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天戟

在历史的长河中，“战国第八雄”中山国这朵奇葩，一直闪烁着神秘的色彩。从“鲜虞”见诸史籍到彻底消失，逾时478年，它几乎绵亘了整个春秋战国时代。因此，中山并不是一个短命王国。但对它的记载，却非常零乱，也缺乏准确和正面的描述。

史书上的中山国，首次出现在公元前506年，最后出现在公元前296年被赵国灭掉时，著名的《史记》《左传》《竹书纪年》等重要典籍，不时跳出关于中山国的记载。西汉末年刘向的《战国策》，更是专门写了篇《中山策》，把中山国和战国七雄同等对待。

不过，所有这些记载都是零零星星的，而且用的是别样的口气，以至于中山国被披上了一层模糊而晦暗的外衣。这个几经起落的国度，更未有任何考古发现，能够证实上述记载。进入当代，文博大家郭沫若也曾苦苦寻觅过中山国的踪迹，但直到他去世，这个2200多年前消失的神秘王国依然毫无踪迹。

难道这个国家永远失落在了历史深处？

直到1974年，一个寒冷的冬季。

这年冬天，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三汲公社农民大规模平整农田，不断到附近的一些大土丘上取土，结果在刨开的土堆里发现很多大瓦。

咦，这里面有什么古怪？

挖土农民惊诧不已，当地文物管理部门已闻讯赶来，发现挖出的大瓦是战国时期的，而且，是宫殿建筑所用的大瓦！

环顾左右，此地是太行山与华北平原的交壤处，西控太行要隘，东连齐、鲁，北接云、代、榆林之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可能有战国遗址，考古人员作出判断。

当地一位农民向考古队讲起了一件往事：三十多年前，村里有个叫刘西梅的老人，夏天大雨把家里地头冲垮了，他就在另一块没有种庄稼的地里起土填埂挡水，结果挖出一块“大河光石”（当地方言大鹅卵石之意），石头上面刻有文字，“可谁也不认得那是什么字”。

考古人员随即来到刘西梅家，看到了这块石头。抚去石面上的尘土，人们惊讶地看到19个字次第露了出来。虽然当时不能解读这些文字，但他们隐隐约约意识到，这里面肯定隐藏着一个大秘密。考古队队长陈应祺把石头上的文字描摹下来，寄给了古文字专家李学勤。

经过研究，李学勤肯定这块石头是战国时代的遗物，并对文字进行了翻译：“监罟有臣公乘得守丘其旧将曼敢谒后俶贤者。”

什么意思呢？

这是一个叫公乘得，一个叫旧将曼的人，专门留给后人的，意思是：告诉后来的君子们，我们两个给国王看守园囿、给他捕鱼，现在又给他看守陵墓。

石破天驚，2000多年前两个守墓人留下的这句话，证明此处是战国时代一个王陵的所在地。

这块后来被称为“监囿守丘”的刻石，成为揭开战国中山国之谜的第一把钥匙。

深入的田野调查和考古挖掘同时开始了。

在距古墓群不远处，考古人员发现了多处制作陶器、铜器和玉器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在离古墓群不远处，人们又发现了古城墙的夯土地基……这个古城遗址，经过随后多年的持续勘察，范围不断扩大，面目不断清晰，令考古人员兴奋不已。

这座城，包括了古城城址、城外陵区以及居民区，占地面积达40平方公里。古城城址北靠东、西灵山，南临滹沱河，形状像一枚不规则的桃子，东西长4公里，南北宽约4.5公里。城址由七条城垣组成，现城垣早已不存，只余城基。城内分为东西二城，东城北部是宫殿区，南部为大型夯土建筑区。西城北部为王陵区。中部为大型官方手工业作坊区，有烧陶、铸铜、冶铁和制作骨、玉、石器的作坊遗址，南部为商业活动中心和居住遗址。城外东部高坡上，则筑有军事小城，来守卫都邑。西部山脚下为中山贵族墓区。城外西北、东北部为平民墓区。

根据勘察情况和历史记载，考古人员初步判断，这里很有可能是失落两千二百多年的中山国国都。

他们还找到一个更重要的物证——这里有一座小山，完全吻合史书中关于“中山俗以山在邑中”的记载，说明这里就是战国时代中山国都城灵寿城所在，而这里埋葬的，就是中山国国王。

一个古国和古国城市的面貌，逐步显现出来。

最大的实证，当然寄希望于挖出大瓦的中山国君墓地——如果从墓中发现中山国文字，千古之谜将解开，一切疑团将烟消云散。

王陵区分为两部分：一处在中山灵寿故城以西两公里的西灵山南坡高地上，1、2号大墓东西并列；另一处在灵寿故城内西北部，3至6号大墓东西向错列。发掘前的调查，首先从编号为1号的大墓开始。

1号墓是古墓群中体形最大的一个，虽然经过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地上封土仍高达15米，东西底边长92米，南北底边长110米。封土由下到上构成三级台阶，第二级台阶以上还残存着建筑的遗迹。

封土上的建筑被称作“飨堂”，在古代丧葬制度中，是王侯级陵墓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该飨堂早已坍塌，但考察发现，这个墓顶建筑共由一层飨堂、两层回廊组成，气派恢弘，显示墓中主人地位显赫。经钻探发现，这个墓是“中”字型结构，有南北墓道，中间有一个墓室，按礼制应属于国王级陵墓。

随着勘探范围的扩大，考古人员在1号墓的外围，又先后发现6座陪葬墓，2个车马坑，1个杂殉坑。陪葬人的头部都朝向主墓，说明其与主墓中人物的关系十分密切，应该是主墓中人物的妻妾。陪葬中出土的大量玉器，从器型上分，有礼用的玉璧，有饰用的玉佩，有实用的玉梳、带钩、玉人和一些小玩具。它们都是玉器中的珍品佳作，反映出主人生前的奢华生活。

也有奇怪的发现，距主墓稍远一些的6号陪葬墓中，出土的随葬器物大多是一些粗糙的灰陶和小玉石。有人猜测，6号陪葬墓中的女主人或许是一个比妾的身份还要低下的奴婢。一个拥有成群妻妾的人，一定会拥有更多的奴婢，但为什么只有她可以葬在主人的身边呢？只能用她特别受主人宠爱来解释了。

从1974年到1978年，考古人员发掘了1号大墓和6号大墓，仅这两组墓，就出土文物19000余件，大量孤品珍品，震惊世界。

1975年秋，考古人员先对6号墓实施发掘，从外观看，它比1号墓小一些。遗憾的是，主墓室曾遭严重盗掘，已经一无所有了。

就在人们不再对6号墓抱什么希望时，一个民工在主墓室侧面平台上意外踩空的一脚，竟踩出了一个宝库。

陈应祺回忆说，我们挖到那一层，一个民工一踩，哧溜一声，那只脚就下去了，一个大窟窿，吓他一跳。把他拉起来，旁边围观的老百姓一看说，好大的烟！

其实，窟窿里冒出的不是烟，而是因为墓里与墓外温差大，冒出的热气。考古发掘现场这个民工无意中的一脚，一个在以往考古发掘中，从未见过的墓葬格局出现在考古人员眼前。

在主墓室的两侧，竟然还有两个与主墓室互不相连，用来放置陪葬物品的仓库。

这种超常规的墓室结构设计，被以后的发掘证明，是战国时期中山国王陵墓所独有的。在主墓室东西两侧的宝库中，一次就出土了几百件文物，其中有大量的稀世珍品。最特别的是“山”字形青铜器，最高者143厘米，重50多公斤，一共出土了5件。这种造型特别，气势雄伟的青铜礼器，可列于帐前和帐周围，象征王者权威，为中山国所特有。它是以山为崇拜的古代鲜虞人精神的凝练，是中山国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可看作是中山国的“国徽”。

出土文物中引人注目的还有9件三足铜鼎。汉语中，常用“一言九鼎”来形容地位权威。当时，只有尊贵的周王有资格用九鼎，诸侯只能用七鼎，诸侯以下的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而一般平民则不许用鼎。

在中山国王墓中出现九鼎，不仅说明当时已“礼崩乐坏”，还说明鲜虞人在礼制上已开始效法诸侯强国了。

随后，经过两年多的铺垫，人们期待已久的1号墓的挖掘终于开始了。这个神秘的古墓中会有什么呢？

勘探表明，1号墓在墓室构造上完全接近于6号墓，不同的是在主墓室的东北方向又多了一个宝库。就是说，6号墓有两个宝库，1号墓有3个宝库。

接下来，人们又在高大的封土北侧，发现了一个斜插进墓室的盗洞。

这是一个古老的盗洞。

战国时代晚期的这次盗墓，使1号主墓中最大的椁室里除了几个吊棺用的大铜环和一些文物残片外，几乎一无所有了。盗墓人在洗劫之后，还放火把整个墓室烧得面目全非。

不过，在主墓室一角，还留下了一个稀世珍宝，此刻，它就静静地被压在一块石头下面。

主墓室暂时没大的发现，但在1号墓的宝库中，发现了大量令人瞠目结舌的精美文物。

首先是东边的宝库。

——错银双翼神兽，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风神“飞廉”，它怒目圆睁，张口咆哮，似乎随时都可能腾空跃起。

——错金银青铜四龙四凤方案座，造型以龙凤为主体，4只神龙头颈各自伸向一方，昂首挺立在由四只静卧的小鹿承托的环形圆盘上，整体造型突破了商周以来青铜器动物造型古板的表现手法，是一件极其罕见的艺术瑰宝。

——错金银虎噬鹿屏风底座，一只勇猛威武的老虎正将一只小鹿叼在口中，老虎的勇猛敏捷与小鹿的弱小无助形成鲜明对照，构成大自然中弱肉强食的生动画面。

——十五连盏灯，则堪称是铜灯中的精品。它的整体造型就像是一棵大树，由灯座和七节灯架组成，主干竖立在猛虎托起的灯座上，叉出的“树枝”上托起十五盏错落有致的灯盘。每节树枝均可拆卸，榫口形状各不相同，便于安装。树枝上有游动的夔龙，有鸣叫的小鸟，还有一群顽皮戏耍的小猴，树下还站着两个嬉逗群猴的人。全灯各盏上下错落有致，无一重叠，构思奇特造型新穎。此前战国时期墓葬中也有连枝型铜灯出土，但装饰这么多动物与人物的，凤毛麟角。

东边的宝库清理完成，令人遗憾的是，没有发现有关中山国的文字。

考古人员随后打开东北库，咦？竟是一个空库！奇怪的是，这里既没有被盗掘的痕迹，也没有摆放过器物的痕迹。

最后打开的是西边的宝库，这里却有着更惊人的发现：除了琳琅满目的珍宝，终于看到了文字。

在一件高63厘米、重28公斤的巨大方壶上，四面刻满了450个字的铭文。它告诉后人，这里埋葬着中山国一位最有作为的君王，他的名字叫“ ”。

铭文中还特别记载了征伐燕国的战争。

公元前314年，中山国王“ ”乘燕国被齐国攻打之时，背弃与燕共同称王的盟誓，占领了燕国方圆几百里的疆土。这件巨大的青铜酒器，就是为了纪念讨伐燕国取得胜利特别制造的，而制作这件酒器的材料还是从战败国拿来的，胜利者的骄傲溢于言表。

铭文追述了先祖及先王的业绩，为研究中山世系和中山国的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文中提到，“ ”之前还有文公、武公、桓公、成公四位先王。据考证，此前发掘的6号墓，埋葬的就是中山王世系的第四代君王——成公，1号墓中的“ ”是中山国第五代君王。

从1号墓中也出土了9只铜鼎，比6号墓成公墓出土的九鼎更加精美。其中最大的铁足铜鼎上，刻有469个字的铭文，是迄今出土的战国时代青铜器中字数最多的一件。另一件刻铭青铜圆壶上，也有182个字的铭文。

中山王铁足铜鼎、中山王方壶和中山王圆壶，这三大青铜礼器不仅为研究中山国历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也代表战国时代工艺制作的最高水平，故被合称为“中山三器”。

更加奇特的是，1977年，在发掘中山王墓的过程中，在东、西两库，分别发现了一件扁铜壶和一件圆铜壶，壶口都用铜盖密封，封闭紧密。有工作人员晃了晃，感觉里面有液体，打开那件圆壶后，顿时，一阵酒香飘出。

又一项震惊全国的重大发现问世。

为慎重起见，考古专家们把这两壶酒液送去北京。

1978年10月，北京市发酵工业研究所对壶中的液体进行了鉴定。鉴定结果表明这两种酒不含有酒石酸盐，故不是水果酒，都是用粮食酿造的，非蒸馏酒，只是深埋地下2300多年，尽管密封完好，酒精也已挥发得只剩下万分之零点五。另外还含有乙醇、脂肪、醣等17种成分。此外，还含有铜、铅、锡、银、镁、铝、锰等多种金属离子，这些可能是酒呈绿色的原因。

这两壶出土于中山王墓中的古酒，属世界上第一次发现的最古老的实物酒。它不仅为研究中国酿酒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同时它与盛酒器相结合，还为研究当时的用酒制度提供了宝贵材料。

如今，淡绿色和深绿色的两种酒体封存在河北博物院的库房内。

再回到主墓室。

独一无二的“铜版兆域图”该露面了。

1977年秋，人们在这个巨大的墓坑中做着最后一点清理工作。这时，在墓坑西边的一个角落里，一位工作人员随意挪动一块石头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块扭曲的大铜板。

这块长方形铜板在盗墓人放的那把大火中，被烧得面目全非。清理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这块长96厘米、宽48厘米的铜板表面，是一幅由金银线镶成的图案，旁边还有文字注释。

这是一份王陵建筑的设计图，图中标明的长度，换算成今天的比例尺，为1：500。在“兆域图”上的文字诏令中，中山国王命令大臣严格按规定施工，如果出现质量问题要追究责任。他还说，擅闯王陵者，格杀勿论，罪及子孙。

铜版兆域图的出土，说明战国时期已有专司王陵建设的部门和官员。

中山王陵中，件件器物是珍宝：“中山三器”、中山侯钺、“山”字形器等，为研究中山王世系和中山国的政治、军事及文字书法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错金银龙凤铜方案、十五连盏铜灯、银首人俑铜灯、虎噬鹿屏风座、犀牛器座、双翼神兽以及带有压划纹的磨光黑陶鼎、石制六博棋盘、鹰柱大盆，大量的玉龙、玉虎、玉人等，则以精巧的做工，独特的造型，反映了中山国手工业在铸造冶炼及工艺加工等方面的高超技术。

反观铜版兆域图，这份王陵建筑设计图貌不惊人，意义却不同凡响——它被称为中国第一部建筑规划图，也是迄今为止世界最早的建筑设计平面图。此图在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建筑学等方面具有极重要的研究价值，比国外最早的罗马帝国时代的地图还要早600年。

随着中山王陵的发掘和都城的廓清，千古之谜顿解，绚烂的中山国文化，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1988年，中山古城遗址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编辑：安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