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艺

电影《十二怒汉》是1957年公映的，由西德尼·吕美特执导、亨利·方达主演的一部以陪审团为主角的法庭戏。

这部从头到尾几乎在一个场景里拍摄的电影，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甚至在50年后的今天依然具有审美价值，整部电影节奏利落，结构紧凑，丝毫不因故事场景的单一而显得沉闷，甚至将事实与真相的关系进行了更加深刻的演绎。

电影的开头只点明了一个男孩因为被控告谋杀了他的父亲而面临审判；法官对12位陪审员说明，若你们12人认为这个男孩确实杀害了他的父亲，应该被处于死刑，那么法庭将会把他送向电椅；若你们能提出合理怀疑，能提出关于这个男孩没有杀害他父亲的质疑，那么法庭将再次调查。随后场景转移到12位陪审员的讨论室中，剧情开始展开。

可以说这部电影的成功之处，便是将对陪审团制度，人性的考察，与对真相的理解等等深刻的主题融合在了一起。12陪审员对这样一个谋杀案，对男孩是凶手没有任何的怀疑，甚至都不屑于进行讨论。只有其中的8号陪审员戴维斯，觉得大家应该讨论讨论。他手中没有任何关于男孩不是杀人凶手的证据，他要讨论，不仅仅是基于他们法制的程序，更是基于对于另外一个生命的负责，因为他们将决定男孩是否被送向电椅。

这个提出异议的异类，赌了一把，看看其他人有没有意愿去坐下来讨论一下这件事情，有意思的是，当需要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时，除了戴维斯其他人都不愿意讨论。而采用不记名的方式表达意见时，就有人支持戴维斯重新梳理案件。这个很小的细节反映了大部分人的从众心理，似乎所有人都不愿意做那个违反常理的“异类”，这或许就是“真理只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原因。

有人支持戴维斯梳理案件，劇情也在逐步展开。而在整个过程中，其余10位陪审员的态度也各不相同。他们有的是想要早点回去看球赛，有的是想要回去继续推销赚钱，有的是因为工作太无聊想留在这里听听看的。到这里，我们会怀疑陪审员产生的合理性，因为他们可能并不都适合，或者都有能力去担任。可是再溯源他们为什么会如此轻率，甚至是不屑再探讨了呢？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已知的证据。

法庭上有这样几个证词将男孩指向为杀人凶手：楼下的老人说他亲耳听到了男孩说：“我要杀了你”；对面的女人说她：“亲眼看到了谋杀的过程”；杂货店的老板说男孩在他家买的刀是独一无二的。这一切都让他们认定了男孩就是谋杀父亲的凶手，直到戴维斯拿出了一把被认为是凶器的一模一样的刀，真相的口子才一点点被撕裂。

真相浮出水面的过程是艰难的，不断地有人不耐烦，有人暴怒，有人听不进去话，一厢情愿的认为男孩是贫民窟里长大的孩子所以谎言是惯常，他们生而龌龊；也有人坚定地认为戴维斯等提出的质疑不过是证词细枝末节的演绎……可是整个推理过程越深入，大家就越能提出证人证词不确切的地方，而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了戴维斯等提出的质疑。

这部电影表达的最深刻的一个概念就是“合理怀疑”，它强调的是，男孩有没有可能不是杀害父亲的凶手，哪怕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它背后蕴含着一个深刻地关于人权、关于法律的信念，即“疑罪从无”。哪怕错判的案件只有万分之一，那么它对案件的当事人都将是灭顶之灾。

《十二公民》中的证人们不是坏人，他们也只是每天柴米油盐的普通人。他们说出几乎致男孩于死地的证词，是因为他们的习焉不察、理所应当。这些普通的人竟然在这些思维的定势下做了恶事而不自知，这种不自知的恶以及由此所带来恶果值得让每一个人反思。而这里的普通人也可能是我们。

如果男孩真的是被冤枉的，并且被误判送上了电椅，那么责任就完全在于这12位陪审员么？到底什么是法律？法律的意义是什么？看似无懈可击的民主法治下，就毫无漏洞么？苏格拉底死在“民主暴政”下的悲剧，难道今天还会上演？就陪审制度而言，陪审员产生的途径是否可以更加公平，是否可以通过某一种手段确保每个陪审员有明辨是非的能力，是否可以推广到每个案件的审理中？导演通过这12位陪审员，表达了民主制度下自由民对陪审制度的反思、对整个法律体系乃至法律信念的反思。

没有完美的制度，也没有绝对的善恶。不是因为陪审员们漠视男孩的性命而不认真讨论。是因为陪审员们相信他们所了解的事实，并且根据他们的了解，作出了决断。这就好比日本导演黑泽明在电影《罗生门》中所表达的主题一样：这个世界上或许没有真相，但一定有事实。追求真相，需要质疑的精神，哪怕它发生的概率只有万分之一。

《辞海》中将经典解释为：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经久不衰的万世之作；是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最完美的作品。它着重强调了作品的“历久弥新”，电影《十二公民》带给我们的思考没有因为影片的结束而停止，它所引发的关于真相和人性的思考，足以让其永居经典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