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童星

摘要：中国作家张贤亮的《一亿六》和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都是以拯救生育危机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张贤亮勾画了一幅被扭曲的社会标杆挤压变形的社会，用“文本狂欢化”发起对社会的批判，是寓意深远的鞭挞；阿特伍德创造了一个虚伪的基列社会，以其独特的女性话语透视批判了人性的自私与丑恶，为整个人类敲响警钟的“未来预言”。除开题材入手点的相同，二人在叙述结构、技巧、思想等都尚有许多相似之处，对后现代社会人类价值观扭曲现象的逼近与叩问，在对人性的近距离剖析之后，张贤亮是竭诚的回归，阿特伍德则是警惕的抗争。

关键词：《一亿六》；《使女的故事》；荒谬；救赎

一、由生育危机而起

《一亿六》是张贤亮在长期淡出文坛后的最后一部长篇，它通过一个为拯救人种而发生的“精子争夺战”和“精子保卫战”的荒诞故事为我们全方位地展示了一幅当代社会现实的风情画卷。王草根靠废品收购走入城市成为商界巨子，为生个男孩传宗接代收购一家医院，但检测后发现精子已经绝灭，需要借种生子。优生专家刘主任意外发现，有个年轻人竟然拥有高度活跃的一亿六千万个的精子，他就是“一亿六”。围绕这个优异的“人种”而引出的暴发户、妓女、嫖客表面上都说善而悲的人物，作者在对他们进行脱冕加冕的处理过程中，为读者揭开了人们身边早就习以为常了的、在“貌似合理”的外衣下掩盖着的各种阴暗、虚伪、丑陋和荒谬，并让人们在轻松俏皮的笑声中达到对某种所谓的正统、庄严和等级的消解。

《使女的故事》这部以拯救生育危机为题材的未来小说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反映，包含的内容要复杂得多。小说讲述在不远的未来，核战带来的污染导致妇女生育率大幅下降，失去延续未来的后代，人类失去希望，末世情绪蔓延。极端宗教势力趁机崛起，宗教武装力量占领了部分美国国土，成立吉列共和国（Gilead）。在这个权力被各区大主教把持的宗教政权国家中，每个人都有自己固定的职责，不能生育的女性成为仆人，被称为马撒，有生育能力的妇女则被训练成使女，派往大主教家中轮流为产子。使女生下的孩子并不属于自己，而是主教家庭的孩子，为吉列共和国称延续后代乃是使女的职责，是她们为上帝和人类做出的贡献。吉列共和国表面上赋予使女极大的荣光，实际上剥夺了女性自由，迫使其沦为生育工具。凡有反抗者，有的实行割礼，有的挖去一只眼，有的被送去充满辐射的殖民地一边劳作一边等死。屈服的使女们除了在主教家中劳作之外，每月还要进行“受精仪式”。仪式进行时，男女要先口诵经文，使女在主教妻子的膝下与主教交合。作者大胆引用许多《圣经》原文，将这一西方宗教与文学的经典著作与虚构的故事巧妙自然地融合，生动地再现基要主义极端分子的狂热信仰及其所作所为。

生育危机下两位作者为文本寻找的解决方式却是不尽相同的，张贤亮试图在现代困惑中回望经典及唤醒家園意识，回到最传统和本真的中国文化，而阿特伍德走上诉诸于宗教失败后又鼓励个人警惕的积极抗争的道路。《一亿六》里无论是对国学大师小老头形象的塑造，还是一亿六自小亲近自然和人民而保留的纯真，甚至文章最后一亿六和二佰伍回到宁夏感叹世界干净和优异人种终于诞生的结局，都体现出张贤亮写作视点的下沉和对人性本质的呼唤，72岁的他经历人生沉浮，发现人类的危机不是外部的环境、战争问题，不是认知、审美问题，甚至也不是被尊重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问题，而是最基本最根本的健康、安全、归宿的问题。而《使女的故事》的叙述中原教旨主义者寻找的解决方案是宗教，并通过经文佐证说明授精仪式的宗教合法性，因此作者引出批判目标之一即现代社会两大毒瘤：集权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后提出“不要被恶人们打垮”的激励话语。

二、倒叙和“元小说”叙事——以构想未来观望当下

无论是《一亿六》还是《使女的故事》，两位作者在叙述这样一个荒诞的主题时，都体现出对文本自身构成的某种先锋的超现实的自觉解构。利用倒叙和“元小说”模式展开这样的题材，让读者直面文本与作者置身一处关照和窥探其所要反映的社会现象，这种将真实和虚拟同时刻意混淆给读者，彼此抵消并双重结构，让一个本来遥不可及的故事材料跃然眼前。

张贤亮在小说一开头，就把这部小说的结构支柱虚悬在时间的未来，然后告诉我们说，他要讲述的是未来这个伟大人物的父母亲的现在的故事，同时利用“元小说”模式小说的开头和结尾都体现出作者的直接在场，为读者展示文本的虚构性。《使女的故事》同样开始于倒叙，阿特伍德在叙事的最外层嵌套了一层“史料”，小说的最末到了2195年，基列国早已覆灭，而《使女的故事》是根据后世研究者发现的录音带口述资料整理而成。200年后学术会议上公事公办的发言，与整本书主人公富于情感的喃喃絮语对照，形成了强烈的间离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倒叙中阿特伍德又一反按照事实发生的先后顺序进行叙述的传统手法，物理时间的先后顺序被人物的心理时间顺序取代，时空颠倒，大量使用时态，使故事更增加了即时感。本文采用独特的语言和叙述方式，揭示出一个极端政权对女性实施从身体到心灵的控制，主人公通过讲述女性自己的故事，不断审视叙述在创建历史记录中的作用和意义，质疑父权制度下历史与历史的构建方式，抵抗和颠覆男性话语，大量关于小说本身的叙述使文本充满了元小说的特质，小说文本成为一种纯粹的叙述行为。

三、体现荒谬——荒谬中反思现实

张贤亮借“大老板”的嘴来恶评社会的堕落：“走在大街上，你都分不出哪些是妓女，哪些是良人。整个社会的女子都在堕落，还没有堕落的渴望着堕落，”只有在这部小说里，真正的卖笑女陆姐和姗姗，才是真材实料的淑女。

这称得上是一种巧妙的言语反讽。通过妓女之口进行辛辣地嘲讽：“我们小姐看的人多了，有时候，和那些表面上看是正人君子的人比起来，晓得他们暗底下比我们还下流下贱得多！”同时妓女与警察的不正当感情、包养的风气、女人对男人的依附俨然成为一种强烈的荒谬感，反讽意味十足。最后，通过对妓女和不学无术的暴发户的发达史和其人物正面形象的塑造，即加冕和脱冕的过程，同时利用巴赫金的文本狂欢理论告诉读者善与恶、好与坏、伟大与渺小、庄严与低俗等二元对立的面都可以随意调换的，并没有绝对的界限。

基列国极度抗拒现代社会的工业化基底与无限索求的观念，并挖掘了人类面对 “自由”、“风险” 时产生的孤独与不安全感，重塑了政权性质、社会阶层、两性关系等，颠覆了现代社会。但《使女的故事》显示，原教旨主义式的利维坦国度绝非现代社会的理想替代物。女人退出所有公开场合回归卧室，俨然成为一种行走的子宫。即使身份最为高贵的夫人，实际上她们是以泯灭人性作为代价换来同样的羞辱和压迫。当丈夫“根据法律”和使女交配，夫人要让使女躺在两腿间，目睹丈夫和另一个女人交换体液，尊严被剥夺殆尽，而当使女怀孕，夫人也要假装有孕，演一场怀胎到生产的荒诞大戏。

《使女的故事》的世界是一个没有文字的世界，所有文字和叙事性的艺术都被铲除。空间虽然五脏俱全，但总给人以空而苍白的压抑感，世界仿佛没有了意义。如果说《一亿六》是滑稽中的荒诞混合反思后的泪，那么《使女的故事》则是荒谬中的滑稽夹杂阴郁的泪。《使女的故事》看上去荒诞，细思之下却也很真实，比如一名使女讲述自己年幼被轮奸的惨事，其他使女却被要求一同呵斥指责她：“都是你的错！是你勾引的！”这不正是典型的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污名化性侵受害者现象吗？

四、寻找救赎——人性觉醒还是回归

阿特伍德的小说作品多以女性视角描绘男权制社会下处于特殊境地的女性的生存状态，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色彩。作为一名女作家，她在作品中以细腻的笔触与独特的视角揭示现代社会中女性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在男性支配的社会中女性的失落感和对环境、语言的陌生感。阿特伍德批判将女性变成商品的社会与文化，认为女性遭受着被消费掉的威胁。捕捉女性的心理，反映她们的生活、成长过程及命运。成长着的女性意识，是阿特伍德作品中一以贯之的主线，她通过女性视角观察女性之间、女性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与女人生存至关紧要的性别政治是她在小说反复探讨的重要内容，她通过女性在社会中无所事事的状态影射加拿大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不发挥任何作用、被边缘化的地位。因此《使女的故事》里即使看到女主人公为自己戴上一副可靠的面具，但你仍然会察觉到她努力抑制的愤怒和渴望，还有她想到小诡计时的自鸣得意，这些使女们觉醒在恐怖高压之下，灵魂不停止的向往自由，不惜用生命进行反抗，寻找最深处的自我。

而《一亿六》中，读者无法看到张贤亮对扭曲的社会现状的直接批判，文本所呈现的是美好的结局、狂欢式的人物描写以及模凌两可的结局。也许正如作者所说“这也是一种批判”，无声胜有声，尽管张贤亮没有给出社会的救赎方案，但与阿特伍德不同的是张寻求一种回归——回归落后却纯真的家乡、回归纯良的人性、回归中国传统文化。

同样的题材和许多相似的文本组织方式，但最后张贤亮和阿特伍德选择了两种不同的救赎方式。也许就同弗洛伊德看来，人最核心的追求就是满足自己的本能需要，即性本能和死亡本能，如果这种需要被满足了，他就会感到幸福，反之就会感到痛苦和焦虑。从文本内部人物来看，《一亿六》中的人物是得到满足了的，但《使女的故事》并没有，所以要更一步行动，去斗争、反抗。

参考文献：

[1]张贤亮.一亿六[M].上海文藝出版社，2009.

[2]D.C.米克.论反讽[M].昆仑出版社，1992.

[3]姬志海.在狂欢与戏谑的背后：《一亿六》“天人合一”的精神指归[J].朔方，2010，4.

[4]王海珺.荒诞背后的真实社会剖析——张贤亮小说《一亿六》的世象剖析和人性雕刻[J].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6，2.

[5]李生滨，田燕.当代宁夏文学论稿[M].阳光出版社，2016.

[6]陈媛，许丽芹.边缘化女性的抗争：《使女的故事》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J].新余学院学报，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