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传永

摘要：五四新文学运动改变了古代白话小说一直采用的说书式叙述方式。但是传统的叙述模式并非不能进入现代序列而深化，上世纪三十年代老舍创作的《骆驼祥子》就在较高层次进行了实践。老舍并不因袭旧的说书模式，而是进行了变革。究其原因，与他从小受北京评书文化的熏陶，在英国期间接触康拉德的作品以及他对五四新文学的反思有关。老舍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方式对当今文化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老舍；说书式叙述；《骆驼祥子》

中国小说的嬗变主要起源于五四新文学运动。作家主体意识的强化、小说形式感的加强、小说人物的心理化，代替了全知叙事的叙述视角、连贯叙述的叙述时间和以情节为中心的叙述结构这一拟说书场模式。但是《骆驼祥子》却采用了传统的说书式叙述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获得巨大成功。说书艺术作为一种民间文化，在当下弘扬传统文化和提高民族文化软实力的呼声中有重要价值。如何挖掘、传承民间文化，并使其融入现代社会中，是我们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因此探究老舍的创作机制和获得成功的原因更具有现实意义。

一、《骆驼祥子》中的说书式叙述

在《骆驼祥子》中老舍一直担任着说书人的角色，用全知视角掌控小说的发展节奏。小说开头写到“我们所要介绍的是祥子，不是駱驼，因为‘骆驼只是个外号；那么我们就先说祥子，随手儿把骆驼与祥子那点关系说过去，也就算了”。老舍毫不遮掩自己的说书人身份，把读者当作说书场中的听众。接下来老舍细致地描写了北平的几派车夫，自然引出主人公祥子，“有了这点简单的分析，我们再说祥子的地位，就像说——我们希望——一盘机器上的某种钉子那么准确了”。当介绍了祥子买上车，对未来充满期待时，老舍在第一章的结尾却留下了悬念“可是，希望多半落空，祥子的也非例外”。这颇有些“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意思。

其次是叙述时间的纵向衍进。《骆驼祥子》讲了祥子从十八岁进城，到二十六岁彻底堕落，共计八年的故事。祥子十八岁开始拉车，二十二岁的秋天买上了车，到第二年春被大兵抢走，夏天祥子逃离。祥子逃回城后第二次进了人和车厂，为了攒钱，祥子拉上了包月，离开了车厂。他在杨家仅干了4天就辞工，第三次回到车厂。随后他与虎妞发生关系，当他感到非常苦闷时碰上了曹先生，于是他离开车厂去拉包月，这时正好是祥子二十三岁的中秋节。没过多久，祥子的积蓄被孙侦探敲诈走，祥子走投无路只能第四次进入人和车厂。结果，祥子被迫娶了虎妞，第四次离开人和车厂，这时是祥子二十四岁的春天。从祥子二十四岁的年初六结婚到二十五岁的二月初虎妞死去，这一年多的时间是小说的高潮部分。虎妞死后，祥子逐渐走向堕落。最后“又到了朝顶进香的时节”，他二十六岁，从春到秋，他吃、喝、骗钱、出卖阮明，走向彻底堕落。小说清晰条理的时间线贴合了民间大众的审美趣味。

在叙述结构上，老舍使用了栓桩式写法，以祥子的故事为中心。他说：“我的眼一时一刻也不离开祥子……只要我教一切的人都和车发生关系，我便能把祥子拴住，象把小羊拴在草地上的柳树下那样。”从整本小说看，老舍的确把人与事都‘拴在了车上，把故事讲得有条不紊。

二、说书式叙述的进步

老舍叙述的进步首先表现在突破了古典小说以情节为中心的叙述结构，塑造了祥子等典型形象，表现了复杂的人物心理并完成了对文化和人性的反思。《骆驼祥子》是一部“反成长”小说。祥子在小说开头买上了车，有了一定的积蓄，这往往是一般小说的主人公成长后的美好结局，但祥子在城市“成长”的结果却成为了人格丧失的“末路鬼”。归结祥子堕落的原因，老舍进行了双重批判。一方面是社会环境的摧残，另一方面是他自由意志的滥用和失控。他囿于欲望之中，理性不断地萎缩，造成了精神的异化，最终受到了“地狱”的惩罚，成为了“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在小说语言上，老舍变革了说书语言的粗陋性和自己在‘伦敦三部曲中的油滑腔调与古板的说教语气。《骆驼祥子》的语言平易幽默、多运用口语。同时，老舍非常注重作品语言的声音，他说：“我不求文字雅，而求其有力量，活动，响亮……我不多推敲一句里的字眼，而注意一段一节的气势与声音。”老舍的语言是活的，他的作品是可以朗诵的。

在五四小说家纷纷抛弃传统的叙述方式，模仿西方文学的叙述笔法，批判传统文化时，老舍保持了冷静的态度。他挖掘民间文化精华并加以改造，使其融入现代文学中，实现了两者的和谐发展。老舍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或许可以解释他为何在抗战时期主动创作通俗文艺。

三、老舍采用说书式叙述的原因

下层旗人家庭和清末老北京的童年生活给了老舍接触北京民间文化的机会。老舍对好友罗常培的回忆中写道：“下午放学后，我们每每一同到小茶馆去听评讲《小五义》或《施公案》。”在十二三岁时老舍入迷地读《三侠剑》、《绿牡丹》之类的小说，沉浸在文学的世界里，乐此不疲。广泛持久地接受了民间文艺的熏陶让老舍对传统的叙述方式稔熟于心。

来到英国后老舍阅读了大量的欧美文学。其中康拉德是老舍最爱的作家，他说：“郑西谛说我的短篇每每有传奇的气味！无论题材如何，总设法把它写成个‘故事……还是因为我老忘不了康拉得——最会说故事的人。”老舍虽然赞赏康拉德是最有本事的说故事者，但老舍在写作时也避开了康拉德小说结构上的问题，比如一部小说中多个叙述者造成的叙述混乱，对故事进行程序割裂而破坏了叙事的力量。

除了文化坏境的积淀和西方文学的影响，老舍的选择也是他反思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知识分子启蒙困境的结果。为配合反封建、张个性的主题，新作家们在小说叙述中突出主观感受，追求小说的情调、意境。如此导致了脱离普通民众的审美趣味，销量反不如鸳鸯蝴蝶等旧派小说。为了让更多未受过新式教育的市井平民得以接触新小说，完成作家的启蒙使命，老舍做出了改变。

四、结语

在中国现代小说发展道路上，老舍的意义不仅是他小说中充满了现代主义色彩的文化和人性反思内容，而且他让小说创作避免向更艰涩、脱离大众的歧路走去。老舍主动挖掘传统文化的精髓，激发传统文化的活力。他渴望以这样的方式让国人走出文化困境，建立文化自信，更好地立足于现代社会。老舍的民间立场、民间情怀也在此得到彰显。

参考文献：

[1]老舍.老舍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991年.

[2]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吴怀斌，曾广灿.老舍研究资料[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