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兰英

一个发言激起千层浪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权威的观点都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之前，都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间不再划分阶段，整个过渡时期都属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

这个权威的观点在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后受到了挑战。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到半个月，在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冯兰瑞和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副所长的苏绍智提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应该划分阶段，即中国当时还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这个阶段还要向发达社会主义过渡，然后再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观点立即引起了巨大反响。

写进党的决议

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必然要有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过程。”这是中央文献中第一次使用“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的提法。

当时，一些领导人把理论上讨论“不发达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的文章视为“大肆宣扬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的表现。所以他们要在《决议》里写进针对冯兰瑞、苏绍智提出的阶段问题进行批判的语言，起草组成员于光远坚决反对这种做法。最后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出现了“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的提法。

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

党的十二大报告起草工作是在邓小平和胡耀邦同志的领导下进行的。一次讨论时，胡耀邦也在场，于光远提出，应该在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胡耀邦连说：“很好，应该写。”但十二大报告只是把胡耀邦肯定的这句话孤立地写了进去，很多的篇幅还是讲“共产主义思想体系”。

1986年8月，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准备提交十二届六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的第三次修改稿。胡耀邦看过新的修改稿后认为，分歧的焦点在于要不要援引十二大报告中“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句话，如果不加以澄清，在实际工作中还会发生“左”的问题。胡耀邦亲手执笔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专门阐述了不再引用“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这一提法的理由。

在此之前，邓小平同志对那个新的修改稿并不满意，尤其是看到那句“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的话便一笔删去了。胡耀邦的信当晚送给了邓小平，第二天上午9点邓小平办公室即传达了小平的批示：“同意。”在政治局擴大会议即将讨论并通过《决议》（草案），提请十二届六中全会审议之前，胡耀邦特地去向邓小平汇报请示。邓小平说：“打的是我的牌子，总的倾向是要把我们拉向‘左，这个不行。那么一改，会使人感到我们的政策又变了。现行的路线不能动摇，我最近讲过多次，我们的政策还要放。”

1987年8月，邓小平明确做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阐述：“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在党的十三大正式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之前，这是最为完整、最为精辟的理论概括。

（摘自《世纪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