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

摘要：黄文弼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西北考古学家。2012年，黄先生后人将其生前所珍藏的文献无偿捐赠给新疆师范大学，这其中就包括了黄先生批注的《文心雕龙》涵芬楼本和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本，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黄先生的批注方式具有文献来源明确、校勘方式科学、校勘方式系统等优点，但同时，黄先生的批注内容也显露出一些局限性，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及研究。

关键词：《文心雕龙》批注；优点；局限性

黄文弼，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西北史地学家，被誉为中国新疆考古第一人。2012年，黄先生后人将其生前所珍藏的图书文献无偿捐赠给新疆师范大学，为了表达感谢之情，新疆师范大学专门为其设立了黄文弼特藏馆，这其中就收藏了黄先生的《文心雕龙》涵芬楼本和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本，具有非常重要的版本、文献价值。此外，在两个底本卷末，黄文弼都标识了校毕时间，其中最晚的是注于辑注本卷末的“丙寅（1926）四月寫顧譚二家校本讫，弼（朱筆）”一条，由此可知，黄文弼于1926年，完成了基础的校对工作，1927年，黄文弼即跟随中瑞西北考察团前往考察，可能正是因为此缘由，黄文弼先生无暇深入研究《文心雕龙》，致使其批注还具有一些局限性。

一、黄文弼批注的优点

（一）文献来源明确

黄文弼自述：“原本只云一本作某，某人改，所谓一本者，究为何本，而某人据何本改，均少注脚”[6]。可见其十分重视文献出处，利用版本校勘时，不能只是粗略谈到一本作何，这样会显得毫无根据，丧失校注的准确性、真实性。后人也无从考证。所以黄文弼的每条批注都真实记录来自某本。比如“暨建安之初”条下：“诗纪‘安下无‘之字，闵本丢‘之字，汉魏丛书本‘初上无‘之字，四库无‘之，集成无‘之字，两京遗编‘初上丢‘之字。玉海无‘之字。朱襄校本‘安下有‘之字”。（明诗篇第二页）此外，征引书目时，不仅要指明出处，还要标明卷数，定位更加精准，更省翻检之累。对于此，范文澜也在例言部分谈到：“王悬河《三洞珠囊》每卷称某书某卷。李匡乂《资暇录》引《通典》多注出某卷。此例极善。兹依其成法。凡有征引，比详记著书人姓名卷数”[3]p4。黄文弼在批注中利用类书参校时，也标明了卷数。比如“扬雄覃思文阔”条：“御览五九〇‘阔作‘阁，下无‘业深综述四字”。（杂文篇第十一页）由此可见黄文弼严谨的校勘习惯。此外，在批注时，黄文弼还分色标注，《文心雕龙》辑注本中，黄文弼用朱墨二色，《文心雕龙》涵芬楼本，黄文弼用朱墨棕三色批注，这样可以让读者更加直观判断版本。

（二）校勘方式科学

虽然黄文弼只是做了校对的工作，但校勘的细节足以让我们了解其科学的校勘思路。陈垣在《校勘学释例》中提到校勘的方式可以分为四类：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而在黄文弼所作批注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四种校法，以下将分类举例说明：

1.对校法：

“至魏文因俳说以着笑书”条：“何氏丛书本‘文作‘大，集成本作‘大明嘉靖本‘文作‘大，两京遗编作‘大，闵本作‘大，朱襄校‘大作‘文”。（谐讔篇第十六页）黄文弼深知版本对于校勘的重要性，这里黄文弼就利用各家刻本校勘，以考订文字。《校勘学释例》云：“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本来之面目”[4]p4。而黄文弼在对校时，所依据的都是善本书目，利用多家刻本校正通行本，凡见异文都夹注于书页上，我们可以通过他的批注看各家的文字面貌。

2.本校法：

“寄在吟咏，吟咏滋味流于字符句”条批：“何氏丛书本‘滋上无‘吟咏二字，按：下文‘滋味与‘气力对，不当重赘‘吟咏二字，何本是也”。（声律篇第五页）这种校法的运用有一个前提，即校书者须对所校书籍非常熟悉，黄文弼以上下文为证，可见其对《文心雕龙》十分熟悉。

3.他校法：

“孌彼洛神，既非罔两”条批：“何氏丛书本‘罔两作‘魑魅；集成本‘罔两作‘魑魅，‘魑魅作‘魍魉，‘师作‘怪，按集成本是也”。（夸饰篇第四页）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校法四则》：“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4]p4。黄文弼就主要利用各类类书参校，但《文心雕龙》征引文章数量甚多，此工作当十分艰苦细致。

4.理校法：

“贾逵给札于瑞颂”条批：“诗纪‘札作‘礼，‘瑞作‘端；两京遗编‘札作‘礼，‘瑞作‘端；按‘礼俗字作‘礼，‘札形近而伪”。（时序篇第十三页）这种方法被陈垣称为“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4]p133。黄文弼的批注中，这样的理校数量不多，这种方法要根据自己的文字音韵训诂以及历史文化知识来判断是非，对校勘者要求非常高。可见其不妄自判断，十分谨慎。

（三）校勘方式系统

李曰刚言：“民国鼎革以前，清代学士大夫多以读经之法读《文心》，大则不外校勘、评解两途，于彦和之文论思想甚少阐发，黄氏《札记》适完稿于人文荟萃之北大，复于中西文化剧烈交绥时，因此《札记》初出，震惊文坛，从而令学术思想界对《文心雕龙》之实用价值、研究角度，均作革命性之调整”[5]。可见传统学者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多在校勘、注释这两个层面上，后来学者刘师培、黄侃等人，一方面继承传统，一方面又有所创新，转向研究《文心》的义理。黄文弼受黄侃先生的影响，也注意到传统的研究方式“论其表，未及其里”。同时，黄文弼还注意到前人的研究缺乏系统性。“求其能于原书修饰外面，剖析内质，独成一系统者，了不可得”[6]。所以在其《整理方法略说》一文中提出要制作文人年表、文人小传、文章表，并辑录文章于附录，以省翻检。他将文字考订，引用文献与其他内容分部陈述，使得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更加清晰明白，以备学者从各个角度去赏析研究《文心雕龙》，颇具系统性。

二、黄文弼批注的局限

（一）校勘方式局限性

虽然在校勘方式上，黄文弼也继承了前辈严谨的校勘方法，利用文献征引、版本校对二结合的方式，但是他在这两种校勘方式的实际运用上均有不足之处。首先文献征引不足，批注中发现黄文弼只依靠10种文献互校，这是远远不够的，杨明照在《增订本》中采录了600余种征引文献，“如《周易》《毛诗》等《文心雕龙》直接从中引经据典的书籍，此外还包括《梁书》《陈书》《魏书》等著录《文心雕龙》的史籍及《文苑英华》《古论大观》等品评、摘录《交心雕龙》相关内容的书籍”[7]。此外，在批注中，黄文弼只列书名，而不摘录原句，这也使得其批注稍显简略。其次版本不明确，“类书中采引《文心雕龙》最多者为《太平御览》，本校蓄有《御览》数部，皆为善本，现从校勘，足可取资”[6]。他在校对过程中，运用了数部《御览》，可是去没有明确标识何时用何部。所有的版本均只列简称，没有详细的介绍，不能直接判断采用的到底是哪个版本。

（二）校勘目的局限性

黄文弼于1921年发表了《整理〈文心雕龙〉方法略说》一文，共有7个部分，分别是校勘、文人年表、文人小传、文章表、辑文、补注以及标点符号。校勘是利用各家刻本和类书互校。文人小传是将《文心雕龙》所引的文人，每人著一小传，并按代著录。每个人写文章文，都与人的遭遇、性情有关，因此我们也要明白文人的履历出处。文人年表是以年为纲，分纪一代大事及文人生卒年、籍贯于下。这样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时代与文人，文人与文人之间的关系。文章表是将《文心》所列之文排列成表，“一以人为纲，系其文与体于下；一以文为纲，系其人与体于下”[6]。读《文心》之前，读者应该先读这个表。辑文是辑出《文心》所选的文章，汇成总集，附于附录，以省翻检。补注是黄淑琳辑注本的评注错误甚多，黄文弼希望旁考各籍，为之校补。标点符号是他认为应该采用新式标点符号。从他的整理方法中，我们可以知道他是想要全方面的研究的，尽可能的辑录《文心》相关的文章，了解文人的背景，了解文章的时代背景。让读者方便阅读，从而更好的理解文意。而与计划不同，最后其所作批注中，只完成了校勘的工作，没有针对《文心雕龙》的内在义理加以探讨。这是十分遗憾的。且在文字考订方面，大部分的批注，他都仅仅指明了不同版本中存在的异文，并没有給定结论，只是罗列出来而已。从其批注内容来看，目的性有所欠缺。

从对他批注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黄文弼治学的严谨。此外，黄文弼所属的那个时期正是对《文心雕龙》校勘方式的开拓期，黄文弼对《文心雕龙》的校勘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新的研究文本。从他的批注方式上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个时期的校勘方式正朝着更加严谨、系统、全面的方向前进。

参考文献：

[1]（梁）刘勰撰.文心雕龙[M].上海涵芬楼景印明嘉靖刊本.

[2]（梁）刘勰撰.文心雕龙辑注[M].养素堂藏板.

[3]范文斓.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4]陈垣.校勘学释例[M].北京：中华书局，2004.

[5]李曰刚.文心雕龙斠诠[M].台北中华丛书编审会，1982.

[6]黄文弼.整理《文心雕龙》方法略说[J].北京大学日刊，1921.第899号（2—3版）.

[7]杨化坤.论杨明照先生《增订文心雕龙校注》的校勘学成就[J].史志学刊，20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