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雪莉

生于斯，长于斯，我的生命和脚下这块土地息息相通，我的思维自然和这个地域的文化紧密链接。通过《故国中山》这样一本历史文化散文集的写作，我的目光层层剥落两千多年的历史茧壳，清晰梳理那些尘封的帛丝，企图触摸历史节点间的逻辑关系；并且，我的脚步也在现实中四处逡巡，试图在现实的地理空间里勾画网络，以便让中山文化的面目更加凸显起来，把存于脑际的“仁厚实在、忠勇稳定、悲歌慷慨”等中山人文精神特质擦亮，为此，我对中山文化做了如下思考：

不能忽略的“一国之文化”

在纷纭瑰丽的春秋战国时代，河北中部存在一个名为中山的国家，它在中国历史上闪烁着璀璨而神秘的光泽。史册有关中山国的记载，首次出现在公元前506年，直至公元前295年赵国灭中山，几乎贯穿整个战国时代。

根据大量的史料记载，战国中山国虽是“千乘之国”，却以“武功”闻达于诸侯，纵横捭阖于燕、赵等大国之间，在鼎盛时代与燕、赵、韩、魏同时称王，史称“五国相王”。中山能与七雄并驱，名垂史册，成为“战国第八雄”。

这个神秘的战国中山国有着灿烂的文化遗存，通过这些文物，人们看到了中山国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并让我们确认这个神秘国家在政治制度上与华夏各国完全一致，在文化特征上遗存着游牧民族和中原民族交融、碰撞的痕迹，渗透着中国北方文化圈古老的韵味。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代是形成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时代，中山国与燕、赵两国一样驰名史册，如同三晋、齐鲁、吴越等文化现象的形成一样，我们河北文化也是由燕、赵、中山这三个“团体国”一起支撑而起，所以，今天研究战国文化，我们绕不开中山国，同样研究和整合河北历史文化精神时，更不能只知燕赵而不提中山。

“完全”的河北文化标签

或许可以这样说，中山文化是一张“完全”的河北地域文化标签。

首先，我们来看中山“之地”。历史上的战国中山地域位于河北中部（今石家庄、保定大部，邢台北部，衡水中西部），冀州之核心，它的疆域时有盈缩，国都从唐县迁定州，再迁灵寿，但却能在这一地域保持相对的中心点，并使其文化持久延传。而燕赵则不同。赵文化的渊源是晋文化，邯郸城则是晋文化蔓延流动而结出的一颗明珠；燕文化一部分属于辽宁，大部分已经归属京津。作为京畿首府之地，其原生态的文化特质必然不能原汁原味地保存更多。

而中山文化特质则可以在一个行政区域的腹心保存“完全”。举一个例子，战国中山国最繁盛时期的国都灵寿，这个战国古城遗址如今还相对完好地保存着。最“完全”的莫过于“灵寿”这个名字。这里盛产灵寿木，三皇五帝时就拿灵寿木做吉杖恩赐大臣，灵寿因木得名，从春秋战国直到今天，两千多年来都一直使用着。

我们再往远古时代回望，中山之地的文化沉积更是厚重。这里有唐尧时代的遗存（在唐县、定州等地）；《尚书·禹贡》中划分九州时，冀州便是九州之首，而中山为冀之核心。到了商代，更是文化活动的主要区域，商王契等几代商王都曾在这一区域定都。当然，这些文化积淀都为中山文化的形成做了坚实的累积。

典型的北方文化圈样本

著名历史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专家李学勤先生曾对春秋战国时代进行了文化分区，分出中原、齐鲁、巴蜀、吴越等文化圈，他把中山列为北方文化圈里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北方文化圈以赵国北部、中山、燕国为主并加上燕以北的方国部族组成，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汇地带，是华夏与北方戎狄等民族交融的主要区域，到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区域又是中国主流的儒家文化和草原文化冲突、叠加的部位，加之北方地域的自然地理环境，所以这个文化圈的文化特质鲜明。有学者用“雄强悲烈”来形容，其特定的地域和历史背景必然产生“秋风瘦马蓟北”的朔方文化面貌，而绝不是“杏花春雨江南”。

在这个文化圈中，战国中山国颇具典型意义。

战国中山国区域恰恰处于这个文化圈的中部，也可以说是核心部位。战国中山国位于太行山东麓的平原地带，是商遗民、晋民和狄民族长期聚集的区域，农耕文明早在此萌芽生长，与游牧文明也在不断冲突、融合。特别是白狄部族发展壮大后，这个具有游牧特点的北方部族在这一带建立了鲜虞国，《史记》等史册记载以及今天的大量考古出土都证明了这个部族的长期存在。在春秋末期，中山国在事实上替代了鲜虞国，后来中山一度为魏所灭，魏用相国李克治理中山，把中原的农耕文化全面加强扩大为主流文化。李克为孔子弟子，是儒家文化的优秀继承者和传播者，所以随之而来，儒家文化逐渐统治了这一区域，到战国中山国的强大时期，中山早已经是钟鸣鼎食、几乎与中原文化面貌无异了。

通过研究中山国历史文化现象，我们无疑能清晰找到民族融合和文化交融的脉络，并且，战国中山国文化艺术特點突出，文物丰富、密集，文化符号鲜明，各处遗址里保存的文化片段完全，中山文化对于观察北方文化圈特点，观察其发展、变化、传承、影响等等都提供了方便的、典型的样本。

河北传统人文精神的代表

中山传统人文精神特质大致有这样三点——仁厚实在、忠勇稳定、悲歌慷慨。

1.首先说“仁厚实在”。这四字包含了仁义、厚道、朴素、实实在在等多重意思，但以“仁”为首，为重，为本。大家知道，“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仁义礼智信”的前提和支柱，在《论语》中“仁”字出现在一百次以上。战国早期，中山曾被魏文侯灭国，文侯尚儒，又派李克治理中山。李克是儒家弟子，曾传《诗经》之学。以仁为本的儒家思想定然在中山国广为传播。史册曾记载中山的相国一次狩猎，放归幼小麑鹿的事情。《战国策》中记载，中山国君行仁义之道，曾亲自救活了两位壮士快要饿死的父亲，父亲后来嘱咐二人，中山国有难时，你们一定拼死力效忠。后来，中山国王在败亡时，果然有“二士”提戈紧随其后，保护中山王。另外，在刘向《说苑》等典籍中有“中山专行仁义，贵儒学”等记载。正是因为儒家思想在这里广泛传播，这一区域才有了汉代大儒董仲舒，走出了宋代儒家集大成的程颢、程颐，才有了后世“中山庙学甲天下”之说。

今天，当我们释读战国“中山三器”上的长篇铭文时，不难读出其中的仁德、宽厚、孝道、慈爱等儒家思想。再者，中山铭文中也有“兼爱非攻”等墨家思想痕迹。另外，《吕氏春秋》中曾提到墨家在中山国的活动情况，其他典籍也曾记载“不教人战”等语。中山国手工业异常发达，而墨家队伍以手工业者居多。那部广为流传的《中山狼传》中，写到墨家弟子东郭先生到中山国求职，或许影射中山国是接纳墨家思想的。中山文化里厚道、朴实、勤俭、实际、兼容并蓄等特点，有儒家思想亦明显包容了墨家思想成分。

儒家主流之仁厚，墨者附和以兼爱，这些思想若落在游牧文化之上，因其不停流动，对其浸染的色泽也许并不浓重；而它们在农耕文明的土壤里，浸透力却极其强大，它们会实实在在累积起来，千百年不会褪色。战国以后的中山之地农耕兴盛，仁厚实在的风尚久远流传。

2.正是有了儒家主流文化在中山地域的广泛影响，我们再谈“忠勇稳定”时，也就有了根基。可以说忠勇稳定和仁厚实在紧密关联，有了儒家的“仁人”，自然就产生“志士”，忠勇稳定里包含忠诚、勇敢、稳健、淡定等人文精神，正是儒家君子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

我们举出几个中山人物，他们皆有忠勇稳定这一文化品格。比如战国时代的乐毅。乐毅忠诚于燕昭王，勇于进取，连下齐国七十城，建功立业，并且能带出一支稳健、仁义的队伍，即使在后来被燕惠王褫职，投奔赵国，但依然淡定从容，保持君子风度，不去洗雪冤情，不出“恶声”。再如赵云，一个勇冠三军的常胜将军，性格坚毅、稳定，终身保持的君子操守，与关羽、张飞性格缺点相比，他自然显现善始善终的完美。宋代的开国元勋曹彬也是一样，他征西蜀灭南唐，不骄不躁，温敛恭良立于朝堂，淡泊名利，能够保全自己。再去想蔺相如、董仲舒、赵佗、魏征等等，这些人无论乱世为将，盛世做官，其稳定性都非常好，既像太行山，又像大平原，既能功勋卓著，又能稳稳当当，似乎总是踱着方步终老人生。他们“忠勇”却绝不“尖辣”，“稳定”却不“迟滞”。他们善于做忠臣良将，甘于当“二把手”，能够团结协作、顾全大局。

若说个人如此，组成团队也有这样的特点，比如抗日战争年代三五九旅的“平山团”，能打仗，能吃苦，能当战地先锋，也能做南泥湾的垦荒模范，能做勇士更能做忠诚的守卫。

所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忠勇稳定在和平年代固然需要，在动荡的乱世则异常重要。中山之地多征战，存在这忠勇浩然之地气，涌现出“守中取正”之君子，对这一方水土意义非凡。

总结这些中山人文特质，去和其他区域比较，你会发现：比之彪悍豪爽不如草原，比之精明能干不如三晋，似乎中原人更狡黠，似乎齐鲁人更侠义，楚地奇崛多才，吴越聪慧温婉，忠勇稳定也许是中山区域相对突出的部分。

3.在中山北地，仁厚的土壤上长着“悲歌慷慨”的大树，并且与燕赵文化连片成林，形成河北文化的“基因”和“底色”。

悲歌慷慨是燕赵传统文化中最为浓烈的气韵，而这四个字首出中山。《吕氏春秋》记载，中山早期的一位君王统治时期，晋太史屠黍曾对周威公说：“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依，固无休息，康乐歌谣好悲，其主弗知恶，此亡国之风也。”他们在议论中山国的风俗。《史记·货殖列传》中这样描述中山一带的风俗：中山地薄人众，有大量商纣王朝沙丘的“殷地余民”，丈夫“好气任侠，相聚游戏，悲歌慷慨”。

前面提到，中山之地是游牧和农耕的交汇处，是狄民族聚集的地区，骁勇善战、及时行乐等是游牧特点，加之颇有“失落感”的殷商遗民，自然容易形成悲歌慷慨的风俗。当然，经过儒家文化的统治和广泛渗透，这样的底色在平时并不鲜明。但是，在战争、动荡、危难的环境中，悲歌慷慨的基因凸显。

比如战国时期，中山国虽然“地薄人众”，周围强敌环伺，却能“错处六国之间，纵横捭阖，交相控引，争衡天下”，以千乘之国，力敌燕赵两个万乘大国，必然上演悲歌慷慨之剧目，以雄强、激烈、悲壮、坚韧为依托。《吕氏春秋·贵卒篇》中专门记述了中山国和赵国一次战争的经过，描述中山一位将士“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以车投车，以人投人”，直到悲壮战死疆场。

中山之地自古是战略要冲，征战不断。诸侯争霸、朝代更迭，从春秋战国直到抗日战争，有人统计，有历史记载的战争达400次之多，“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歌不知唱过多少次。中山人似乎习惯了这音调，不时经历战争的磨砺，变得坚韧、顽强、无畏。比如晋时的刘琨，留下了“闻鸡起舞”“枕戈待旦”等典故，能奋发图强、立志报国。

在抗日战争中，中山之地成为著名的抗日根据地，悲歌慷慨的精神风骨更加鲜明地体现，无论男女老幼，他们基因里的底色变得浓烈，狼牙山五壮士悲壮感人，连“放牛的孩子王二小”都像荆轲，以幼小的身躯拨动民族救亡的大弦。那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山与燕赵一起再譜爱国主义的华章。

中山文化艺术新奇厚丰

若说楚文化“惊采绝艳”（刘勰的《文心雕龙》语），中山文化则是“新奇厚丰”。

众所周知，中山文化发展形成于战国时期，恰好是郭沫若为中国青铜艺术分期的“新式期”，通过中山青铜文物可以定论，中山艺术属于这一时期的“精进式”的代表。新式期的文化艺术是战国时期的“先进文化”，是有别于原始艺术的全新艺术，其审美的趣味、观念、标准和理想都有了新的变化。应该说，中山文化艺术的新鲜气息，表现在从形式上摆脱了宗教对艺术的控制，进入了人世间的现实生活，是对人类情感和想象力的一大解放。郭沫若曾说到新式期的青铜物上的文字“均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我们去看中山国青铜器的铭文，已经不单单是“文字”了，其线条和构图具有了“有意味的形式”，文字本身已经成为艺术，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它正是中国书法艺术的萌芽。

再比如中山铜豆上宴乐、狩猎、采桑的刻画，那些线条表现了活泼生动的人间景象，已经不是仅仅为了装饰了，是中山人进行的“主题绘画”创作，这是后世壁画的前奏。而中山贵族墓出土的石板棋盘上，那完美浮雕创作则更接近了汉代画像砖。新鲜的艺术表现形式在中山文化里蔚为大观。

中山文化里的“奇”，也一样引人注目。战国中山国本身就很神秘、神奇，是一朵战国奇葩，有着传奇人物和传奇故事。当年，郭沫若先生就对这个神奇的艺术之国很着迷。这些文物个个都是“奇构”——四龙四凤方案、十五连盏灯、虎噬鹿屏风座精巧奇异；双翼神兽更是奇思妙想，让憨态可掬的兽生出飞翔的翅膀；还有奇特的“山”字形礼器、山峰形“瓦钉饰”等等；最令人惊奇的是竟然能把美酒保存两千三百多年，制造了世界第一“陈酿”。

“厚丰”自不必说，中山古地埋藏丰厚，出土自然丰厚。灵寿城遗址一个居住遗址文化层就达4米厚，一个王墓出土两万多件文物，一个地窖里出土1000多斤钱币，不能说不丰厚。再如战国文字，《战国策》《史记》中涉及中山国的文字皆为三千字左右，《左传》仅有440字，其他多部典籍不过千八百字，而中山王墓一下子就冒出来有两千多字，比《说文》中记载的战国文字还要多，并且有149字是未见记载的。这些都为我国古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

在中山地域内，近些年发现的战汉文化遗址比比皆是，柏人城、东垣城、中人城等城市密布，墓葬连绵不绝。古老的中山国，仁厚实在的土地上盛开着新奇花朵；地薄人众，名不见经传，却有着丰厚的文化富矿，让人不可思议。

弘扬中山文化的现实意义

对于一个民族，没有传统文化就如同一个人没有灵魂，便找不到历史的参照系，找不到现实的精神支点。而传统的历史文化，既是人类总结昨天的记录，又是人类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向导，所以，学习、研究和传承历史文化对于现实社会的发展具有很大价值。

同样，对于一个地域、一方水土，若这里少了自己的地域文化特色，便少了吸引人的魅力。所以中山文化对于石家庄、保定等古中山区域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通过今天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山文化散射出璀璨的亮色，这些亮色可以帮助我们构建更为强健的文化自信，激发起更多的文化自豪感，培育起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继而振奋精神，凝聚力量，提高创造力，为这些区域的发展加速度。

再者，就是我们自己要增强文化自信心，要放大自己的文化亮点，不能总是忽视自己的独特风格。就像河北人，虽然我们没有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没有成为“东方的犹太人”，但是当“大哥”，坚守家园，卫戍京畿，保护“心脏”，也功不可没，我们的“仁厚”和“稳定”也一样闪烁人性美的光辉，何况我们还能奏响悲歌慷慨的黄钟大吕。

用文学拥抱中山文化

在故乡，踢着历史的瓦片长大后开始写散文，内容无外乎村庄小溪的景象，姥姥舅舅的亲情，那时我并不了解这块土地，没有找到埋藏的历史文化“珠宝”。后来，我来到城市。一次次从博物馆广场走过，一次次看到馆门前出土于故乡的“双翼神兽”，但是我在写这本《故国中山》之前，从来没有“思考”，更没有过什么“非分之想”。我迷失在故乡里，竟然对她一无所知！正如《中庸》上说：“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吃了多年家乡饭，没有机会好好嗅闻这块土地里的味道。

记得在1999年，市文联提倡读书，我埋头阅读《资治通鉴》。发现这本遥远的大书里，竟然记载中山国国都灵寿，惊讶之余，开始留心。

记得儿时，在故乡灵寿的村庄，常常见乡亲挖出许多坛坛罐罐，一看不能盛粮装面，就敲碎，弃之。什么春秋、战国，什么陶豆、陶鼎、陶甑，他们没有概念。大约七八岁时，我不记得何时、在何地捡到一个“物件儿”， 环状，内壁有棱，乳白色，半透明，像玻璃，是手镯？太小，是耳环？太大。去问奶奶，奶奶储藏过太奶奶出嫁时镶着玉片的凤冠霞帔，奶奶的抽屉里有大堆生着锈的银首饰，能给我讲清楚那个沉甸甸的“压鬓花”的戴法儿，但对这个物件儿却捉摸不透。幸好我似乎收到祖先发出的微弱“密电码”，莫名地一直保存着。数次搬家，它都和金银细软放在一起。

在阅读《资治通鉴》不久之后，偶然间，我翻开省图书馆的战国中山国文物图集，非常吃惊，继而飞奔回家，找出那个物件儿比对，原来是一只战国玛瑙环！拿尺子量了量，竟然和中山王墓出土的其中一种分毫不差……

从此，我可以说是“壮怀激烈”地扛起“锄头”去挖掘，去写作，落笔之“实”，情感之“挚”，是我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的。我欣欣然投身笔耕，恍然发现，对于中山历史文化的创作园地，竟然是一块空白。我该写些什么呢？怎样写呢？怎样结构成书呢？我也茫然。但我知道《史记》许多篇章就可以称为历史文化散文，颇具文学价值，史学家用历史拥抱文学；而文化前辈郭沫若、翦伯赞等人，用文学去关注历史，写下了优秀的历史文化散文。我也蹒跚学步，跟踩着那些模糊的脚印去探索，对于我来说是全新的创作尝试。

投身于历史文化散文的作家王充闾曾这样形象地说：“作家是一只脚站在往事如烟的历史埃尘上，另一只脚又牢牢地立足于现在而与历史交谈。在这种对话中，过去不再是一去不复返的僵死材料，而是活生生的现在，它通过作家的叙述，重新恢复了生机……这里应该体现出作家对史学视野的重新厘定，对历史的创造性思考与沟通，从而为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现实生活提供一种丰富的精神滋养和科学的价值参照……”是的，我且不管什么技法，什么修辭，我只知道投入情感去描摹中山的文物、人物、风物，用翔实的资料去构建历史，用渴望的心灵去穿越历史，从而抵达自己喜爱的历史文化家园。但是，我的写作目的非常明确，我想解读古老的中山，缩短历史和我们的距离，让璀璨辉煌的中山文化光焰照亮我们，让我们在崇敬历史，感受传统文化滋养的同时，使得更多的人脚踏这片黄土时，心生微澜。

也许我的身体里遗传一些历史文化的基因，我对历史的喜爱从小就有，何况这次是找寻自己故乡历史文化的密码！所以我把兴致转变成理所当然的责任，一种文化人应该担当的责任。还有报答。对于故乡的报答有时候和报答母亲是一样的，热爱便是最好的报答。我要用自己的爱去链接更多人的喜爱、敬爱。恩格斯曾说，“爱国主义是以爱家乡为基础的”，我们每个人都爱家乡，爱家乡的历史和文化，爱家乡的人物和风景，并且我们拿出去交换这些爱，那么祖国大地到处盛开爱的花朵，芬芳、美丽、文明、和谐。

正是这样的真情与热爱，使得这次散文之旅变得非常有意义，有价值。我的心灵得到传统文化的滋养，变得宽宏、博大、深厚，又总在萌生着更多的动力。这对于我后来的写作有很大的帮助，我找到了自己的一片“自留地”，并使我写作的层面叠高了很多。

完成了《故国中山》后，认真思考了古中山国地域的文化精神特质，总结了12个字：“仁厚实在，忠勇稳定，悲歌慷慨。”前些年，周边省份《闯关东》《走西口》《中原突围》等剧的上映，给我们很大的文化压力，我们也积极寻找自己的文化亮点。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一遍遍梳理两千年历史，试图找到地域文化精神的“形象代言人”。

我想到乐毅、赵子龙、曹彬、刘琨、魏征……搜寻几十天之后，一个名字跳跃眼前——平山团！这个纯粹的农家子弟兵团队，抗战八年战功赫赫，被聂荣臻嘉奖为“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让“子弟兵”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别称；苦耕南泥湾创造出“陕北好江南”的农垦奇迹，是“模范中的模范”；南征北返历尽千难万险，跋涉两万七千里，创造了“第二次长征”；解放战争中，保卫延安，参加了“三战三捷”等重大战役，最后进军新疆，平叛剿匪，屯垦在最艰苦的西部边陲。可以说，正是英雄平山儿女让新中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落脚西柏坡成为必然（平山团集合出发的洪子店镇，距离西柏坡仅仅5公里）；正是它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取得民族独立和全国解放中所走过艰苦卓绝的光辉历程，这里必然蕴含了中华民族伟大而永恒的精神品质，也一定闪现出我们地域可贵而独特的精神风貌！

历时五年，完成了55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寻找平山团》。该书在抗战70周年庆典前夕，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发行之后，受到全国广大读者和专家的关注和喜欢，获得了徐迟报告文学奖、孙犁文学奖等奖项，被改编成长篇广播剧、电视连续剧等，让中山文化精神魅力向外界持续散发着光芒。

在传统文化回归的今天，我们以更大的热忱拥抱中山文化，未来，无论是学术研究，抑或是文学艺术，都将会越走越远，愈深愈宽。

编辑：安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