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美萍

摘要：长篇小说《小姨多鹤》是严歌苓近年的力作之一。小说涵盖的思想深度、力度，值得寻味。它以二战结束为背景，写日本遗孤女在中国家庭的三十几年“妻不如妻、妾不似妾、母不成母”的复杂生活经历。文章试顺着日本遗孤——竹内多鹤的人生经历，探看作者笔下人物在异国环境中，屈辱、尴尬、荒诞的生活境况，平静而又波澜不定，却感人至深。

关键词：多鹤；苦难；身份；血脉；文化；情感

长篇小说《小姨多鹤》是旅美女作家严歌苓近年的力作，以二战结束为时代背景，以日本结束对中国东北三省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和受命来到中国垦荒却被战败后的日本当局遗弃的“垦荒开拓团”成员撤离中国时的惨烈场景拉开序幕。作品中日本遗孤女在中国度过的三十几年“妻不如妻、妾不似妾、母不成母”的屈辱、尴尬、荒诞、苦难的生活，让人感受到一种跨越国土疆域的超乎寻常的人性的关怀，一种超出伦理范畴的涵盖国别、亲情、母性、恋情的大爱。

一、苦难肇始

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垦荒开拓团”（1）日本被当局抛弃，被迫在中国实行大撤离，十六岁的日本少女竹内多鹤从此被命运之神赋予了苦难。

多鹤的父亲是一个日本军曹，战死在菲律宾。逃亡时，多鹤成了失去所有亲人的孤儿。“她是一边跟着大伙儿突围一边给全家哭丧的。”紧张逃亡时，多鹤没有时间考虑她孤儿的全新身份。令人难以想象那个惨况。一个十六岁的少女，在异国的疆土上逃亡，失去所有的亲人，躲避苏联大兵，邂逅中国游击队，遭遇中国民团，逃亡的前路却依然是未知数。这些苦难，足以压倒任何一个稚嫩的肩膀，击碎任何一颗幼小的心灵。但却未曾击垮这个不幸的日本遗孤。作家以一种冷静、平淡的笔调叙述出来，更显得多鹤命运的可悲。作品中写代浪村村民大逃亡时，有些母亲甚至亲手杀孩子以护孩子周全，作者以冷峻旁观的叙述口吻，简单一个“陌生的尸体”，让读者如临苍凉狼狈的图景，陌生的堆满村邻尸体的异国土地上，没有了亲人，没有了村邻，没有了代浪村，只剩她——竹内多鹤。

严歌苓曾经说过对她写作影响最大的两件事：一件是当兵，另一件是出国。这特殊而丰富的经历，成就了她筆下众多的女性形象，例如妓女扶桑、留学生、村妇王葡萄、异域边缘人竹内多鹤等，形形色色不尽相同，但却又偏离不了在弱势的文化困境中穿透着强烈女性生命本真意识的本质。严歌苓曾是随军的战地记者，见惯了炮火硝烟中的生死存亡，她以女性作家的敏锐视角运筹于宏大的社会层面，语言里更彰显出了她军人的粗矿气质。故事在平淡中娓娓道来，却含着“惊天地泣鬼神”的无奈和悲哀。

二、传奇苦“旅”

（一）尴尬的身份地位

“大日本国人是太阳的臣民，战败的奇耻大辱远比死亡更加痛切。”日本是一个崇尚死亡的民族。在他们看来，死亡是为国家捐躯，是无上光荣的；而战败、俘虏、苟活是奇耻大辱，没有资格成为真正的日本人。但多鹤却凭着坚强的求生意志和生存本能，在经历躲难、逃离及失去亲人和村邻之后，从人生的一个绝境走入另一个绝境。

第一，一个被战败的母国遗弃在中国的遗孤女。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对中国东北三省实行了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欺压百姓、掠夺资源，无恶不作，中国人民对其恨之入骨。敌国遗孤在中国的国土上，恰如“过街老鼠”。“在东北地区‘仇日的大环境下，他们的人生注定是飘摇和不幸的。”[1]可悲的是，她被以“论斤两”的形式在集市上贩卖，丧失了独立个体生存的权利，也丧失做人的基本尊严。显然，她的个体生命权利在当时狭隘的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下不可能被包容，而沦落到丧失自我、在集市被贩卖，也由不得她自身的意志。

第二，妻不如妻、妾不似妾的模糊身份。张家二儿媳朱小环怀孕八个多月时因被日本兵追赶流产导致不育，从此张家人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张家买多鹤的初衷是为传宗接代，作者让张家把这个重任寄托到多鹤身上本身就是戏谑的，为多鹤的悲剧做了铺垫。张俭因“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为满足父母“给张家接香火”的愿望，不得以与多鹤成为名副其实的夫妻，但他既没与朱小环离婚，也没与多鹤结婚。即是说，朱小环是张俭法律上的妻子，而多鹤什么也不是。多鹤的族民背负着朱小环未出世孩子的小命，亦是她遭张家冷漠、愤恨和嫉妒的缘始。作家笔下的竹内多鹤为求生存在张家忍受没有婚姻、没有名分、没有地位的窘境，作者描写多鹤想不开寻死时“女人最重要的婚仪她是没福了，这个仪式可不能再凑合。她得去找一根好绳子。”让我们从侧面看到内心忍受着的委屈和无奈的多鹤，以及她心底烙下的遗憾；也为读者展现了日本民族的韧性，日本柔弱女性身上散发出来的对苦难的隐忍魄力。

日本的文化特征被美国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概括为“耻感文化”，“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2]多鹤这颗骨子里渗透着耻感文化的羸弱的心，面对外部强加给她的“选择”——生命的尊严和生存的苟安，二者只能选择其一，是何等痛苦抉择？细究造成多鹤尴尬身份的，不仅是历史的、社会的责任，更是国家的、民族的责任。被弃的遗孤女，在异国没有立足之地，在“他家”没有容身之地，如此尴尬、卑微、模棱两可的身份，她身心必定是承受着屈辱和煎熬的。然而，当她还听得到自我内心乞求生的呐喊时，她作出牺牲生命的尊严，选择生存的苟安，含泪去“包容”那个令她尴尬的身份地位。

（二）延续血脉，传递亲情

无论国度、男女、年龄，活在世界上的人都需要和渴望亲人的呵护及亲情的慰藉。人类繁衍依靠生育，孩子与父母间是血脉延续和爱的传递的关系，是任何外在力量都无法割断、无法消减的情感存在。

第一，生出自己至亲的亲人。“世上没有多鹤的亲人了。她只能靠自己的身体给自己制造亲人。”虽多鹤与张俭是事实夫妻，然在多鹤的情感认同中张俭并非她的同类（族类），更非她的亲人。因此，“她要给自己生许多亲人，然后她就再也不是举目无亲的女人了。”这里，我们能看到多鹤在张家的生活实况是举目无亲，唯一能使她再次拥有至亲亲人的途径是生产。“她母亲、她祖母差不多都是这样。他们真正的亲人是她们自己生出来的人，或者是把她们生出来的人，一条条的产道是他们亲情来往的秘密隧道。”日本是一个母权制社会，女性在日本的家庭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她们也靠孩子来帮她们巩固地位。从以上提到的她们“真正的亲人”的内涵，正如作者说的“产道里爬出的一个个骨肉，这是一个谁也进入不了的骨血团伙”，所以，多鹤是“那么甘心地忍受一场超过死的疼痛，就因为她要生出一个自己至亲的亲人来。”作者刻画了靠着求生本能生存下来的遗孤，在生存的夹缝中展现出的伟大母性光辉。多鹤作为孤独存在的个体，她甘冒死亡危险去延续生命奇迹，这是她为生存所做出的自由、自主、自觉选择。

第二，无法离间的亲情。

1.错位的身份

在畸形的家里，“丫头把小环叫成‘妈，把多鹤叫成‘小姨”，张家试图以时间、以称呼去淡漠血浓于水的亲情。然而，孩子们出生前在母亲温暖的子宫里畅游，吮啜母亲体内的营养，这是任何外界条件所无法取代的。所以，孩子们即使没有称多鹤“妈”而称“小姨”，但血亲凝聚的强度是不可控的。在错位身份和称呼背后，多鹤扮演了三十几年“亲母不是母”的尴尬暧昧角色，受尽了作为母亲的不公平待遇。在怪味的关系中，她被迫与朱小环分享孩子，表面上多鹤是孩子们的姨母，而朱小环才是孩子们“真正的”母亲。这是对多鹤做母亲权利的剥夺，也是对母爱的侵犯，而对孩子们更是无情而残酷的欺骗。

血脉亲情不是依靠后天孕育酿造所能替补的，是与生俱来的，是任何外在力量都无法阻隔的渗透着血缘的吸引力。张家最初的如意算盘是在多鹤“生了孩子，就把她撵出去”，而朱小环跟孩子亲近也并不完全出自真心的疼爱，里面含著的既是一个女人也是一个母亲的私心，那就是她对张俭所说的“为了那一天，你把小日本婆装回口袋里，扔出去的时候，孩子不觉着妈没了，她早早跟我亲上了，把我当她妈了。”但这一切当“多鹤和丫头有时候对看着，忽然都一笑，她们瞒着所有人的一笑”的时候，就全然不存在了。多鹤和孩子们即使是莞尔一笑，也是心与心的交流，是超越普通的爱与关怀，是非血缘关系所无法逾越的屏障。

孩子们成长的过程中，都曾对多鹤的日本身份因误解而嫌弃。但是，应该对这种误解和嫌弃负责任的不是多鹤，也不是孩子们，而是时代，是历史。孩子们的过激反应，在那个时代是情有可原的、可以理解的。当时代的浪潮消退了，中日恢复邦交，多鹤的生母身份被揭开，孩子们承认多鹤才是自己的母亲，即使他们没有改变对朱小环的称呼。但是，两个相同的称呼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含义：对小环，是包含着习惯和养育的恩情；对多鹤，却是真真切切的血亲之情。

2.无情的抛弃

在双胞胎长到半岁时，张俭第一次带着三个孩子和多鹤出去玩，但却狠心地丢弃多鹤。多鹤再一次承受无情的打击，张俭的抛弃无形之中暗示多鹤对张家来说，“接香火”的重任已经完成，她工具似的“子宫和乳房”已毫无用处，她的存在甚是累赘，作者赋予张俭的行为似是无心之失，实则是从人性深处揭露了张俭的自私无人性。

多鹤辗转一个多月后回到家时，“一手抄起一个孩子，两腿一盘，坐上了床，孩子们马上给搁置得稳当踏实。她解开墩布一样污秽的连衣裙胸前的纽扣，孩子们眼睛也不睁马上就咬在那对乳头上。”然而，她原来圆满的乳房已如“被呷尽了汁呷空了肉的瘪葡萄皮”，孩子们也早就开始吃面糊糊之类的东西，所以也不再吸吮多鹤的乳汁。但是，每个孩子出生时便会自动吸吮母亲的乳汁，这是系着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割不断的脐带之情。所以，当多鹤回到这个家，回到孩子们身边时，张俭所做的一切处心积虑的或许是出于无奈的恶行，就都付诸东流水。

（三）曲折的情感路

第一，多鹤与张俭

张俭和多鹤之间是没有婚姻关系的事实夫妻，既不是情人却又曾是幽会的伴侣，既相爱却又成了意念情人。他们之间的这一切，隔着的不仅仅是国界，不仅仅是族人背负的一条小命，也不仅仅是一个明媒正娶的妻子，而是一种无言的无奈。他们爱情的火花爆破于他们在一起生活的八九年后，但是美好的爱情没有维持多久便露馅了，之后张俭对多鹤又恢复了之前的冷淡，对多鹤打击甚大。最后，多鹤和狱中的张俭每天晚上九点的“意念约会”是她们感情中最浪漫的一段，也是陪张俭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种幸福。他们多波折的“家庭——‘婚姻——爱情”之路有些凄美，有些可悲，也有些无奈。

第二，多鹤和小彭

小彭是张俭的老乡。小彭与多鹤是也许有爱但不能爱的一对可怜儿。在小彭眼里，“能结婚的女人到处都是，能不结婚而相恋的女人才独特到家”，而多鹤就是这样特别的女人。所以，小彭为了多鹤，宁愿“挨父亲的大耳刮子”，宁愿背叛自己的结发妻子和儿子。但这一切的发生，都是不幸。小彭有小彭的顾虑，多鹤有多鹤的包袱，注定她们的感情只能在摇篮中被扼杀。也许多鹤不是日本人，也许多鹤没有爱上她孩子的父亲张俭，也许小彭不是张俭的朋友，也许他们的爱情会有结果……但是，人生没有那么多也许，所以，也就注定没有那么多美好的可能性，注定每个人都承受他所必须承受的。

多鹤的命运是苦的，感情也同样是苦的。对她来说，异国的疆域上没有她立足的寸寸土地，在感情上获得一足之地也是历尽了万苦千辛。

三、回归故土

故土，我想是每一个游子心中的一方净土。对多鹤来说，那个遥远的国界，那个代浪村，那块埋葬着亲人的故土，是她心中梦寐向往的圣地。

在中国的国土上颠簸了三十几年，“回到日本的多鹤成了个半残废，连城里人现在的日本话都听不懂”，现代化的日常生活用品的多样化和复杂化是多鹤学也学不过来的，那块赐予她生命的大地上已经没有了她的位置。或许，在日本人看来，多鹤并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的日本人”。但可悲的是，在中国，她却从不被承认是中国人，而是被唾骂的“日本女鬼子”。回日的生活，她的话里依然时不时带着朱小环的“可美了”、“遭老罪”，她的文化结构里已有着中国文化深深的烙痕，她“具有中国人的心性和中国人的文化性格。”[1]，但却没有现代日本先进文化的印迹。

四、结语

多鹤在中国度过了她人生的一大半。她的人生是一个悲剧，一个凄美的悲剧，一个闪烁着光辉的悲剧。

总而言之，她在身份认同上处于边缘，在日本是“中国的日本人”，而在中国是“日本女鬼子”；她在血缘认同上处于边缘，背负生身母亲的身份，埋没在姨母的名义中；她在文化认同上处于边缘，揣着骨子里的日本的传统文化，浸没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她在感情认同上处于边缘，能爱的无法长久，可能是真爱的却不能承担。

注释：

注：文中所引用的原文，均出自《小姨多鹤》，严歌苓著，作家出版社，2008年4月。

参考文献：

[1]王秀文，孙文.日本——文化与跨文化交际[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406，398.

[2]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2，154，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