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泽洋

摘要： 红帮裁缝在中国近现代服装史上做出过杰出贡献，是推动旗装向旗袍变革的主力军。文章基于民国时期影响较大的两本杂志——《玲珑》与《良友》相关内容考察，从红帮裁缝与旗袍变革的表征、人口流动方向、技术运用等角度，对其原因进行分析，研究认为：以鸿翔时装公司为代表的红帮裁缝，在掌握西式裁剪技术的同时，使用先进机械，把握市场走向，推出款式新颖、价格低廉的新式旗袍得到市场认可，并经过自身发展，最终影响数亿中国人穿衣習惯，成为颠覆中国服装旧制的主力军，不仅在这场变革中给中国带来了新式“西服”，更是成就自己在服装界的领导地位。

关键词： 红帮裁缝;旗袍变革;民国时期;鸿翔时装公司;良友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ng Bang tailors and the change of cheongsam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NG Zey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 In China history of modern clothing， Hong Bang tailors have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and they are the main force to drive the change from womens dress of the Man nationality to cheongsam.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ontents of two magazines with great influenc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ng long” and “The Young Compan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from the following perspectives： characterization of Hong Bang tailors and cheongsam change， the direction of population movement and technology application. It is believed that， Hong Xiang Fashion Company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Hong Bang tailors， not only mastered the western style cutting techniques， but also used the advanced machinery， grasped the market trend， and launched fashionable and inexpensive new style cheongsam products which were accepted by the market. By their own development， Hong Bang tailors， ultimately， affected dress habits of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Chinese people， and became the main force to subvert the old Chinese clothing system. They not only brought new “suit” to Chinese people， but also acquired their leadership in the apparel industry.

Key words： Hong Bang tailors; cheongsam change; the Republic of China; Hong Xiang Fashion Company; The Young Companion

“旗袍”即旗人之袍，《辞海》中有关于旗袍的注解：“旗袍，原为清朝满族妇女所穿用的一种服装，两边不开衩，袖长八寸至一尺，衣服的边缘绣有彩绣。”[1]红帮裁缝是指从事引进、制作西式服装，进而创发、制作现代服装的裁缝，而他们大多来源于浙江宁波地区。很多学者认为红帮裁缝与旗袍变革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但目前对红帮裁缝与旗袍变革关系的研究，大多在服饰、服制的视域下对其进行审视[2 5]，且对影响旗袍变革因素的分析也不够充分。虽然有的学者认为红帮裁缝在女装界的代表——上海南京路著名时装公司鸿翔，对旗袍变革有显著影响[6 8]，但大多从思想、政治等外部环境进行剖析[9 10]，缺乏一个内外因共同作用的分析过程。本文首先，从红帮裁缝与旗袍变革关系的表征入手，分析以“鸿翔”为代表的红帮裁缝通过怎样的途径与旗袍变革之间形成相互联系，认为 “鸿翔”是通过明星效应来推动旗袍从宽松到合体的变革，而旗袍变革之后又通过明星效应促进“鸿翔”的发展，最终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其次，从内外因两方面对其进行论述，从技术、器械、人口等角度做一些有益的探索，认为红帮裁缝在掌握西式裁剪技术之后，借助先进的缝纫设备提高了旗袍的生产效率，打破了限制旗袍流行的壁垒，为旗袍流行和推广奠定基础。本文旨在还原红帮裁缝与旗袍变革的表征与成功推动旗袍变革的因素，并为其他学者提供借鉴和帮助。

1 红帮裁缝与旗袍变革关系的表征

笔者认为，在女装界以“鸿翔”为代表的红帮裁缝与旗袍变革形成的互动关系是建立在明星效应的基础上，红帮裁缝通过明星效应潜移默化间推动旗袍变革，而变革的旗袍款式被明星宣传，得到大众认可又反过来提高红帮裁缝地位。

1.1 红帮裁缝通过明星推动旗袍变革

“鸿翔”与当时明星间有着深刻的渊源[11]，而借助明星效应，对妇女在选择时装时产生一定影响，间接地推动了旗袍从宽松到合体的变革。同时笔者通过调查两本反映当时人们穿衣状态和变化的杂志——《玲珑》与《良友》，并从时间顺序对其进行研究，如图1—图3所示。图1中旗袍来源于1926年第4期《良友》，著名影星杨爱立身着一款长袖深色旗袍站在桌前，从图1可以看出，虽然这款旗袍整体造型偏宽松，但又与旗装不全相同。這种特点主要体现在长度变短、下摆围变大、袖长至腕上、长度约七寸（22 cm）、袖口呈喇叭形，是20世纪20年代典型的倒大袖款式，虽依旧宽松，但保守性已经开始瓦解。图2是1935年“鸿翔”为胡蝶参加莫斯科电影文化节准备的素色带花旗袍（来源于《良友》第105期）。这件旗袍的特点是短袖，长度大约在小腿的位置，胸围与腰围差加大，已经开始表现女性丰满的胸部和纤细的腰肢。另外在结构方面这件旗袍侧缝线向内收紧，胸下无明显的省道痕迹，显然侧缝线承担了类似于省的作用。因此旗袍整体感觉自然流畅，过渡平缓。图3所示的旗袍来源于第149期的《良友》，展示的是1939年李霞卿（图3左侧）与桃乐珊拉摩（图3右侧）在拍摄 “路不通行”时留下的合照。从图3中可以看出桃乐珊拉摩穿着的是一款短袖棉缎旗袍，从侧面看这款旗袍的特点是短袖，在膝盖处开衩，从腰部形态可以说明此款旗袍延续了前期收腰、显胸、凸臀的西式裁剪概念。

从图1—图3可以看出，当时旗袍细节的变化趋势大体表现为：20世纪20年代初具反叛和时尚色彩，此时宽大直平、不显身材的样式已不再流行，内穿长裤开始被西式丝袜与内裤所替代，面料轻薄的织物也开始在旗袍上出现;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旗袍在改良中走向流行的顶点，此时立领、盘扣、开衩、合体、窄袖成为旗袍标志性特点，而此后的旗袍都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小范围的变动再也无法超出这个范式[12];而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旗袍在乱世中变得含蓄，而这种含蓄的美无论是从视觉上还是心理上都胜过浓妆艳抹或者袒胸露乳带来的视觉冲击，这种融合西方窄衣文化的旗袍在形式上获得发展和延续，特别是在当时的上海，任何一种服饰“煽动一下翅膀”都能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一场龙卷风”[13]。

1.2 “鸿翔”通过旗袍与明星产生良性互动促进自身发展

明星通过穿着“鸿翔”设计、制作的旗袍出席公共场合受到大众关注，潜移默化间提高了红帮裁缝在女装界的地位。如1934年11月，“鸿翔”邀请文艺界名流到南京西路的大华酒店观看服装表演，著名电影明星胡蝶、阮玲玉、徐来均应邀参加，轰动一时，“鸿翔”借此名声大噪走入大众视野;同年“鸿翔”又在百乐门组织“扶医济贫”慈善时装表演，电影明星胡蝶、严月娴、顾兰君、叶秋心、徐琴芳等明星均到场穿着“鸿翔”的旗袍、时装登台表演，不仅获得观众对服装的一片好评，更是为企业塑造了良好形象;而1935年胡蝶结婚时穿着金鸿翔赠送的“百蝶裙”出现在公众眼前时，“鸿翔”与胡蝶一样受到了无数人的追捧，一举成为上海特色时装店[14]。 而“鸿翔”服装公司的地址变化与面积扩张也从侧面印证出，20世纪上半叶“鸿翔”与明星之间建立的纽带关系为公司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如表1所示[15]。

由表1看出，从20世纪初，“鸿翔”创始人金鸿翔学成归国在上海静安寺路开办属于自己的行号开始，“鸿翔”就以制作精良、价格亲民、款式新颖的时装为广大群众所认可;经过10年的经营“鸿翔”已经逐渐成为上海地区小有名气的服装店，店面已扩大至原来的一倍，期间老板金鸿翔广交明星、名媛等公众人物，甚至是达成口头约定，只要在公开场合赞扬“鸿翔”旗袍，购买时可以享受一定的优惠，这种优惠策略一定程度上为“鸿翔”后续良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到了20世纪30年代，“鸿翔”已经在上海女装界撑起半边天，不仅成为首家在上海南京路开分店的时装公司，更是凭借蝴蝶、徐来、宣景琳等著名电影明星穿着“鸿翔”旗袍时的“明星效应”被更多的人所熟知，成为社会上层女士争相购买的对象，为自己的鼎盛期埋下伏笔;20世纪30年代末，“鸿翔”时装公司已经达到可以影响时尚潮流的地步，大街上穿着旗袍的女式，都以露出领子处用丝线绣的“鸿翔”标识为时尚，旗袍的流行和对“鸿翔”品牌的认可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2 红帮裁缝成功推动旗袍变革的因素分析

竞争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积极的应对反而会迸发出意想不到的效果。而在旗袍领域红帮裁缝面对着中式裁缝与其他西式裁缝的竞争，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利用自身掌握的西式裁剪技术在同本帮裁缝的竞争中确立优势，利用红帮裁缝人数优势和原始积累面对其他西式裁缝也可以处于有利地位。而推陈出新创造海派旗袍，并结合明星效应和先进裁剪设备最终确立红帮裁缝成为成功经营的典范，并使“鸿翔”成为亚洲时装流行的风向标，稳固了红帮裁缝在服装界长盛不衰的地位。

2.1 大批红帮裁缝聚集上海竞争激烈是旗袍变革的前提条件

红帮裁缝在上海生存发展不仅需要面对来自上海本地裁缝的竞争，还需要面对来自其他地区掌握西式裁剪技术裁缝的竞争，而红帮裁缝面对竞争的核心动力却是因为家乡宁波恶劣的生存环境。据清代《宁波府志：卷六·风俗》记载“日以开辟为事”，但土地仍然“半不足供”，因此继续留在宁波已经无法生存;而根据《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报告总册》统计，1852年宁波移居上海至少有6万人、20世纪初期这个数据则达到了30万人、而1948年上海总人口498万，宁波人100万，随后出现的大批“拎包裁缝”则说明迁徙到上海以后职业门槛较低，裁缝是宁波人主要从事的职业[16]。面对上海作为中国时尚之都，新潮早已在他们心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因此红帮裁缝做的西式旗袍显然比上海本地裁缝做平面服装更具吸引力。首先，从20世纪20—60年代发行的良友画报来看，无论是战乱还是和平，上海女性对于穿着的追求一直处于孜孜不倦的状态;其次，良友画报描绘的摩登女郎形象一直都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欧美时尚对中国服装的影响，也证明了上海女性对新兴事物具有较好的接受度。因此，面对制作宽衣平面的中式本地裁缝，红帮裁缝制作的收身立体服装更符合大众审美。面对同样使用西式裁剪技术裁缝的竞争，红帮裁缝凭借景气的经营和大批的从业人口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根据1919年在上海成立的南京路商业联合会成员统计，联合会历届7任会长均为浙江人，而宁波籍的就有5人（王才运、邬挺生、方椒伯、余华龙、王廉方）[17]，由此可见红帮裁缝在行业联合会中占有绝对多数。根据1925年6月南京路商联会为“五卅惨案”事件而捐助5 982块大洋，达到各个行会之首[18]。根据档案记载，民国时期上海有超过两百家服装企业，但注册金额超过千万的只有15家公司，如表2所示[19]。可以看出，以红帮裁缝为主导的南京路商业联合会经济实力最为雄厚、经营最为景气。

由表2可知，当时超千万的15家公司中有11家在南京路，可以证明：1）南京路是当时上海较为繁华的地段，出售的服装大多为“洋服”，且在此处经营的公司都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2）此处出售的商品必定属于高档服装，因此证明服装公司对质量具有较好的把控;3）此处必定竞争激烈，因为面对高昂租金和成本，要在顾客数量和消费能力相当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完善服务、推出新产品、得到市场认可，才能维持自身的经营并盈利。以上可以证明，正是这种激烈竞争迫使红帮裁缝提高产品质量、推出新品、迎合市场不断的发展巩固自身经济实力和领导地位，为日后的旗袍变革奠定了基础。

2.2 西式裁剪和先进器械是红帮裁缝推动旗袍变革的技术基础

每一项技术的推广都需要物质性的器械和非物质性的理念、工艺相互作用，共同组成技术基础。红帮裁缝运用先进的缝份设备提高旗袍的生产效率，扫清了影响旗袍流行的障碍;而西式裁剪的灵活运用创造出经典旗袍款式——海派旗袍并获得广大女性的青睐，更加稳固了红帮裁缝在服装界的地位。

2.2.1 海派旗袍是红帮裁缝运用西式立体裁剪在女装上改良的代表

红帮裁缝掌握并灵活运用西式裁剪工艺主要表现为推陈出新创造出经典款式——海派旗袍，并借此在女装界树立领导地位。而所谓海派旗袍是指民国时期红帮裁缝结合西式立体裁剪技术和观念作用到传统旗袍上产生的新型旗袍款式[20]。与传统旗袍相比，海派旗袍特点主要体现在侧缝线形态由直线型向符合人体曲线的“S”型转变，而导致这种变化的根本在于红帮裁缝秉承西式裁剪表现胸围与腰围差、腰围与臀围差的理念。笔者以存放于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的两件实物为样本，以1926—1939年出版的《良友》为参考对海派旗袍结构进行分析，力求从根本上论证海派旗袍运用西式裁剪理念的依据，如图4、图5所示。

由图4可以看出，古典旗袍侧边从腋窝至下摆成一条直线，衣身前片无明显省道存在，交领处也无胸凸省转移的痕迹。因此可以想象这种旗袍上身之后不仅无修饰身材作用，而且会将人体胸部以下区域包裹起来形成平面化视觉效果。其实从结构图也可以看出这是中式服装典型的“十字平面裁剪手段”，衣身与袖子连接在一起，衣物下摆呈梯形，袖子显得十分臃肿宽大。而图5反映的则是民国时期海派旗袍样式，从实物图上看此款旗袍下摆已经拜托梯形结构束缚呈现出近似“H”型的新样式。而衣身与袖子分离的这种处理手段很好解决了臂根处淤积的褶皱，使得海派旗袍在袖子上实现合体，同时配上由于收“侧省”形成的“S”型曲线使海派旗袍，无论是在胸部的表现、腰部的收紧还是臀围凸出都与古典旗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根据1926—1939年出版的《良友》可以看出，期间旗袍样式的变化趋势，以此印证从古典旗袍至海派旗袍在细节上发生的变化，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20世纪中叶旗袍款式不断经历变革，无论是从袖子的长短、肥瘦到开衩位置高低，还是裙摆从梯形逐渐演化到“H”型、“X”型，都在表明女性纤细修长的大腿与隆起的胸部在“海派旗袍”的装点下焕发新的活力，而这也正说明20世纪中期“海派旗袍”在造型上的确是运用了西式裁剪的收腰，表现胸、臀形态的裁剪理念。

综上笔者认为，无论是从红帮的经营状况[19]、红帮在上海服装界的影响力[21]、还是红帮重视研发[8]等角度都可以说明，代表20世纪中叶的女装经典样式之一的“海派旗袍”是红帮裁缝擅于经营、灵活运用西式裁剪理念将衣身与袖子的分离使得袖子从宽松到合体;侧缝线由直线型到“S”型的转变使得女性第二性特征得以体现的结果，这对“宽衣”文化影响下的中国人来说可谓是革命性的进步，而这种立体造型、突出人体理念正是西式裁剪的核心思想。

2.2.2 缝纫机的使用为旗袍流行扫清基础阻碍

无论任何时期的何种服装要想实现真正的流行就必须在保证数量的基础之上进行，旗袍也不例外。虽然晚清时期中国就已经使用手摇式缝纫机来缝制服装，但是传统旗袍却依旧无法流行，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镶、嵌、滚、绣等制作工艺过于复杂，而传统手摇式缝纫机的链式线迹无法满足其制作和外观要求;其次，传统旗袍更倾向选用上等的绫罗锦缎，昂贵的成本加上复杂的工艺使得传统旗袍成为少数贵族和地主的专属;最后，由于中国封建的户籍制度，规定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不能拥有穿着旗袍的权利。

而随着“易服制”的推行，旗袍走下神坛成为压抑已久的闺秀、名媛、妇女外出交际的首选服装。尼龙化纤等新颖面料大量充斥在上海街头，其中物美价廉的“人造丝”直接威胁到了中国本土的丝绸产业，而手感柔软，细腻平滑，色彩鲜艳的西方棉布冲击着本土棉布的销售市场。20世纪前中期的这些变化从基础上打破了阻碍旗袍流行的壁垒，思想的解放使得穿着旗袍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洋布”丰富的种类和低廉的价格极大地降低了旗袍的制作成本，不仅为旗袍的流行提供了原料保障，也为将穿着旗袍的人群扩大到中下层的普通妇女。20世纪20年代上海引进的“胜家”缝纫机则是推动旗袍在整个社会阶层的流行迈出最重要的一步[22]，不仅是因为缝纫机极大地加快了从面料到成衣的过程，更重要的是缝纫机改变了裁缝拎包上门的服务模式，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前店后厂经营方式。可以说以缝纫机为代表的一系列现代化裁剪缝纫设备的出现，标志着服装从业者告别了一针一线的重工劳动向流水线生产模式转变。缝纫机的批量生产催生出大量的服装企业，据统计20世纪40年代，全国共有西装店一千余家，而上海地区的襯衫厂就达到四五十家[23]，其中也不乏大型服装企业，比如女装领域的鸿翔、西服领域的培罗蒙等。

综上笔者认为，缝纫机等现代化缝纫设备对于旗袍流行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当思想的禁锢被打破之后，简化的工艺搭配上西式裁剪和新颖的“洋布”使得旗袍备受好评;结合缝纫机的高效生产，最终将旗袍一步一步推向流行，而技术的灵活运用和大量人才的聚集又反过来影响旗袍的再发展，最终共同作用形成一个有机系统，推动旗袍不断发展。

3 结 语

本文从红帮裁缝与旗袍流行的表征入手找出明星对两者建立关系的重要作用，随后对红帮裁缝成功推动旗袍变革的因素进行分析，指出由物质性技术因素——器械和非物质性技术因素——理念、工艺组成的技术基础与激烈竞争在这场变革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本文旨在通过红帮裁缝这个实例研究提出一种服装流派—服装变革的研究模型，也为现今的服装从业者开拓属于自己的事业提供参考，同时为其他学者研究流派—变革之间关系时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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