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聊斋志异》一书在中国文学史上声名赫赫，常被论者誉为古代文言小说的顶峰之作。清代中叶的学者纪昀曾云：“《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又说：“今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 ① 上述内容尽管出自其学生盛时彦的转述，但大抵可代表纪昀的真实态度则可以肯定。古代小说史研究者针对清人的这一番评论虽见仁见智，各抒己见，但大都认为蒲松龄的“才子之笔”为文学创作的不二法门，并非与“著书者之笔”构成二元对立的态势。鲁迅所谓“用传奇法，而以志怪” [1]179，如此评价《聊斋志异》，言简意赅地指出蒲松龄的文字特色，每为论者所喜引用。同是文言书写，何以《聊斋志异》能独树一帜，具有“空前绝后”的轰动效应？一言以蔽之，蒲松龄的小说写作并非一过性的。

《聊斋志异》的小说框架大约在作者四十岁左右即已成型，此后对自己钟爱的小说作品不断加工修订，持续了将近三十年的漫长岁月。主观的不断努力而外，坐馆蒙学的寂寞与毕家丰富的藏书，也是蒲松龄小说修订能够成功的重要客观条件。纪昀撰写《阅微草堂笔记》，兴之所至，意到笔随，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笔记”，绝没有反复锤炼修改的意愿，与《聊斋志异》的写作方法判然有别。后人若贸然比较两者的不同，就如同评价苹果与香蕉的口味，因每个人各有所嗜，是很难准确说出子午卯酉的。以此而论，所谓“才子之笔”与“著书者之笔”的争议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