羽的故事。作者给足了篇幅，用足了力气，浓墨重彩，兴会淋漓；而这些在《三国志·蜀书·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传》中只有非常简单的记载：

建安五年，曹公（操）东征，先主（刘备）奔袁绍。曹公禽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绍遣大将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曹公使张辽及羽为先锋击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曹公即表封羽為汉寿亭侯。初，曹公壮羽为人，而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谓张辽曰：“卿试以情问之。”既而辽以问羽，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辽以羽言报曹公，曹公义之。及羽杀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

就这么几行，到小说里竟发展为好几回书。这里的情形同样不是什么“七实三虚”，而是恰恰相反。

《三国演义》的作者对于史料的取舍和生发，有着很强的主体性。有些似乎大有文章可做的材料，他也会完全舍去。即以关羽而言，有史料说当他跟随刘备与曹操联合起来攻打吕布时，听说投降过来的秦宜禄之妻甚美，打算娶过来。他将这一处理“战利品”的非分之想向曹操报告，得到批准，但后来曹操却自己拿过去了。此事应当是关羽心中的一大疙瘩，很可能也是他后来非得离开曹操的原因之一，这个小插曲一般来说乃是写小说的上好材料，但《三国演义》完全未提此事。罗贯中要把关羽塑造成高大完美的英雄，坚决谢绝有什么美女来打岔。一度不得已归降曹操又复归于刘备，乃是关羽一生中的华彩段落，于是小说作者就此生发开去，大写其约三事、斩颜良、诛文丑、挂侯印、封赠金、过五关、斩六将，非大力虚构不足以表现关羽德艺双馨的崇高和神勇。关羽后来成了一位伟大的尊神，同《三国演义》非凡的艺术创造关系很大。

打仗固然要靠大将，而尤其须有正确的谋略来安排指挥。两军对阵勇将出马大战一百余合一类情节，很适合用影视艺术来表现，文字描述颇难以出彩，而写起各种谋略来就容易引人入胜了。《三国演义》中的计谋层出不穷，例如通过间谍实施的所谓连环计、反间计之类，又如二虎竞食之计、驱虎吞狼之计（第十四回《曹孟德移驾幸许都，吕奉先乘夜袭徐郡》）、十面埋伏之计（第三十一回《曹操仓亭破本初，玄德荆州依刘表》）、诈降计（第三十三回《曹丕乘乱纳甄氏，郭嘉遗计定辽东》、第四十六回《用奇谋孔明借箭，献密计黄盖受刑》）以及“苦肉计”（第四十六回周瑜打黄盖部分）等等。这些关于用兵打仗的阴谋妙计大抵出于各位地方实力派的谋士和文武双全的将领，他们各显神通，皆非等闲之辈。关于这些谋略，有些是史书中提到过的，更多的地方则仅有相关的事实经过，而并未提到其结局是什么谋略的成果，也有完全无中生有的。在后两种情况下，都并非“七实三虚”，而是恰恰相反或纯属虚构。

例如《三国演义》中著名业余间谍蒋干的故事就完全是虛构出来的。蒋干由曹操派到周瑜这里来充当说客，史书中是有记载的，可惜他的游说没有成功，如此而已；而到了小说里却有了重大的生发，说是游说未成的蒋干不甘心空手而归，就顺手偷了一份秘密情报回去请功，而那文件却是周瑜专门为他准备的。蒋干盗书的结果是让自己的主公曹操中了对方的反间计。第四十五回《三江口曹操折兵，群英会蒋干中计》是《三国演义》中非常好看的一回，后来一再被改编为戏剧上演，也是后代说书艺人非常看重的段落。只有虚构才能写出这些脍炙人口的好文章来。

《三国演义》书中凡是过细描写、脍炙人口的部分都出于虚构；而所占比例较小的粗线条叙述部分，虚构要少一点，但也不是照搬史书。读《三国演义》给人总的印象是：大笔粗叙的部分虽然缺少足够的文学性，仍然具有相当强的可读性，这主要是靠其中多有大大小小的政治智慧和军事谋略，足以益人神智。老话说“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前一句是担心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受到梁山好汉的鼓舞，勇于造反生事；后一句则是强调必须防止思想复杂的老年人变得更加老谋深算。

许多读者以为历史上的三国时代就如《三国演义》所描写的那样，这固然让历史学家跌足长叹，而同时也表明了小说的成功和伟大。

三

《三国演义》里大胆的虚构层出不穷。试再举张飞之智勇与王朗被骂死的故事来看。

历史上的张飞以武艺高强、屡建功勋著称，他最为后人称道的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夜曹操大举进攻之时，几乎单枪匹马地负责断后，喝退了追兵，成功地保护刘备撤退：

曹公（操）入荆州，先主（刘备）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于当阳之长坂。先主闻曹公卒至，弃妻、子走，使飞将二十骑拒后。飞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曰：“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敌皆无敢近者，故遂得免。

这样万夫不当之勇的奇迹到了《三国演义》里，自然更加大书特书，成为最脍炙人口的段落（详见第四十二回《张翼德大闹长坂坡，刘豫州败走汉津口》）。小说里的张飞也有他的毛病，脾气暴躁，做事简单化，例如早先当刘备充当县尉时，上级来人态度恶劣，张飞就把其人绑起来痛打了一顿，历史上此事是刘备本人干的；又如刘备拜访茅庐一再见不到诸葛亮，张飞很不耐烦，打算将卧龙先生“用一条麻绳缚将来”；最后终因虐待部下而死于非命——以致成为鲁莽性格的一个共名，“莽张飞”一词至今仍布在人口。

但是《三国演义》里的张飞并非一味粗豪，他也偶有谋略，例如第六十三回写他入蜀时在巴郡受阻，这里的守将颜严据城坚守，拒不出战，让张飞的武艺全无用武之地，于是他安排了一个替身，让那假张飞先行一步，装作率队从小道偷过巴郡，引诱颜严出来袭击；稍后他本人忽然出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活捉了颜严，先喝令斩首，稍后又亲解其缚且低头便拜，结果大受感动的颜严就投降了，这为此后张飞顺利进军做出了重大贡献。张飞的兵马比由诸葛亮率领的另一路入蜀军更早到达了会师地点雒城，令人大为惊奇。诸葛亮知道这些情况以后非常高兴，向刘备祝贺说：“张将军能用谋，皆主公之洪福也。”

后来进攻曹操方面汉中守将张郃时，张飞又用计智取了瓦口关，让刘备喜出望外。

张飞也会用计，这一点史籍未载，当出于小说作者的虚构。看来《三国演义》的原作者罗贯中和加工者毛宗岗都深刻地懂得描写人物要富于立体感，要写出某种复杂性来，这才真实可信，也才好看。在他们笔下，周瑜既雄姿英发，又小肚鸡肠（这个毛病完全出于小说的虚构）；关羽固然是一位极端讲究“忠义”的英雄，同时也有傲慢自大、爱听颂歌、刚愎自用的一面；“汉贼”曹操是一个大白脸，但颇有人情味，本领很大，是真正的成功人士。《三国演义》百读不厌，人物的复杂有味是一大原因，而这种复杂性大抵出于虚构。

诸葛亮骂死王朗的故事见于第九十三回《姜伯约归降孔明，武乡侯骂死王朗》的后半。当时诸葛亮兴师北伐，魏明帝曹睿又听从司徒王朗的建议，任命大将军曹真为大都督去对付，即以七十六岁的王朗为军师，于太和元年十一月出师。抵达前线后王朗说，不必动刀动枪，只需摆开阵势，“老夫自出，只用一席话，管教诸葛亮拱手而降，蜀兵不战自退”。他在阵前发表讲话，大讲曹魏政权的合法性，要求诸葛亮认清天理人情，赶紧投降，如此则“不失封侯之位”，从此“国安民乐，岂不美哉”！而接下来诸葛亮就大骂了一通，骂得他“气满胸膛，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其实历史上的王朗晚年并没有上过战场，他于太和二年（228）十一月寿终正寝于曹魏的首都洛阳，并非被骂得心脏病发作而猝死。

《三国演义》一书一向被说成是“七实三虚”，这一估计完全不合实际。书中有大量故事完全出于虚构，另外一些虽有某种历史依据，也只是用了一个大的框架，而其中的具体描写仍然大抵是虚构的。例如小说中关于赤壁之战的描写就是如此；又如诸葛亮七擒孟获，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历史上确有其事，但具体是怎么先擒后纵的，并无记载；而到了小说里却锦上添花地写了精彩迭出的好几回书（第八十七至第九十回）其中的故事大抵出于虚构，这里也并非“七实三虚”。

按“七实三虚”的比例很难写出历史小说，勉强如此，也一定不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